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里的那些事（二）

那年月体制未作调整，县下设区，区虽然属于县的派属机构，但它是人民公社的上一级，公社下面有生产大队，最小一级组织就是生产队了。县里开会，名目繁多，容易让人熟记的是“三干会”、“四干会”之类的叫法，能够参加这些会的人都是头头，我们没有这样的福份，在农村生活6年之久，唯一到过一次县城，出席县“知识青年”代表大会，那滋味也不亚于陈奂生上城。

开会开得最多的地方还是基层。生产队里开大会不是学习中央文件就是忆苦思甜，很少有新鲜的玩意儿。会计扯着嗓门一字一顿地照本宣科，这个队里除了新来的几个知青外，上了一年初中的会计算是个文化人。每次开会，队长主持。队长虽然识不了几个字，但满脸横肉，主持一个最基层的会议，还非他莫属。

会议的地点往往就在队长家里，他家有间堂屋，能够容纳二三十人的规模。中间一个四四方方的火塘，一年有半年时间烟雾缭绕，加上男人们的叶子烟味，往往让人喘不过气来。开会只能每家来个代表，基本上是清一色的男人，男人当家作主，这在山区已是很习惯的事。

忆苦思甜经常成为会议的主题。穷的诉苦，富的检讨。我们队里的余二爷脑壳灵光，喜欢赶“溜溜场”，把乡场上的鸡蛋收集起来，然后悄悄背到城里赚钱，他的作为常常遭到批判。还有余五爷，解放前夕买了几亩田，被评为地主，生产队唯一的阶级敌人，大家都要划清界限。余五爷很想请知青吃饭，但他没有勇气开口，他怕人家说他腐蚀革命后一代。这样的会议，我作了几次纪录，余五爷交待的问题，老是那么几条，“认真学习，加强改造，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好像成了他的座右铭。

我到农村的第四年，有幸提拔为大队的团支部书记，居然与生产队长平起平坐地到公社开“三干会”（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会议）。到公社开会情况不同，一有工分，算是因公出差，虽无车马相送，那年月也觉得骄傲。二是公社给参会人员每人一天3两肉的补助，由此可以打顿牙祭。在公社开会的人员都以大队为单位，各个大队都有自己做饭的联系点，参会人员自带粮食和柴禾，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解决了会议的后顾之忧。

公社的会议室是一间大的礼堂，前面三分之一的地方是用三合土砌的台子，便于领导高高在上或文艺演出之用。参会人员一律长条凳地坐着，没有打瞌睡的依靠。我对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会议很感精神，品尝了什么叫“干部”的滋味。公社书记姓黄，朴实的打扮给人第一印象极具亲和力。黄书记是一个文艺爱好者，会议的开场白是要求所有的参会人员和他一道来一段样板戏的清唱。于是京剧《智取威虎山》中的“共产党人时刻听从党的召唤”拉开了会议的序幕，不管那唱词还是曲调是否离谱，整个会堂一下变得热闹，用今天的话来说，那也叫提精气神。公社书记开了头，上行下效，大队和生产队也唱样板戏，虽然大家南腔北调，但有关杨子荣的故事却更加深入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