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那个年代偷听敌台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收音机在普通的老百姓家还不是十分普及，尤其是带短波的晶体管收音机更是稀罕物，当时很多人叫“半导体”。这在那个物质贫乏的年代可算是最时髦的家用电器了！我读初中时，一毛钱一毛钱积攒了好长时间才买了一台“春蕾”牌半导体收音机，它成了我爱不释手的宝贝。有了这个东西，每个晚上我就躺在被窝里收听革命样板戏、小说联播、革命歌曲等这些收听率极高的节目，当时的自我感觉真的好极了！

第一次收听到敌台完全出于偶然，那晚的午夜，我随便调出一个台后，先是一阵音乐，然后是播音员说着那种软绵绵的普通话，突然收音机中冒出了“莫斯科广播电台”华语广播，我像触电似地赶紧关掉了收音机。当时还真的吓出了一身冷汗，我起床走到窗前看了看外面，有没有什么异常变化？见到窗外没有一个人影，我这才把提到嗓子眼的心咽了回去。我心里想着，不得了，这可是苏修叛徒集团的电台，偷听敌台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是一种能够吓死人的弥天大罪，要按反革命罪论处的。

可好奇心又使我不听又不甘心，反正没有别人知道，于是我小心地把门关好，把被子蒙在头上，把收音机调到最小的音量，重新找到了这个电台。我好想听听苏修到底是怎么样骂我们的？可在被窝里捂了一头汗也没有听到一句人家骂我们的一句话，说的都是我似懂非懂的“经互会”、“华沙条约”等东西。虽然有点失望，但从此我知道了用半导体收音机能轻易而举地收听到敌台广播。

当年的文化生活实在是太单调，除了偶尔去看看露天电影，就是在家听听有线广播。而广播中的新闻，每天不是最高指示就是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之类的口号式广播节目，国际新闻不外乎是美帝、苏修的霸权主义或者罢工，经济危机等内容。

当我偷听了敌台后便一发不可收拾，几乎每天晚上的被窝里我都要收听电台，它几乎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当年苏联的、美国的、日本的、澳大利亚的、香港的、台湾的几乎能收到的电台我都听过一二。除了朝鲜外其他都是敌人，所以称为敌台也不为过。

台湾电台往往先是一个女的声音绵绵地唱歌,然后一男一女播送“对共军官兵的一封信”，内容无非是开一架什么型号的战斗机到台湾会有多少黄金的奖励，驾一艘游艇到台湾会有多少两黄金的奖励，甚至携带几个人、几支枪“投奔”台湾会有多少黄金的奖励等等，印象最深的是播报新闻时，消息开头会加上“北平消息”之语，感觉甚是新奇。另外就是讲到台湾自己，便有“复兴基地宝岛台湾”之类自我颂扬之语，颇有自我赞扬和孤芳自赏的味道。

听是在听着，可偷听敌台毕竟是一种反革命行为，所以没敢完全放下心来收听节目。刚开始的时候，自己总认为公安局有可能侦测出谁在偷听敌台，所以收听时总有一半的注意力是在周围的环境上，门口有点动静就心惊肉跳，以为是公安局抓坏人来了。后来请教了别人，得到了他的否定答复后才放心了。

那个时候我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说过偷听敌台的事情，实在忍不住想跟别人透露点敌台的内容也会说是听别人说的，心想真要是追查下来，就说是听隔壁女?所说的或者是听路上的一个不认识的人说的，反正坚决不能承认偷听敌台的事情，更不能交出那个心爱的半导体收音机。

回首当年，“偷听敌台”真是一种严重犯罪。你想想，满世界除了我们，就只剩下地中海旁边孤伶伶的“一盏社会主义明灯”，此外，不是帝，就是修，或是反。因此，对此种行为，必然是要无情打击的。

一般情况下，听了但未传播，并且祖宗八代查不出与某个“地富反坏右”有瓜葛的，便勒令作出“深刻检查”，没收“作案工具”，即收音机；当然政治上肯定要被打入另册。如果祖上哪代与地富反坏右有点瓜葛，那就是“不甘心灭亡”，是与境外敌人内外勾结，“妄图向人民反攻倒算”，监狱关你没商量。

大概到了一九七八年以后，在一片解放思想的大势下，收听“敌台”才再也不被看成是洪水猛兽，也不再是一种反革命行为。时过境迁，过去的敌人现在都成了朋友。改革开放带来了包括言论在内的所有自由，相对那个时代我们真的自由了。

对于30岁以下的青年人而言，“偷听敌台”已经十分陌生而遥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