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年猪

记忆里，那些杀年猪的日子里总飘着猪油的香味。年关近了，一年中荒寒的日子就要暂告一段落了。想到过年时酥肉、炸豆腐砣儿和砣子肉一起在火塘上的鼎锅里兴奋地跳跃时，孩子们便不停地咽着口水。那时，还有白米干饭，还有未炸响的鞭炮。在人们的眼里，除过年外，没有比杀年猪更重要的日子了。

而我却最怕看到杀猪，一是怕那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场面，二是怕杀猪匠仁大爹。仁大爹高个子、络腮胡，眼睛很有神，声音略尖还有些沙哑，听他说话，感觉仿佛是他那把闪着寒光的杀猪刀在磨刀石上摩擦时发出的声音，让人心里发颤。他一到我家，把巴篓往地上一放，抽出那尺来长的杀猪刀在桌子一拍，高声冲着我和小弟叫道：“大牛二牛，看到我手里是啥家什？”吓得我与小弟缩成一团，不敢吱声，恨不得从墙缝里逃逸出去，仿佛他不是来杀猪的，而是来杀人的。等到他和来帮忙的邻里们一同出门去赶猪时，我便和小弟一股风般地溜了出去，躲得远远的，直到肥白的猪倒挂在檐柱的象鼻子上时才回来。

父亲在电话那头说：“回来把猪杀了吧，顺便给你姐夫说一声，一路回来。”最怕和父亲在电话里说话，近两年来父亲说话时声音愈来愈小，愈来愈弱，听着总让人鼻根发酸。

山上近年来一到冬天就缺水，据说是山下青石厂放炮震得地下水改了道，烫猪的水要从几里外挑回来。父亲把扁担交给我，一脸歉意：“要不是我腿疼不方便，哪还要你吃这苦哟！你看山帽帽上陈表爷八十多岁了，还在挑水担粪，我才七十一呢，咋就……”我觉得好像有什么堵在胸口，闷得慌，不敢搭言，挑起水桶就出了门。

水快开了，仁大爹如当年一样准时到来。他两鬓斑白，眼睛也深深地陷了下去，身影也显得有些佝偻，只是说话时中气还算足：“秀才回来了？你老汉儿已把猪都按不住了！想当年我们兄弟俩给学堂里的范老太婆杀那头养了两年多的猪，毛重六百来斤，那猪劲真大，当时没有其他人帮忙，可你老汉儿那身劳力硬是吓人，把猪的一只后腿都掰断了！”

“哈哈哈……”父亲笑了。

一瞬间，父亲的眼神像拨去灯花的油灯突然亮了许多，拳头攥得紧紧的。

父亲八岁时就撑起家，肩挑着一家六口人的身家性命，耕地种庄稼，扛树抬石料，一个成年人能做的活儿他全都要做。解放后，常年在外躲壮丁的祖父回到家，可是好景不长，大办食堂之时，当时当队长的爷爷见食堂再办下去要饿死人了，于是将粮食分到各家各户，一时间很多的水肿病的人都得救了，而爷爷却被判了十年监禁，生活的重担再一次落到父亲的肩上。很难想像父亲当年究竟吃过什么样的苦，但我知道，父亲把祖父祖母养老归山、把他的两个妹妹养大成人、养育我们姐弟四人就耗尽他的一生的精力。他挖过几年煤、打过二十多年青石。如今除了一身残病，仿佛没有啥真正属于他自己。

仁大爹叫我和两个姐夫以及堂哥，把猪赶出来。堂哥倒是有经验，就是年过五十，力气小了，我和姐夫都是生手，有劲使不上，整得那猪像某些明星一个劲儿干嚎，声嘶力竭。父亲十分着急，一边为我们指挥，一边试图上来帮忙，被我阻住。花了五六分钟，我们才把猪放倒在地。

“我去舀水，”父亲慢慢地转过身，右脚连续地在地上踏了五六次才迈开步——他的右脚有毛病，检查了好几次，没查出个所以然来。

“谁要你舀水啦？你做得了吗？”从厨房里传来母亲责怪的声音，“莫挡路，还是去烤火吧！”

父亲又慢慢地出来，缓缓地坐到屋檐下的板凳上，木然地看着我们兄弟几人提着水往木桶里倒。

“想起我和你老汉儿一辈子抬过百多口丧，哪家的大小事儿没帮过忙？现在央几个人来按猪都找不到人了，家里有劳力的怕耽误了挣钱，钱再多又咋个？人哪——”仁大爹一边试着水温一边叹了口气，“你们一年在外，不知道家里缺劳力的苦处！”

约莫一个钟头后，一头活蹦乱跳的猪变成了一大堆肉，我两手提着几块肉从院坝里走正要走上街沿。

“来，我接着，”父亲说。

“用不着，等您接着时我就拿进屋了！”

父亲悻悻地让开，靠在柱子再不说话，那眼神，极像风中的烛火。

我心里隐隐一痛，大姐正叫我，我就没来得及细想又忙开了。

忙完了，一家人围着炉子闲话。仁大爹在鞋帮上磕了磕烟锅，对父亲说：“大老倌，你命好，就要跟儿子去享清福了，明年我也不杀猪了，没那个气力，可我还得在山上变牛哟！”仁大爹那羡慕的口气中隐隐透出悲伤和自豪的味道。

父亲没回话，还是一脸落寞与哀伤。

这是父亲这辈子最后一次杀猪了，事前我告诉过父亲，等猪杀了，山上那坑坑洼洼公路晾干了，再请人填一下，就把他和母亲接下山去。当时父亲满脸的不愿意，因为这片愈来愈荒芜的土地承载着关于他太多的苦难、欢乐和希望。

望着郁郁寡欢的父亲，我一下子明白了他那难以言明的伤悲。心里暗暗责怪自己：干吗要充能干呢?哪怕他做得再慢，也让他再做一次他想做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