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里的那些事（五）
赶场
一四七，二五八，三六九是农村赶场的日子。一个地区挨邻的几个乡场，错时规定赶场的时间，活跃经济，也成为乡民交往互通有无的平台，何乐而不为?
我喜欢赶场，不为别的，一想轻松筋骨，逃避繁重的农活；二是到热闹的地方看热闹，如熙熙攘攘的人流，在背篓或者箩筐中穿行，觉得也是一种风景，总比在田埂上地角边独来独往丰富得多。
村子距离场镇较远，二三十里的山路爬坡上坎自不待说，若遇打霜下雪，去来极为不便。原本有一条公路可到达场上，一天一趟客车走个来回，但得花钱，在油盐困难的年代里，谁愿舍得享这个福，真是凤毛麟角。
遇上赶场天，我早早地起了床，一碗包谷糊下肚后，背着那只骄傲的黄挎包上了路。莫道君行早，山路上已是三三两两的赶场人，农民都想利用这个时间，将自己的土特产换些钱来。那年月，山里人不缺吃，只缺钱，死守土地，山旮旯飞不出金凤凰。多少人家买不起油盐，用松脂作灯，过着清心寡欲的日子。
队里的农民知道我从城里来，无论如何日子比他们好过，他们常常将家里的土特产诸如鸡或者蛋之类的物什节俭下来，恳请我用钱换下它们，以解燃眉之急。这是一举两得的事，也免了耽搁活路去赶场交易的辛苦。早知今日何必当初，那些鸡是货真价实的土鸡，那些蛋是没有任何添加剂的绿色食品，如果我有钱，把它们通通买下，贮藏到今，该是多么的划算！
我顺着大路行走，祖先们用汗水和心血铺就的石板路，连接着城市与乡村，像一条无垠的纽带，在山间蔓延，路边的茅草有淡淡的清香，这是夏日的季节，野生的兰草在寂寞的花开。路过一个叫“人头寨”的地方，突兀的一道风景，现在却成为一个旅游产品，其实多少年她都如此地屹立在那里，冷落在那里，连我每次赶场经过她的身旁，至多也是瞟她几眼，没想到今天竟被打造得如此貌美，我悔不当初，那时足够的时间和绝妙的机会，为什么不与之亲昵，哪怕半途而废不去赶场也好！
场上有区公所，有中学，这是全区的政治文化中心，有供销社，有餐馆，还有理发店，电影院，这都是我向往喜欢的地方。花8分钱理个发，比生产队以一年二斤半谷子为代价请的剃头匠高明得多。到区公所门前看看，好像增长了许多见识。去供销社买一顶草帽，戴在头顶，趾高气扬。中午时分，还摆摆阔，1角2分钱下一次馆子，连菜带饭，成为一种奢侈的享受。回到村里，将赶场的所见所闻向乡亲们讲述一番，不亚于祥林嫂第一次讲“阿毛”的故事，还能打动一些人，令人产生某种向往。
经常赶场，与场上的有些人成为朋友。裁缝铺的丁师傅是个好人，公社的知青喜欢到他那里落脚，回城去来存放东西，裁缝铺成了候客室。供销社的蒲经理，与知青打得火热，知青“走后门”买点白糖、肥皂尽开绿灯……1978年知青大返城后，这些人仍是朋友，后来许多知青当官发财，他们没有忘记乡场上的友谊，帮忙协调点事情或者集资捐款修建一所希望学校，成为常事。
游手好闲的人喜欢赶场，只要不嫌累，天天有场赶！
丑马下烈驹
三娃是我们队里的单身汉，三十七八找不到媳妇，源于家庭实在贫困。两间茅草房，进屋一目了然，除了两张床一个装粮食的扁桶一张桌子加几个木制的板凳，别无长物。
三娃父亲早逝，他排行为“三”，是因为两个哥哥因病夭折，家里欠债不少，现在与母亲相依为命，常常寅吃卯粮。他家是队里出名的贫困户，家庭成分好，就是缺饭吃。三娃天热一双边耳子草鞋，寒天一双棕袜子上路，从来没有见着他买一双解放鞋穿在脚上，一个冬天脚板上皲裂的疮口看着吓人。
我下乡的第二年，功夫不负有心人，三娃打起灯笼四处寻找媳妇的事有了结果，马家沟的马姓女子愿意嫁给他。于是三娃绞尽脑汁想方设法拿出吃奶的力气，将马家姑娘迎进了门。
农村讲究门当户对，三娃家徒四壁，翻箱倒柜拿不出几颗粮食；要说本事，不是挖苦他，狗屎做鞭子，闻（文）也闻不得舞（武）也舞不得，但三娃自我感觉良好。他常常像阿Q一样夸耀他祖先如何如何，要不是因为辛亥革命推翻满清政府，自己的祖辈至少也是个七品芝麻官。
三娃的媳妇到底叫什么名字，生产队的人都不在意，大家约定俗成称呼“马妹儿”也是顺理成章，但是她不该姓马，因三娃喜欢吊儿郎当，常常拿人家的媳妇开玩笑，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人家也不客气，把矛头对准马妹儿，拿她作出气筒，开口即是“马妹儿的粪桶——漫翻了舷”，而且这种比喻不分地点不分场合，发扬光大，有意无意地伤害人的感情，但三娃不在意，咧着嘴笑笑罢了。他的媳妇人矮，又胖，其貌不扬，自惭形秽，听到人家这样的玩笑话，最多红着脸低着头不做声一走了之。
一年以后，三娃媳妇生下一个女儿，长得眉清目秀，一点不像她娘和老子，这让三娃很高兴，没事背着他的“幺儿”到处炫耀。
三娃喜欢到知青点来闲聊，摆些天南海北的龙门阵，绕来绕去总提到他的祖先，什么家族里出了几个秀才，有多少人曾经进京赶考，要不是因为……三娃也像《祝福》里的祥林嫂，不厌其烦地重复着昨天的故事，如果听者乐意，三娃口若悬河，飞沫四溅，不知日落西山。
一次闲聊，三娃竟然问我一个奇怪的问题，“你说我一副老木苍苍的样子，媳妇又矮又胖，怎么生个女儿端端正正的？”他这话还一时难住了我。三娃见我答不出来，咧着红嘴黄牙“呵呵”一笑：“丑马下烈驹，丑马下烈驹嘛！”
二十年后我回到生产队，三娃已经不在人世，据说是一次赶场喝多了酒，倒在路边的堰沟里被水噎死了，然而他的女儿却正如他早年预言，长得亭亭玉立，虽然不是一匹“烈驹”，但与他娘和老子的模样相比，一个是天上，一个在地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