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里的那些事（九）

人民公社时期，生产队根据每家每户人口的多少划分一些“自留地”，除了不能种植政府明令禁止的“罂粟”以外，可以任意开发自家喜欢的作物。自留地离家不远，村落四周的熟地一般都作自留地使用，便于耕耘便于管理。

那年月关心自留地胜过集体的事，生产队是大家的，收成好自己也多不了几颗粮食，遭了灾不靠哪一家一户，但自留地不一样，息息相关自身利益，因此无论天晴下雨还是打霜落雪，自留地里都能撒下人的身影。

春天到了，地里的洋芋苗渐渐茁壮起来，绿色覆盖了荒芜的山坡。但那绿色渐次分明，浅绿、嫩绿到深绿，区分出不同土地生长庄稼的色彩，无论如何生产队的作物不能与自留地的东西相比较，一目了然彰显出“公有”与“私有”的差距。那个时候人们并不糊涂，如果将集体的土地当自留地一样使用，那粮食产量岂是翻番？

一年春天，我见着房屋侧边荒着一块空地，大约就10多平方米的一块不毛之地，几年都一直荒芜着，我觉得可惜，于是用了一个晌午功夫，将它开垦出来，种上南瓜和辣椒。一天两天，十天半月，那些庄稼渐渐郁郁葱葱。我看着瓜蔓悄悄地爬上了我的屋顶，看着株株辣椒开了白色的小花，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自己的劳动成果指日可待，收获的季节不会久远。

可是不知谁将我私自“开荒”的事反映到生产队，队长怕得罪人，他懂得“知青”不好惹，虽然自己力气过人，对付社员不在话下，但是最好不与“知青”发生冲突，“知青”齐心，无牵无挂的，搞得不好惹火烧身。于是队长推举会计来做工作，会计是读了几天书的人，平时喜欢和我们聊些学问的事，关系好，他打不开这个情面。

队里的干部推去推来，贫协主席老黄硬着头皮上了门。黄主席一口一个“老何”（我的年龄至少小他20岁），先关心我生活怎么样，到他们这个穷山僻壤里来接受再教育，夸奖我思想境界很高。说完把他那吸过的叶子烟烟杆递过来，要我吧两口。那烟杆黑不溜秋，烟嘴上抹着口水。我压根没打算在山里过一辈子，因此对于抽叶子烟的本事不属于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范畴。

我婉言谢绝，说那叶子烟味大，吃了醉人。我从中山装的上衣口袋里抽出一盒“经济烟”，递予一支黄主席，说“八大锤”，试一试。黄主席如获至宝，说这“指烟”就是不一般，夹在中指与食指之间，送到嘴里吸一口，然后吐出一路烟圈，那味道不摆了……关于我私下开荒种菜的事，黄主席抛到九霄云外。

一连几天没了风声，我以为此事不了了之。屋顶上的南瓜蔓开了一朵黄色的花，希望开始诞生；地里的辣椒已过了第一次的开花季节，青色的小辣椒露出了尖尖角，我大喜过望。

不久生产队里开大会，队长壮了壮胆子说：“现在我们队里有资本主义倾向，要割尾巴……”，“总而言之……”他提高了嗓门，顿了顿，用了一个词，“响鼓不用重捶嘛！”然后完了，一声令下“散会！”

我知道这件事胳膊扳不过大腿，我偃旗息鼓，一气之下将那些蓬勃生长的南瓜蔓和辣椒苗连根拔起，不为别的，为了不走资本主义，为了我的光明前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