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见琴声悠扬

春节过后，大妹打来电话，说是在广州工作的外甥和外甥女双双回来，一家人要进城来给我拜年，我说不必了，我正好想到乡下走走，并问了我少时的好友时春近些年情况怎样，我想顺便去看看他。

大妹和时春他们是八十年代初修铁山水库时搬迁到麻塘镇的一个村里的，和他们一起搬迁的有几十户人家。我七十年代中期离开家乡，到城里读书，毕业后留在城里工作。没想到我进城读书几年后，我祖祖辈辈生活的的美丽村庄就一分为二，一部分搬迁到百里之外的麻塘。听说当时搬迁按家庭人口的比例进行，大部分人都不愿意迁移，毕竟是自己祖辈居住的地方，要搬迁到一个生疏的地方，我的那些思想传统而顽固的父老乡亲们谁又愿意呢？可有什么办法，村里有百亩良田将淹，靠着稻田养活的种田人没有了田种，生活将怎样维继？因此每一大户人家都有一定比例的人要迁出去。时春是他家的老大，下面还有六个弟妹，那时的他虽然才二十几岁，但他已是四个孩子的父亲了。因此他不能让父母亲和弟妹们背井离乡，只好自己带着妻儿们搬迁。

时春和我是同龄人，我们不是一个生产队，不在一个屋檐底下生活和劳动，但我们是一同发蒙读小学的。后来他小学没毕业就辍学为父母家庭分忧，我们交往不是很多。真正结下深情厚谊是在大队宣传队里。那时我还在读中学，时春却早就担起家庭重任。我读高中时，他就结了婚，做了父亲的他成天要为生计着想，但他从来没有诅丧过。时春拉得一手好二胡，虽然他读书少，但他有一定的音乐天赋，只要听几遍曲子，他就能哼个八九不离十。他一直是个快乐之人，就是家里没有米下锅，他也是成天乐呵呵的。每天沉重的劳动之余，回到家里，他就搬把椅子，拿着那把自己用蛇皮糊的二胡，拉上好一阵子，天天都是如此。

时春是我们文艺宣传队的惟一琴手。什么花鼓戏、京剧、歌曲，都能拉出个子丑寅卯来。他不识谱，完全靠自己的听力来记忆。我曾经想时春怎就那样精通琴术呢？后来我听了瞎子阿炳的故事后，心里才释然。时春就是我们村里的阿炳，他眼睛也不好，在台上拉琴时，从来不照本宣科，而是眼睛微闭，全神贯注，身子随着他双手的拉颤而抖动。那陶醉其中的驾式真是独特而极具情致。

我们村里的文艺宣传队除了农忙时，几乎是常年不散。我在读高中时，就担任了大队宣传队队长，时春是我最得力的助手。可是由于时春每年为了生计，总要外出搞一二个月副业，他一走，我们就没有了琴手，宣传队就无法演出。好在我和他是好友，他也很讲义气，每次外出都要和我说说，并许诺只要宣传队演出，就给他带个信，他一定不误事。可有时候我又有些担心，一旦他不回来，我们的演出就无法开锣。因此每次演出前十多天，我就托他父亲带信给他，他总是提前一两天赶回来，从来没有食过言。

我很喜欢听时春拉琴，每次演出，我站在舞台上，听到时春他那婉转悠扬的琴声，我似乎充满了表演激情，脑子也特别清爽好使，在台上从来没出现过什么忘词等差错。无论是京剧还是花鼓戏唱段表演，都能达到一气呵成的最好效果。十来岁时我就进入宣传队，几年后，大哥和龙哥们不再打理宣传队，村里让我挑起了队长的担子，每年的春节之后，我带着我的男女伙伴们在村里和公社十多个大队义务演出，其快乐和惬意溢于言表。直到我离开家乡，到远离家乡百多里地的城里读书，寒假期间我还是照样帮村里排练一台节目，到各村巡迥演出。后来我大学毕业留在城里做行政工作，每年只有几天假期，就再也没有时间和精力为我的父老乡亲们施展自己的文艺才能，提供喜闻乐见的文艺节目了。可也就是从那一年起，时春也没有参加过大队文艺宣传队的活动，而一心为自己的多口之家打拼生活了。大队宣传队没有了热心的我去经营，又缺少了“琴师”，自然再也没有办下去。文艺宣传队的散去，自然让我无法舒心，但是，每次过年回家，我还要去时春家，请他拉上一段二胡，求得我们心灵上的一种安抚和慰籍。

两年后，时春就随村里的人一起搬迁了，我每年回家过春节，再也没有听到过他的琴声，我心中似乎有一点失落。好在我大妹也迁移到了麻塘，并在那里成家。有一次，我和妻子坐火车，然后走了好几里田埂小路，去看望住在我大妹家的父亲。到了那个和我的家乡完全不一样的生疏之地，我看到了我的几个少时伙伴，还有长辈们似乎不大满意的表情，因为这地方比起我们有山有水的家乡来，好像缺少了一点什么。直到多年后，他们才感到自己当初的选择没错。当时，我在这个人熟而地疏的地方行走，想找出一点什么似的。我问大妹时春住在哪儿？大妹说就住在后面的仓库里。然后便领着我和妻子向她家屋后的小山岗走去。我走进时春的房子里，里面空间虽然很大，但光线很暗，时春和他那个乐呵呵的妻子见了我们，有些吃惊地招手让座，并去沏茶。我很想让时春为我们拉上一段琴，可见了那几个在潮湿的地上爬滚着的孩子，有的还光着屁股，心里有点发酸。怎么还好意思让他苦中作乐呢？出了门，我问他家情况怎样，大妹说一个字穷，一家六张口吃，天天是酸菜盐水汤。我有些想不通，既然家境不好，为何不少生两个呢？这个时春，两口子不知怎么想的，几年时间一个接一个，生了四个儿子，生活怎会不穷？我说你们都有新房子，时春为何没有呢？大妹说他最后才搬来，房子都分完了。我心里感到有些不是滋味，于是想，时春怎不早些动手搬迁来，虽然生活清苦，能住上一套新房也还让人有些指望。

大约几年后，我听说时春的妻子为生计发愁而喝农药自杀了，当时很令我吃惊。时春和妻子俩也算是患难夫妻，嫁给时春后没过上几天好日子。好在她也是一个和时春一样的无忧无愁之人，即使下顿没米下锅，他照样去打她的麻将。既然是这样的人，怎就哪根筋没转过来而寻了短见呢？听说时春的妻子丢下几个年幼的孩子撒手归西后，时春也是一筹莫展。本来他就是一个不太会划算的男人，俗话说，吃不穷，穿不穷，划算不好一世穷。时春就是这样一个人，虽然穷得叮当响，家徒四壁，妻子在时总有些快乐，有时时春拉拉琴，妻子也跟着唱着小曲，孩子缺吃少穿也不算愁。如今妻子去了，他缺了主心骨，于是他狠心地抛下几个年幼的儿子，破罐子破摔，一个人到城里混饭吃去了。几个孩子大的才十来岁，小的还没上学读书，小小年纪就没了父母照顾和管教，自然就不学好样，没走上正路，一个个都进了班房，有一个至今还在监狱里。

自那次到大妹家见过时春后，我已经是二十多年没与他谋面了。从家乡搬迁到麻塘的人，日子一天天好起来，大都做了楼房，一条宽阔的县级公路从门前穿过，进城不再像过去那样艰难，而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了，半个钟头一趟的汽车，半个钟头的路程。加上好的农村政策，迁移到这个小村的人家，生活真是芝麻开花节节高。

时春一直在外面打工，除了过年过节很少回家，好在他的四个孩子中，有三个改邪归正，还做起了一栋三层楼的房子，可是我每次去大妹家，都未见到时春的人，不是在外没回，就是去了亲友家，总是没能见上一面。去年外甥结婚，我在大妹家里住了两天，然而还是没有见到时春。这次我问了大妹，大妹说他在家，昨天还在我家里坐了呢。于是我即刻出门，打的去了麻塘，不到半个小时就到了。我坐下来喝了杯茶，便让妹夫领我去时春家，没想到时春家的大门开着，屋里却没有人，听邻居说他到城里做客去了。

我有些失望，心里想，莫非这次又难见到时春了？我打定主意，这次不见到时春，我就住下来，量他正月初里不会走太远。

大约三点多钟，我坐在屋门外喝茶晒太阳，看到一辆客车在门前停下来，车上走下来一个带绒帽的人。妹夫说，二哥，时春回来了，我立刻迎了上去。我细细地瞧着他的那张脸，依然是那样笑呵呵的，虽然脸上刻上了一道道生活的皱纹，背也显得有些佝偻，但他的精神还是那样爽朗，那样无话不说。我们坐下来喝茶，多年不见，聊起来真有些没完没了，过去的那些儿时事涌上心头，我没有提起他家里的那些伤心事，不过他自己倒是不讳忌，把儿子们的事一一讲了出来。他说，老二还关在牢房里，其他几个儿子有两个成了家，老大去年结了婚，房子装修得比城里还好。他让我到他家里去坐坐。我说好，我去过你家几次，你都不在家，今天我打定主意等你回来，好好听你拉一回琴。

他随后起身说，走，上我家去喝茶。他先领着我从三楼到二楼看两个儿子的房子，三楼是大儿子的新房，装修得很豪华，二楼是老三的房子，三年前结的婚。如今孙子都两岁多了。他说老四在县城开餐馆，找了个有钱人家的独生女儿，在城里有房子，明年就要结婚了，自己住在一楼。我说你现在还喜欢拉琴吗？他说有事没事经常拉，还说前年自己过生日，大儿子花了三百多块钱，给他买了一把二胡。我说我们下楼去，你给我拉些调子，我真想多听听你那悠扬的琴声呢！他说好，我比原来有些进步，现在我还能拉不少歌曲呢！

我们下楼，他搬了把椅子给我坐，并倒了一杯茶，然后从卧室内墙上取下一把二胡，坐在我的对面说，想听什么曲子？我说，先拉一段我们当年宣传队演出配的花鼓戏调吧。他说过去那些木马、铜钱、西胡虽说拉得少，但还是烂熟于胸，不过我现在也是与时俱进，买了些歌碟，一边唱一边拉，真是其乐无穷。

时春摆开驾式，还是像以前那样眼睛微闭，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左手扣弦，调了一下琴音，然后尽情地拉了起来。几段久违了的花鼓小调，让我时隔许多年后又一次听见了他那悠扬的悦耳琴声。那清纯婉转的旋律，细腻如丝的手法，让我听得是那样如痴如醉，仿佛自己又回到了那青春年少的无忧岁月……

人生如歌，在悠扬的琴声中，我似乎感受到了时春对现实生活的一种满足，对于多重人格的时春，我无法再去评点他人生中的是是非非。我只是在心里感叹：那么多的人生艰辛，始终没能把他压垮，究竟是一种什么精神，给予了他生命的强力支撑呢？我实在无法找出正确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