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眼中的盛唐

杜甫生于712年，去世在770年，正处于大唐帝国由盛转衰的过渡期。史学家一般认为，这个转折点是发生在755年的安史之乱。那一年，杜甫44岁。可以说，杜甫的一生，一脚踏在盛唐，一脚踏在盛唐走下坡路的开始。这时候，杜甫的家境，也正开到了走下坡路的快车道上。正像鲁迅先生说的，“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读到杜甫先生这一时期的作品，我突然想到，要认识盛唐的另一面，杜甫不是更有发言权吗？也就是说，我们要全面认识“心向往之”的大唐盛世，可否借用杜甫先生的慧眼呢？

我们应该肯定，唐朝确实了不起，这是我们中国人可以引以为自豪的“曾经阔过”的金色历史，在它之前，当然还有大汉朝。

唐朝从618年打下了天下，经过近30年的“贞观之治”，财富多了起来，家境阔了起来，思想也开放了起来，吸引了世界的目光，也吸引了世界的文化，所以也创造了一个文化的极度繁盛。如果按照唐诗的产生，发展，兴盛来分期，杜甫一生，正站在从开元到大历时期那个“盛唐”的顶峰。

这是诗人之幸，也是我们民族之幸。他让诗人杜甫能够站在这顶峰之上，俯瞰盛唐，也能够让1400年之后的我们，借助诗人的眼光，近距离地审视盛唐。

在安史之乱前十年，35岁的杜甫结束了读书、交友、游历的“快意”生活，和所有的有意于仕进的知识分子一样，“西漂”到长安，寻求做官的机会，以求实现他“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抱负。而长安城等待他的，却是“十年困守”！回首往事，诗人无限感慨，“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快意八九年，西归到咸阳”。彼时，杜甫的父亲杜闲正在做兖州司马，可以给他提供游历的条件。而此时，诗人已经丧失了他的“裘马”，生活上的贫困，和政治上的失意，接连打击着这位很有点自负的年轻人。他不得不低下高贵的头，“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有时甚至是“饥卧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联百结”，又饥又寒，动辄十天半月吃不到一口饱饭。

正是在这样的境况中，诗人杜甫看到了权贵们的骄奢淫逸，虽是“紫驼之峰出翠釜，水精之盘行素鳞”，也还是手拿犀牛角做的筷子觉得“无下箸处”！那真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贫富差距，不啻天壤。就连诗人这样出身于“奉儒守官”家庭的人都会因穷困而饿死幼子，更不用说生活在最底层的普通百姓了。

也正是在这样的境况之下，杜甫还看到了盛世光环掩盖之下的政治黑暗。权奸当道，杨国忠兄妹炙手可热，贤能之人受到排挤。杜甫进京的时候，他的好友大诗人李白刚刚在长安碰了一鼻子灰，愤然离去。历史注定了杜甫是又一个碰壁者，直到困守长安第十个年头，才得到一个河西县尉的差事，杜甫不愿做鞭挞人民、折腰权贵的违心事，所以改任右卫率府胄曹参军，一个职级为“正八品下”的军械仓库管理员！这跟杜甫“窃比稷与契”的愿望，差距也实在太大了。

这十年，杜甫还看到了盛唐的当权者们的穷兵黩武，和由此给老百姓带来的苦难。为了满足统治者扩展疆土的野心，老百姓背井离乡，服役边关，老死而不得返家，杜甫在诗中指斥道，“君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勇敢地为人民“鼓与呼”。

杜甫以一个鲜活的生命，真实地体验着盛唐的寒暖，这比起那些宏大的历史叙事，应该是更具体而细微的。还是那句老话，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老百姓的感觉，在述说着另类的历史，也往往被掩盖在文治武功的粉饰之下。

杜甫是一位儒者，但又不是一位死守儒家经典不谙世事的腐儒。他穷困之际仍不忘国家的兴亡，人民的安危，“穷年忧黎元”，并没有遵循儒家的古训而独善其身。他也没有遵循孔子的教导，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因为官职卑小而退身世外，而是“位卑未敢忘忧国”。

杜甫是一座丰碑，他以血肉之躯巍然屹立在盛唐的基石之上，以自己写实的诗句记录下一个盛世背后的阴影。他热爱大唐帝国和他的人民，但他却始终没有放弃批判的精神和忧患意识，以一个正直知识分子的热情和执着，大义凛然地鞭挞黑暗，孜孜不倦地追求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