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如何看待“记者”职业

说到记者这个职业，有人羡慕、称道，也有人讽喻，持偏见。在一次朋友聚餐中，有介绍老师的，有介绍律师的，还有工程师，还有医生、公务员，当介绍到本人是记者时，有人说“无冕之王啊”，也有人调侃说“中午喝酒不会曝光吧”，呵呵。

我想了想，这些职业身份中，带“师”字的都还不错，而带“者”字的就不好说了，除了记者，还有“文学爱好者”、“性工作者”等等。你看，总有朋友对我开玩笑说我是“三湘名记”，其实他把那个“记”字音读成“妓”，还故意拖长音调，然后坏坏地笑。而我也不示弱，就开一个老师的玩笑“白天教书，晚上育人”，开教授的玩笑“白天教授，晚上野兽”。于是也坏坏地大笑。

因此我就想，带“者”字的职业到底好不好？譬如记者。其实记者一词的来历是有史可查的，我看了一本专业《新闻记者》杂志介绍，“记者”属于外来词，在此之前，国内报纸从事新闻采写的人员称谓较多，如访员、访友、访事、探员、探事等。据有关专家考察，最早使用“记者”称谓的是梁启超，那是距今一百多年前的1899年。一直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记者”才被中国报业界广泛接受，成为比较流行的名词。

当年肩负着追求真相、启蒙公众重任的记者，现在在公众的心目中地位如何呢？我们看到，很多老百姓遇到困难或冤情的时候，找记者的甚至比找政府有关部门的还多。其实记者不是官员，也不是法官，手中没有任何权力，他们是通过自己笔下的一篇篇报道来为老百姓“讨说法”的。

我在这个行当做了十来年了，身在其中，倍觉做记者累，干记者这一行整天东跑西颠，加班赶稿，压力也挺大。也深知做记者是一个积累的过程，包括新闻采编业务的积累，还有更重要的社会资源，有官方、商界、民间，很多人在考虑这一职业角色时，更看重的是记者的职业便利。记者职业本身没什么，但是可以结识许多关系，对未来发展有利。

有很多接触过记者的人认为，对记者的“打点”已成公开的潜规则，如果招待不周，要么不报道，要么就给你“好好报道”。近年来基层政府部门有句流行的俗语说“防火防盗防记者”，这种对记者的既敬又怕的心理，加之新闻界出现的诸如“纸做的包子”、“封口费”等负面事件，使公众对记者职业很敏感，褒贬不一。

当然记者这个职业也很危险，仅次于矿工和警察，因而常常遭受打击报复，譬如某些胆大妄为的地方官员（一个县委书记）竟然动用警力跑到京城去抓记者，还有那些黑心老板暴力殴打记者。

有人说记者收入很高，让我们看看记者的生存状态，真的如同大家所想的那样高收入吗？不见得，人民网的调查就显示，60%的记者收入低于3000元。往往记者为他人寻求公平自己却得到不公待遇。媒体人才的流动过于频繁，这既是我们的待遇水平低的原因，也是其直接结果。以长沙等地为例，大多数媒体从业人员都是外来打工族，要经常面对失业和其他社会保障无着的困境，因此有“新闻民工”之称。

在历史上，记者是一种职业，就像本来的工人、农民一样，只是后来由于体制问题演变成了一种身份。1950年代以来，中国记者告别自由职业时代，成了体制内的“干部”。现在大多媒体里仍然还有一部分为数不少的所谓“在编人员”，身份不一，有干部身份，有职工身份，比如湖南经济报、湖南工人报等媒体。因而，曾经作为中国行政机关之一的媒体体制问题仍是一个重要阻碍，想要真正职业化，体制瓶颈问题需要解决。体制没决，记者身份难定，究竟是企业人？还是政府人？

中国的传媒大多从过去的事业单位发展而来，普遍存在体制模糊、管理机制不够明确、难以明确的问题。体制已经制约了这个行业的发展，像湖南经济报类似的媒体，算是上一轮报刊整顿遗留下来的问题影子。此类媒体单位规模都比较小，也就几十人，拥有100人以上的媒体单位的规模都已经称得上是大媒体单位了，虽然挂靠省政府部门，但主管单位并不管什么事，没有投入，也不管发行，也不给经费，连“体制内”的人都没纳入财政预算了，让其自生自灭。

选择走市场化吧，做为一个企业而言，媒体是要赢利的，但是从职业道德而言，有些问题却必须屈服于市场的力量。于是，在“钱”与“揭露问题”之间，媒体难以抉择。引进投资合作吧，投资的短期性造成了投资和经营者无法回避的投机心理，近年来的改革虽然催生了大量新媒体的诞生，但是资本的特征注定了没赢利就走人的心态，造成整个行业的浮躁和不稳定。

此前，《经济观察报》特色记者许知远等一大批记者因内部管理问题集体辞职，时隔不久；《中国青年报》知名评论员李方因内部管理问题弃职而去，另一特色编辑李大同亦因内部管理问题发表了致总编辑的公开信。究竟我们的媒体是要按照新型企业来处理呢？还是按照事业单位来管理，转型中的媒体正遭遇着莫大的痛苦。

新闻环境的恶劣，让很多记者发出不平之鸣，甚至辞职明志，但更多的记者选择了坚守岗位，默默奉献，正是有了这样的人，才让新闻生机不至于断绝，也正是这样的人，让我们看到了新闻业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