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隐形作者・作品叙事人・“我”

在全部的小说作品的创作中，都无一例外的存在着“作者”“隐形作者”“作品叙事人”这三层关系，而在第一人称叙述的小说中，因为出现了一个“我”，似乎又不仅仅是三层关系了。

“作者”是生存在现实中的人，他或她在桌边、电脑旁进行着创作活动。这个大家都能明白。往下我从一个最微不足道的创作现象说起，来谈及上面说到的其它关系。比如：一篇小说写到有几个人物在干活，或者写到一对恋人在接吻。现实中的作者，真的看见了那几个人在干活，那一对恋人在接吻吗？并没有看见，因为这几个人物、这一对恋人本身就是虚构的，作者怎么可能真的看见？看见他们的只是“作品叙事人”。“作品叙事人”站在这些人物的身旁或者如上帝般“全知全能”的站在空中，将一切尽收眼底。显然，“作品叙事人”并不是真实的人，只是一种虚拟。简单的说，“作者”是在作品之外，在桌旁或电脑那儿，而“作品叙事人”以一双无处不在的眼睛或者一种视角存在于作品内。一个在作品外，一个在作品内，那么两者怎么连接起来？将两者连结起来的“中介”就是“隐形作者”。“隐形作者”其实就是“作者”在创作“此篇”作品时所持有的特定的立场和态度，并以此指挥“作品叙事人”的叙事必须符合其立场、立意和情感倾向。”隐形作者”显然不等于“作者”，因为一篇小说只是描写生活的某一方面或者某一事情，“隐形作者”只反映了“作者”对于这某一方面某或某一事情的立场和态度，显然不反映整个的“作者”。所以“隐形作者”和“作者”是有区别的。这是这里要说的第一个概念。

而第一人称叙述的小说中的“我”，看起来似乎就是“作品叙事人”或者“作者”，其实不是的。“我”虽然部分的充当着“作品叙事人”，而更主要的，“我”是作品中的一个人物。这样说的理由是：“我”在作品中并不一定完全体现“隐形作者”所代表的立场和态度，“我”作为小说中一个人物有其自身的理念和生活逻辑，和“隐形作者”观念并不一定一致。因此“我”不等同“隐形作者”，自然更不等同“作者”。“我”在作品中的身份、职业、性别都根据“作者”的创作需要来设定，“我”可能是男人也可能是女人，可能是老人也可以是小孩，甚至可能是个死者(方方的小说《风景》中的“我”就是一个已死的人)。当然，小说关于“我”的描写中可能会带有“作者”的某些“影子”，但就能因此说“我”就是“作者”吗？不能，因为“我”作为一个小说中的人物，毫无疑问也是如鲁迅所说的“嘴在浙江，脸在山东，衣服又在北京，这样七拼八凑起来的人物”，怎么能因为“我”带有作者的某一点“影子”就认为“我”就是作者呢？更不要说那些“我”并不带有作者的某一点“影子”的小说了。总之，小说中的“我”绝不是“作者”。这是第二个概念。

以上谈到的两个概念有什么意义吗？意义可以说太重要了。

先说“隐形作者”和“作者”有区别这一概念。“隐形作者”既然只是“作者”在创作“此篇”作品时所持有的特定立场和态度，那么只要这一特定的立场和态度是可取的，已掌握艺术手法的作者就有可能创作出好的作品来，而“作者”的其它方面的立场和态度是否可取，并不影响“此篇”作品的创作。

我们可以举出实际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大家都知道《堂吉诃?》是一部堪称经典的文学名著，其塑造的主人公堂吉诃?是一个敢于向世俗挑战的英雄。可作者塞万提斯是怎样一个人呢？他可以说是声名狼藉，起先写诗，以十四行体诗向女王献媚，想跻入宫廷诗人之列而未果，又上书以求官职仍未果。后到军队，钻营到一个低微的军需官职位，任职期间四次坐牢有两次是因为经济犯罪。这么个俗气的人却创作出了这么挑战世俗的优秀作品，为什么？至少可以说他在创作《堂吉诃德》持有的立场和态度是正确的，也就是说这部作品的“隐形作者”是称职的，而塞万提斯在别的方面的俗气并不影响这部作品的创作。由此可以看出“不因人废文”是一种理性的态度，实事求是的尊重任何一部好的作品，不管它是什么人写的。

第二个概念：小说中的“我”不等于“作者”。这就是说不要把小说中的人物和实际生活中的人“对号”。而实际上喜欢“对号”的人很多，常常认为小说中的“我”就是作者，而小说中的某某人就是实际中的某某人，于是发生了不少的这类官司。如果我们不从理论上把这一谬误讲清楚，那又怎么能说服读者不要“对号入座”呢？又怎么去维护文学创作者自身的合法权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