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居物语

故居物语

西距大同市10多公里的故乡周士庄村，已被划归大同市御东新区的装备制造园区，一大批企业落户附近。最近，市政府决定，御东新区的村委会全部变居委会，村民全部变市民。闻听此消息，我不禁浮想联翩，感慨万千。故居身影不时浮现心头。

大土沟

故居的左面和前面是住户邻居。但没有右舍。右边紧靠一条贯通村子南北的大约七八米深的大土沟。这条沟就像过去那些村里娃，二狗、三蛋、大傻随便叫，没个像样的名儿，最严肃的称呼，还是只能叫，大土沟。大土沟向北，不到十里，就延伸到了刘邦被匈奴所困的白登山东邻——采凉山褶皱；向南大约五里，就连通到了十多万年前古人类遗址的大同湖腹地——大同盆地平川。但村人好像谁都不在意它的这些颇有背景的来龙去脉，终日我行我素，日复一日，就那样咸不咸淡不淡，寡寡地生活着。对我而言，这条大土沟，却像特意给童年设置的一道充满快意乐趣的天险。

直到今天，故居院子的西墙仍用石头垒摞着，原始的像是凿刻了当年父母严厉而关切的警告，把深沟强硬地和院子隔离开来。但这堵警示危险、阻止莽撞的石头墙，根本封不住我无所顾忌的童年，相反，我还经常把它当成侦查父母动静的最佳掩体。靠住沟边，故居院里有一棵大杏树。当年，我多少次带着一帮猴兵，大中午猫着腰，匍匐在石头墙和深沟之间窄窄的宽不足一尺的土基上，估计大人们休息的时候，就带头攀爬上墙头，然后迅速跃上树，瞅住结杏最繁的树枝就狠狠往下捋。绿绿酸酸的毛杏儿就噼噼啪啪往石头墙外的沟里掉。沟底，自然还有几个等着拾落树杏的猴兵。

沟里现在几乎都是蓊蓊郁郁的长满老茧的榆树，却被越来越多的垃圾不时欺辱着，推搡着，侵埋着。我记得这些榆树。它们大约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由村人栽植的。当时，我还随父母种过其中的几棵，犹如寄托过的希望。我认得它们，记得它们幼小的时候，但不知它们现在还记得我不。当年，我还在屋子后边靠马路的空地上种了两排阔叶杨，其中硕果仅存的两棵，也早已成了厦房的檩条了。

沟里没榆树的以前，我带着玩伴偷自家杏儿的时候，沟底靠着我家东沟帮，有很规整的一溜田畴，几乎每年都种有山药。整个夏天，沟里茵茵的绿色上，开满了白的紫的蝴蝶乱飞般的花儿。这就使沟底有了美妙的诗意，让我向往。山药地埂，有一棵土生土长的小叶杨树，它不像它的那些呆头呆脑永远佝偻着身子的兄弟小老树，长得很高很粗，我在家里就能看见它华盖般凌空的树头。经常有喜鹊在树上欢快地叫，翩翩地舞。由于经不住大一些同伴的刺激、怂恿、蛊惑，我还曾经爬上这棵高高的杨树头掏过喜鹊窝。喜鹊窝编得真紧啊，我几乎用尽全力，都抽不开一枝。又由于担心挂在树上时间长了被父母从玻璃窗发现而责骂，还怕被老喜鹊报复衔石头追打，只好赶紧滑下树来。这大约是我第一次想证明自己有某种实力的一种故意或炫耀吧，也是想上到二十多米危乎高哉的树上，体验一下居高临下的奇异，我并不成心要拆散报喜的喜鹊窝。

石头墙外的沟帮，长着繁茂的杂草，还长着很多带刺的枸杞。每年深秋到来年春天，鲜红欲滴的枸杞就那样妖艳着，妖艳着。尤其是下了白白柔柔绵绵的雪，更显晃眼，简直是一种引诱。我那时根本不知道它是什么叫什么，想尝试摘着吃，母亲声色俱厉地制止说，不能不能，那东西有毒！一句有毒，就把我吓住了。我知道母亲所说的毒的厉害。有个夏天，沟西一个女人据说因为有了别的男人，被自己男人毒打，气不过，就喝了毒药，死了。死女人浑身上下一丝不挂地挺在当院，身子多处青黑，不堪入目，臭味熏天。我看了一眼就赶紧跑，再不敢看。母亲警告枸杞有毒，我当然一动也不敢再动。

不能爬到沟边冒险沾惹花草也就算了，我自己种山药。那是很小一块父亲曾经种过烟叶的沟帮平地。父亲弃之不用，我就为所欲为大显身手了。为了能够结上硕大的山药，炽热的夏天中午，我学着大人的样儿，找来玩伴，不顾薰臭和苍蝇，叫他们帮我掏厕所，然后再不辞劳苦地抬过墙头，满头大汗地经常给山药“施肥”。也许是欲速则不达的缘故，到了秋天，山药蔓长得足有我本人高，可是挖开山药根系一看，哪有什么大山药，仅有可怜的几个杏儿般大的山药猴。

在沟帮种山药，当然心有所系。可是劳而无功，我对种山药就没兴趣了。那时，电影战斗片最引人，我们小毛孩就学着电影，打仗。好人打敌人。沟东一帮，沟西一帮，都把对方当成敌人，扔石头、土块打。间隔四五十米甚至更远，一般是谁也打不着谁的。打不着还噢噢叫，讥笑“敌人”没能耐。但后来就常有例外。大孩子突然悄悄介入，加了“生力军”，就把石块扔得很远，或许一下把哪个孩子打得头破血流。一看出状况了，“胜”方人马立即一哄而散，深怕“敌人”家长追查责任。连续出过几次事故之后，仗是不能再打了。太危险。而且几乎所有家长都密切监视着，严厉制止，逼得我们不得不和谐。

那就，耍水吧。

黄土高原，土和石头不缺，就缺水。印象中，大土沟一直没水。即使采凉山发洪水下来，村北廿世纪五十年代建起的厚实牢固的人工拦洪坝，就通过人工渠把洪水引到了村东的另一条沟系，确保村子安然无恙。因而，我们这些一心猴害的男孩想耍水，就得跑到村外的拦洪坝前面。那里，经常聚有留恋孩子们的粼粼水坑。水浅的地方，我就双手撑着泥底，浮起身子，双脚“啪啪啪，啪啪啪”地胡乱踢水，打水仗。水深的地方，我是不敢去的。一方面我很笨，耍过多时水但一直没学会凫水，连“狗刨”都不会。再说，深水坑几乎每年都要淹死人。这样，我就更不会了。

大土沟的西畔，地势相对较高，沿沟边住有很多村民。我估计，定居村子最早的原住民一定是在这里安家落户的。这些住的地方，有的是依沟壁挖成窑洞，也有用土坯碹成窑洞，好像只有一两户盖了木结构房。印象很深的是一个叫“老白毛”的老人就住在沟里。老白毛眼睛很血，很毒，没一丝儿笑头脸，还背锅，小孩们都惧怕他。据说他年轻时当过贼，用牙叼着一口袋绿豆，能轻轻跃上墙，很有些手段。但他性格不好，还最忌讳别人叫他绰号。有次，我们中间的一个玩伴动了心思，想叫老白毛替他揍一揍经常欺负他的我们，看见老白毛在不远处就跑去告，“老白毛老白毛，有人骂您儿老白毛”。老白毛一听，对那孩子手指眼窝破口大骂“泡你妈的……”，并恶狠狠做动武打人状，吓得我们慌忙作鸟兽散。此后我们一直把这事当笑料，奚落那小子。我不在村里已有二十多年了，不知道当年这个须发皆白颇有个性的老白毛已于何年作古。故居对过儿的沟底，还住有一个叫彭经的老光棍。他倒是没什么奇闻异事。唯一叫我不解却敬慕的是，那老头的院子成天打扫得干干净净，每年还种着好多鲜艳诱人的花，仿佛一方人间仙境。

现在，沟底早就没人住了，我多少次回村看望母亲，就见沟底只剩下一眼眼空洞的丫叉着的残垣断壁，似乎仍在固执不停地叨述着从前，从前的从前，从前的从前的，从前。

唉，大土沟啊大土沟。今天的大土沟，已经很少当年的样子了。

2011-11-4

故居物语之-----古堡

如果追溯故乡周士庄形成村落的确切年代，还真不好说。各种史志似乎从未记载。但村子东北“死门”位置的高大古堡，至少可以说是一座雕刻成不朽年谱的里程碑式的明证。

故居西旁的大土沟，仿佛是采凉山轻轻舞动的一条赭黄色绸子。从故居屋后不远开始，大土沟就有些向东北飘动。顺着这方向望去，不到三百米，抢入眼中的就是这座高大而雄浑的，古堡。

古堡高，的确是高。如果从沟底看，简直是“直插云霄”；即使从村子的其它任何地方看，古堡也雄踞全村最高位置，颇有“龙盘虎踞”之势，一眼望尽四维之功。童年惯于登高爬天的我，和着一帮顽皮小子，一直试图从堡墙外围攀爬上去玩，结果都像登天一样，徒劳无功。古堡大，那真叫大。直到现在，堡里都有好多高门大院大瓦房的古建筑，据说当年都是大户人家集中之所在，俨然一个结构森严、豪华气派的独立王国，和堡外的贫民区严格区别开来。后来，堡里东部的一部分当作大队部和村里的粮库，我曾经随大人们混进去过，那一排排连绵不知深有几进的瓦房院，每一根柱子每一幅窗棂每一块瓦片都写满了古旧和沧桑，给人一种深邃、神秘、博大及压抑的厚重。加之，堡墙火焰样经久不变的红黄，和斑驳却坚固的风蚀定态，整个古堡就透出一种历经滚滚风云般的沉着，定力，雄浑并壮美。

古堡有多古？一帮在日阳窝儿晒暖暖的村里各姓老人想来想去，但都嗯嗯哦哦，说不清。如同他们不知道其最早的祖先究竟是从何时何处移居到这里。年近朝杖之年的母亲出身在过去的大户人家，相对经多识广，她猜测，“朱修??唐修庙”，堡子该是明朝的东西吧。我想这话有些道理。大同在明朝属九边重镇，由开国皇帝朱元璋之子、第二代皇帝朱棣的嫡亲弟弟代王朱桂亲自镇守。是时，明洪武四年，由大将徐达指挥督管，大同城在北魏都城土城墙的基础上，开始砌砖、加高、加固，形成坚固的城防中心。明嘉靖年间，宣大总督翁万达又组织力量，配合整个大明朝北方防御布局，彻底新建大同所辖的边关内外长城，从天镇的镇口台一直修建到丫角山（今内蒙古清水河县上村东山），“大边”和“二边”，两边墙共计335公里；并在其沿边村寨，特别是城防中心周围，到处建堡、围墩、屯兵，即老百姓所谓的“??”。光大同地区，就修有主要城堡72座，边墩776个和火路墩833个。从而把长城、城堡、烽燧、墩堠等，延绵、拓展、强化、规制成一个完备的军事防御体系。至今五百多年过去，大同地区仍有众多像故乡周士庄古堡这样的明朝军控遗迹。

古堡由土筑，犹如一方缩小的城池，大约一百米乘二百米见方，南北各开有一个门洞。过去应该有门，或许门洞也砌砖。但堡门早已不知去向，堡砖也杳无踪迹。即使是土门洞，现在也已不复存在。北门洞不知于何年已坍塌，成了一个萎靡的豁口。南门洞我是见过的，大约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大队干部嫌它低矮，影响拖拉机运送公粮，就组织人马故意把它劈成了一道豁口。堡里两门连接，形成了一条贯通堡子的南北通道。

堡墙里面的某个庭院，有上堡墙的小道。住在堡外的我，曾经十分企盼能登上堡墙，居高临下看看村落住户的样子，吹吹空旷凉爽的八面来风。但有人家的院子不叫杂人随意出入，大队的粮库重地更无可能。于是，我就缠黏有时在大队粮库干活的父亲。大人一般是不会顾及一个猴小子内心的感受的。好歹有一两个机会，父亲带我上堡子的东墙，还没来得及撒开欢儿细看，就被村干部吓喊了下来。我至今没上过堡墙的其它三面的墙头。

上不了高大厚重的堡墙，就钻它厚厚的墙体。故乡当年也是曾红过一把的，据说副总理陈永贵都曾光临参观过。不为别的，就因毛主席说过的，“深挖洞广积粮”的地洞。这大约也是受抗日电影《地道战》的影响吧。

堡子作为全村战略核心，如同《地道战》的地道一样，地下、墙体自然是地道纵横，四下连通。有的通到了水井，有的延伸到田野，有的出口在大土沟叉，大多，跟百姓的院子连通。故居的房檐下，也曾有一个地道出口。有的人家的地道出口真的就设在锅灶或炕洞。那时，我们这些精力充沛的男孩没事干，就商量着下地洞。到堡里的鞋厂找些胶皮下脚料，点着了，就从堡子西南角控军台下的一个较大的掺望射击口爬进去。这里一般就是我们进地洞的入口了。进了洞里，口小肚大，自有乾坤。大巷当然好走，走着走着，竟然返回原地了。原来，里面到处设置的是迷宫。对地道不熟悉的敌人进去了往往成了瓮中之鳖。那时，我们欣然地爬过地道中特意挖置的仅容一人过身的“关口”，到里面宽大的休息室炕上躺上一躺，推推磨面的碾子，突然冒出头来到那家吓一吓小孩，到掺望孔侦查侦查村民的动静……直到胶皮都要烧没了，才染着黑洞洞的鼻孔，尽兴地从隐藏在机井的另一个出口爬将出来。

故乡堡子的诞生，应该就是古代军事防御的产物。我没经见过古代冷兵器对抗的战场。但在全民皆兵的和平年代下，冥冥之中，地洞，又让我们这茬人谨记并实习了随时可能袭来的战争。是的，随时可能。父亲在世时曾给我讲，日本人占领了村子时，曾经在堡墙上，一枪打死过一个宵禁夜行的刘姓村民。解放大同前夕，堡子内外曾发生过惨烈的战斗，父亲他们不仅抬过担架，甚至往大马车上装杆草一样装过一摞摞死人，然后用子弹箱装着，草草埋到堡子东面的沟窑……堡墙闪映的红，莫非就是无数战士的生命？

仔细算来，我们已经奢侈了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幸福，以及和平！

……古堡，故乡的不朽峥嵘记忆，如金戈铁马的生动雕像，永远在我的脑海卷起滚滚红尘，不绝驰骋。

2011.11.14

故居物语之-----庙里的古柏

我一直以为，故乡最有灵性的，当属庙里的那两棵古柏。

周士庄曾经有三座庙。位于故居后、古堡南右侧的城隍庙，现在只剩下一片杂芜的空地。我记忆中，有相当一段时间，这个位置是生产队储积有机肥的大粪坑。可村里一旦有老人逝去，这片曾经被刻意污秽过的地方还是发挥作用的：“施灵”那天晚上，孝子贤孙们就虔诚地跪在这座空荡荡的“庙”前放炮，“取水”。也即是在这里，为死者领取去往冥国的“通行证”，大约就是“迷魂汤”吧。从堡门往南走，路过我家门前，约一里，有一块大土沟向西南稍稍绕开的台地，人称“观音地儿”。观音地儿当年也有庙，估计，这庙主要供奉的应该是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吧，也有人叫奶奶庙。这座庙，我小时候进去过，但那时已经没有了任何佛像，变成了一座布局紧促的村民普及识字的夜校。应该写着大大佛字的照壁，也成了宣传黑板，上面用彩色粉笔画着微笑的带着耳朵帽的雷锋像。这两座庙，菩萨都罩护不住她的居所，最终都彻底毁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也许是因为庙院里两棵高大神圣古柏树佑护的缘故吧，古堡左前方的庙竟然奇迹般幸存了下来。但当时，庙已不再是庙，入乡随俗般的成了村里启蒙教育的小学。我的一二年级就是在这里度过的。庙里地方不大，玩得东西也有限，有时候，我们就爬上设在大雄宝殿前厅教室的大半截北墙，瞪大眼睛，瞅墙后遮掩的黑雾雾若有若无也不知有无的佛像。更多的时候，只有庙院里这两棵古柏，悲天悯人地慈祥地看着我们这些懵懂无知的孩童四下玩耍。

这座庙叫什么？可能是庙的称谓自古多变，也可能是村里人疏懒惯了，不需要什么传承、记载，所以一直没人弄得清它到底姓甚名谁，我们长期都简以“庙”代之。前段时间回村上庙，跟新任住持闲坐，请教起来，住持说，这庙古代叫三观庙，观天，观地，观水。我颇有疑惑，回家查了一番《辞海》，仍不得要领。内心里，犹如称呼儿时的玩伴，仍愿亲亲简简地称它为，庙。我一回村，总想进庙。去了倒并不一定是诚心拜佛，更主要的，就是想观瞻观瞻这两棵古柏。

两棵古柏一看就颇有年岁了。我在青岛崂山见到几棵汉代侧柏，一副历经沧桑超尘岁月的仙风道骨，是比故乡庙里的古柏粗些，斑驳些，虬结些；但他们，好像一点儿也不逊色太原晋祠矫健凌霄的唐柏。我猜测，大约是先有古堡，再有庙，然后才有的这两棵古柏，这样，他们至少应该是明代的遗存吧。也未可知。三十多年过去了，儿时朝夕相处的这两棵古柏，到现在似乎一点模样都没变。高，还是那样高，大，也还是那样大。东边那棵弟柏永远稍小，稍细，稍矮；西边的哥柏却一直粗大，郁郁苍苍，精劲凌空，气势不凡。树上，似乎常年挂着繁密的蒺藜样的“松籽”，青灰色，犹如飘在树上的轻轻的一层云。

村人们都敬畏着古柏。我们在庙里上学时，混混闹闹上百个小孩，下课或下学，不时有人想攀爬一下粗大的仿佛一堵围墙似的古柏，可刚有几个攀爬动作，不是哪位老师就是看校的残疾人顺子，厉声制止，不能！下来！都下来！就像当父亲的不允许孙子骑到爷爷头上那种感觉。那年夏天大旱，我们在教室里看见，村长竟然领着队长等数十人，抬着猪头等一大堆祭品，担着水桶，在红布围着的古柏四周，焚香，拜树，祷告。母亲告诉我，那是村人在祈雨。大人们经常搞这样神秘而神圣的怪异举动，让我们对古柏从小也种下了神秘而敬畏的根。

庙的正南面建筑，是一座砌高的戏台，瓦顶兽脊，飞檐凌空，雕梁画栋，近似于现今大同市保存完好的明朝代王府那座“演真楼”。但由于一九七七年学校搬迁后，常年缺乏维护，戏台于十多年前轰然坍塌了。当年，村里所有的戏剧，包括晋剧、二人台、耍孩儿等，都是在这里锣鼓喧天、热热闹闹上演的。人们就盘腿坐在两棵巨伞样的柏树下，犹如安然坐在柏树的巨大怀抱里，嗑着瓜子，拉呱着，品评着，三五成群地看着戏。那时，大喇叭，是宣教政治和督促上工的权威；但村人到庙里的柏树下看戏，感受的应该是一种绵长而亲切的地域文化。权，可逞一时之威。但传统地域文化，也许，就浸透在古柏根深叶茂的每一个细胞中，通过光影，通过幽香，通过枝干和叶脉，和庙里强烈的宗教氛围充分对流、溶合，形成一种开化的诱惑，潜移默化地传递、灌输到每一个看戏村民的血脉当中。

也因而，庙里的这两棵古柏似乎就有了神圣的涵义。庄子在《山木》中说，“此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但这两株古柏，显然是因“有用”将终其天年。这种用，不是做器物的用，而是一种超脱物质、具有生命意义的精神之用，是一方村民灵魂皈依之所在。

这，就不难理解这座庙历经多少磨难都能安然处之了。

寡居的老母亲固执地不愿同我们在城市一起生活，仍居住在故居里。为了方便，她把从庙里请到的佛像安置在一间空房，每天虔诚地吃素，拜佛，念佛。母亲大多时候不上庙，但佛教重要的日子，一大把的她还是主动、尽力去帮忙的。常去庙里的年轻人很少。

村里的戏现在也很少演了，即使唱，也多是晋剧。戏也不再在庙里唱，村里早在新的村中心建了现代味儿比较足的大戏台。

我每每回村走到故居屋后，就看见庙里的那两棵古柏，拔着脖子，眼睛空?，一直慈悲地也许还有些失意地看着我们这个越来越喧闹的村庄……

2011-1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