国家兴亡百姓皆苦？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出自元朝张养浩的《山坡羊·潼关怀古》。这是一首怀古伤今、悲悯百姓的传世之作。

对此，我起初很直观的理解是，无论国家兴盛灭亡，百姓都是苦不堪言，比如秦乱、宋亡，比如隋唐、三国，比如晚清、民国。纵观历史，无论改朝战乱，还是一统盛世，要打仗，要修长城，凿运河，要逃乱，抓壮丁，至于百姓，皆为苦难徭役，不堪重负。即便是新中国改革时期，农民还有“三提五统”，还有水利工、义务工，而工人也有下岗，有失业。及至和谐盛世，仍有大学生就业难，农民工返乡，仍要面临收入减少，CPI上涨，面临“楼市暴政”，生存压力。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不管封建王朝如何更迭，在他们的争城夺地的战争中蒙受灾难的，还是那些无辜的老百姓。战乱祸起，百姓遭殃，自不待言。那么，盛世之秋，和谐社会，总该有百姓安适的生活图景吧，然而，我所看到的和所经历的，仍有愁苦、郁闷，压抑在胸。

作为百姓，犹大厦之基，如财富之源，国家兴亡，离不开老百姓。百姓创造财富，理应分享财富蛋糕。然而，百姓还没来不及分享改革开放成果和红利，很快又要承受金融危机下的压力和付出。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农民贡献了“剪刀差”；在企业改制、身份置换过程中，工人“下岗”了；在股市、楼市的泡沫经济中，大多百姓被“套牢”，成了“房奴”。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我从中看到的不仅是百姓的辛酸和苦难，同时从凄苦中看到百姓的期望，在兴衰灭亡中，老百姓对社会安定、生活安逸的一个预期，一种诉求。无论改朝换代，无论民国共产，无论姓“资”姓“社”，百姓都希望通过变革，甚至通过动荡，让老百姓有一个更加适合经济社会发展的制度和环境，使这个制度更合理、公平，使这个环境更安全、舒适，更有自信和尊严。

当老百姓从战乱中苟延残喘过来，看到一片焦土，一片废墟，对共产党执政的新中国充满了期待，老百姓开始重建家园，播种希望。从分田地，到大跃进，搞社会主义大集体，实行国家垄断的计划经济体制，工人、农民都平等地、有计划地获得分配，并憧憬着共产主义的大同社会。

当老百姓看到那样颠扑不破的计划经济分配体制一旦被打破，内心的彷徨和苦闷很快随着“大包干”和“身份买断”而转变过来。这时候，我们看到代表两个不同体制的经济体在同时运行——“国有”和“民营”。曾经被千万个工人所捍卫的国有资产几乎在一夜之间改制成了民营经济，这时候的百姓们内心很苦闷，他们担心一旦“民营”后百姓的利益不可能通过私人老板得到保障，而“国有”部分产业也不会给“买断身份”的百姓以直接利益保障，尽管他们期待国家运用税收和国家控股分红来获得百姓社会保障，但财富的集中——国家财政集中和私有资本集中，很难让老百姓参与管理和获得分配话语权，他们很无助，很苦恼。而就在这期间，他们看到那些垄断着优势产业的国有企业不顾贫民生活状况而大发薪酬福利；他们还看到那些利用银行资本大肆圈地搞房产开发的老板高价卖房让老百姓买不起房；他们还看到那些利用特权职位官商勾结疯狂敛财胆大妄为以至单笔受贿达一亿多元的巨贪——比如曾在常德任官的程海波。据有关人士透露，程在金健米业改制上市过程中单笔受贿达1.4亿元，为国内单笔受贿之最。估计程的落马在常德甚至湖南官场将会引发一场大地震，一批官员将被重新洗牌。

这样的“兴亡”，这样的社会形态，这样的生存图景，百姓能不苦吗？我总是在想，中国的资产和产业到底是让国家来经营，还是让私人来经营呢？老百姓到底是该相信国家，还是该相信资本家呢？这就是一种期望，一种预期。自从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建立以来，这两个方面，两种体制，我们到底该相信谁，应该有一个举手表决，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了。其实这两方面，照我看来，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不过，相信国家比相信资本家的表决肯定占票数要多，因为百姓对皇权的敬仰，对国家的忠诚，对执政党的期望，可以是与生俱来的一种图腾，一种崇拜。只是老百姓有时候看到执政者有些不争气，有些政策偏差，有些放纵坏人，有些侵害他们的利益，伤害他们的感情。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我希望这个观点是错的，难道盛世太平、和谐兴旺，百姓还要苦吗？为什么百姓不能分享自己付出苦难艰辛而获得的国家总财富所带来的利益呢，百姓的社会保障应该有一个很好的安排啊。当然，我们正在看到国家对全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包括农民养老问题的解决。

如果国家在盛世太平让老百姓住得起房、上得起学、看得起病、养得起老，该是何等的和谐兴旺啊！所以，我想对《潼关怀古》改一个字：“亡，百姓苦；兴，百姓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