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里的那些事（七）

计划生育

计划生育工作在山区推行起来很难，难于上青天。当年农村按人口划分自留地和分配粮食，大人小孩一个样。小孩毕竟吃东西没有成人厉害，分配的粮食略有节余，因此多生孩子就直接的利益而言，是一件划得算的事。

另外的原因是农村缺劳动力，特别是男劳动力，打柴挑水犁田耱田栽秧挞谷，那一项离得了男人？加上山里宗族之间的争斗，“人多为王”时刻成为家族的口头禅。队长就因为生了四个清一色的“长把儿”东西，随时得意忘形地在我面前说：“何知青，你看老子多能干，全是夹卵子的崽儿！”

我在农村的那几年，生产队的人口与日俱增，只要新媳妇一过门，敞开肚皮一鼓作气接二连三地生孩子，那气势好像比母鸡下蛋还容易。

不久计划生育政策像春风吹拂到山里，大会小会提上了议事日程。一日生产队里开大会，队长扯着嗓门传达公社“三干会”精神。“公社李主任讲，计划生育，干部要带好头，特别是那些娃儿多的……”话没说完，队长瞟了大家几眼，吧了一口叶子烟，接着说，“村看村户看户，社员看干部嘛！今天说话算数，我第一个带头到公社卫生院去‘结扎’！”说完一屁股坐在板凳上，好像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沾沾自喜溢于言表。

自从那次会议后，计划生育成为育龄夫妇关注的问题。讨论最为热烈的是男人作了手术有没有“后遗症”的事。为了推进这项工作，队长还真的说话算话，当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一口气跑到公社卫生院做了“结扎”手术。

队长“结扎”后，生产队里一段时间没了动静，大家等待，观望，看队长的效果。一日下午“吃烟”（中途休息）的时候，男人们坐在一块大石板上，围着队长要他讲“结扎”的故事。

“那卫生院搞‘结扎’的是昌成医生，还是那个刚调来的接生婆？”余二叔率先提出一个怪糟糟的问题。因为昌成是卫生院的院长，本乡本土的熟人，只有他看病大家才放心。

余二叔的问题是个问题，这男人的事怎能让女人动脚动手？大家七嘴八舌又说又笑。关键还不是这个问题，哪个医院没有女医生给男人治病的，何况这手术时间并不长，队长不是也在会上说过嘛，“结扎”是个小手术，就像时常来生产队的劁猪匠黄二娃，几分钟的功夫把一头猪完事，然后在寸把长的刀口处抹点凉水拍两下，那猪哼几声，照常满院子乱跑。

这段时间大家注意的是队长手术后有没有什么变化，晚上与队长娘子的那事还行吗？今天是个机会，男人们壮起胆子，问个队长水落石出。队长好像很有耐心，传经送宝，从来没有这么好的脾气。他知道，如果把这个事情说得很糟，全队的计划生育工作就有可能泡汤，他自己不也就成了这项工作的光杆司令，何况事实并不是想象的那样。

于是他吸了吸气，又吧了两口叶子烟，说：“今天多吃会儿烟，我也不怕你几爷子笑话……”他一五一十老老实实原原本本地现身说法，“结扎”的事如何从担心到放心，什么没到十天半个月就和“她”那个的事也讲了出来，不过，这才是大伙最想打探的消息。

不久，余二叔也去卫生院搞了“结扎”。那一年余二叔四十三岁，媳妇三十八岁，如狼似虎，年富力强，做了“结扎”仍然健步如飞，夜里常与媳妇缠绵几次，天不亮背着队长赶“溜溜场”，转手买卖鸡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