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里的那些事（六）

秋月是生产队里的“一枝花”，五官端正，杨柳一样的腰杆，走起路来两根长辫子在背上摆动的模样，让许多后生羡慕。但秋月就偏偏不嫁人，十七八岁了没有人敢上门提亲，她说她不愿离开本乡本土，舍不得娘和老子孤苦伶仃地过日子。

秋月是独女，家里虽不富裕，但也勉强，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爹妈视其掌上明珠，放在手上怕跑了，含在嘴里怕化了，说实话秋月爹妈也不愿意自己的女儿明珠暗投，要嫁人不说攀龙附凤，至少门当户对。

在这交通避塞的大山里，很少有进城的机会。一辈子没“下过街”的女人比比皆是绝非个别。男人容易些。没有公路的时候，肩挑背扛，把山里的粮食运送到山外，将城里的布匹或者盐巴之类的日用品带回山里，这都是男人的活路。一搭两便，运输赚了几个油盐钱，同时还逛了县城，增长了不少见识。

秋月的父亲是旧社会过来的人，不但到过县城，还之乎者也地读了几天私塾，是个有见识的文化人，这对秋月或许产生一些影响。秋月小学毕业居然考上区里的中学，对全村来说起码是一件大事。当她从邮差手里接过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有点像“范进中举”的样子，高兴得忘乎所以。

从村里到学校要翻山越岭走几十里路程，秋月娇惯，开学那天父亲给她背着铺盖提着洗脸盆子，一路护送到学校。三年时间很快过去，秋月不但初中顺利毕业，而且人也亭亭玉立地长高了好许。秋月没有继续深造，因为母亲患了肺结核，家境也并不宽裕。她回到生产队参加劳动，担任了队里的记工员。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来到秋月的生产队落户。知青的房子与秋月的家挨邻搭界，你来我往大家很快成了熟人。秋月到底读了几天书，说话坐事与众不同。山里的女人诚恳而羞涩，自惭形秽，地位不如男人。村里的人请知青吃饭，女人只有做事的份儿，很少见着与男人一道正儿八经地坐在桌子上吃饭的。但秋月不一样，她与我们平起平坐，不但吃饭正眼看人，还敢拿筷子给知青碗里夹菜。

秋月称呼我“老何”，我的实际年龄大不了她多少。她说他父亲这样称呼我，她也一样称呼，全家人统一口径，保持一致。许多农民都畏惧知青，说知青无牵无挂是亡命之徒，在农村偷鸡摸狗，明知不对少说为佳。秋月胆子大，当着我们的面说：“知青有什么了不起，我也是知青，不过多了‘回乡’两个字咯嘛！”

那年春天，秋月家门前的两棵柿子树开满了黄色的花朵，秋月对我们高兴地说，今年她家的柿子树“不歇树”，一定是个丰收之年。果不其然，到了秋天两棵柿子树都硕果累累，让人垂涎。有一天秋月搬来楼梯，像猴子一样爬上了柿子树，摘下一筐青涩的柿子，放到瓦坛子里面，盖上一层稻草，密封了半个月，取出来送每个知青几个说是尝鲜。那柿子甜浸浸的，虽是秋凉季节，却充满了暖意。

转眼两年过去，我不但熟悉了农活，也懂得了山里的人情世故。这一年秋月已经18岁，按当时的风俗习惯，她早已到了婚嫁的年龄。但是秋月大逆不道，不但得罪了父母，还得罪了前来说媒的族人。秋月说她不想嫁人，不愿离开生她养她的村庄，后来得知这些不过都是她的托词，据说秋月是想进城，一辈子不能像山里的女人窝囊一生，连县城的模样都没见过。

之子于归，适得其家。家族的压力太大，秋月未能实现自己的理想。1974年秋天，秋月家的柿子树结果的时候，她喝下一瓶农药，在极端矛盾的痛苦中与世长辞，这一年秋月20岁。

秋月走后，她家的柿子树没人再去攀爬，那些柿子自然成熟，由青变黄由黄变红，挂在树上像一个个灯笼，红得耀眼。每到夜里，柿子树上飞来一群老鸹，一边啄吃成熟的柿子一边哀号。清晨起来，我们都发现柿子树掉下不少成熟的柿子，红彤彤的，映照着漫天的朝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