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的百官:“绍兴师爷”王春龄

好多影视中书本里往往把“绍兴师爷”演绎成丑角，这是一种误解。其实所谓“师爷”，就是老辈手里那种为出征将帅和军政大员所延揽帮办各类事务的文人学士，是老底子的人对旧社会政府衙门里文职人员的一种称呼。“师爷”的工作是为主人或出谋划策，或参与机要；或起草文告，或代拟奏疏；或处理案卷，或裁行批复；或奉命出使，或联络官场。其中，刑名是最重要的一类师爷，说白了就是管打官司断案的。古代县官开门三件事：断案、钱粮、修县志。“师爷”的作用也就是围绕这三样工作，分作了刑名师爷、钱粮师爷、书启师爷三大类。“师爷”无官衔职称，仅受聘于主人而并非行政委任。“师爷”的崛起，并非凭借个别师爷的功绩名望，而是反映了当时封建统治阶层出于政治目的网罗特殊人才的需要。

而“绍兴师爷”的幕僚群体，肇始于明代，盛行于清朝初年。尤其是在顺治、康熙之时，“绍兴师爷”遍布全国各大衙门，总数不下数千人，因而民间有“无绍不成衙”的说法。“绍兴师爷”没落于辛亥革命前后。“绍兴师爷”自始至终，在我国封建统治机构中活跃了三四百年，声名扬及国内外，成为中国封建官衙幕僚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与各级地方行政官吏、绅士、商人等群体，共同操纵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司法等诸多层面，成为封建专制统治不可或缺的工具，在封建官僚政治的实施过程中作用显著。绍兴向为文化之邦，绍兴人处世精明，治事审慎，工于心计，善于言辞，具有作为智囊的多方面能力，故清代以师爷为业者多系绍兴人，诚如龚未斋在《雪鸿轩尺牍》中所云：“吾乡之业斯者，不啻万家。”

我的家乡上虞百官曾经有一位王春龄，先后在省内不少县衙做过多年的“绍兴师爷”。一生游幕，虽名不见传，但为后世遗留近10万字信稿、公交稿、布告稿、禀稿、账册和收费规目等，还有几件游幕时使用过的随身物品，为研究游幕人活动及其政治影响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其所留文稿和物品多在“文革”时被焚，仅少部分被保存了下来。残存的遗稿中，最早一份是清光绪二年。最晚一份是宣统二年，游幕地点在浙江省宁波（鄞县）、乐清、嘉兴（秀水）、海盐、诸暨（暨阳）和德清等地，文稿内容主要涉及县级政治运作、财政收支和游幕人生活等。

王春龄，字惠庭，上虞县百官镇人。生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卒于民国二年（1913年）。他既不是名人、闻人，也非出身望族，平平的一生，一个不起眼的“小吏”而已。他一生30余年在外为吏，一未留下自传，二不曾向家人述说过为官情况，但从其家藏的遗留文稿中可知，他从清光绪二年（1876年）到宣统二年（1910年）任职，时间跨度长达30余年。任职地区，有鄞县、乐清、秀水、海盐、诸暨、德清等县衙。至于王春龄任何种职务，据《残存账本》中关于“诸邑暨阳稿案经管事件”及“海盐漕务账”记载，说明他曾任诸暨县“稿案”及海盐县“漕务”。另据光绪十二年（1886年）鄞县县衙全年收支账簿及《呈送应缴各项油仇清单》红折，内载“谨将内兵房各项船只换照单应缴仇费循旧逐一开后……”；《收呈簿》右下角注有“吏房承”三字，簿内写有宣统二年（1910年）“不准杨大富保释范老扬案”的批文；一本无名红十行纸簿中记有“陈清法一词红呈；陈友虎一词喊……”等类似状子收缴的文字，从中推断，王春龄可能任过鄞县的“刑名”师爷。

王春龄在衙门做事，十分仔细，也非常节俭。事无巨细都有记录，做到有凭有据。如庚子年仲秋（1900年）的《日记》详细地记录了每天衙门进出的文稿。从记录的内容看，这本日记是在德清县衙门任职时留下的。当时师爷的办公用纸都十分粗糙，本子也是他们自己装订的。数张“公文套封”也当作文件夹而保存下来。许多文稿的纸张，有的是纸头、纸尾，大小不一。如“请牙帖新章减半账”是记在一张仅宽10余公分、长20余公分的毛边纸上。而且这些纸片，竟是利用发票上裁下来的边纸书写的。王春龄在衙门做事，也非常谨慎，决不马虎。他起草的文稿，必有一稿、二稿……如《复办理鄂蜀赈捐县正堂汪大令函》就有两份。一稿、二稿都有改正字迹，一俟定稿，即送知县审阅，再画押，然后抄录存查。为了常常提醒自己，还特地用象牙制作了一枚“闲章”，请人刻了“谨慎”两字。这样的闲章不只一枚，还有“慎思”、“专心”、“实事求是”等数枚。凡复信稿、布告稿等稿件末尾，多用“专心”章，而案件的批，多用“慎思”章。这些“闲章”至今只有“谨慎”一枚还留着。他的谨慎、周到还表现在对日常事务的处理方面。如《诸暨向章文官迎霜降》一事：既有事前规划、启动时间、交代谁去办、为什么，也有办事人姓名、办事人任务以及事毕的处理等，全都一一记录在案。

做师爷，不仅要有才智，更要博学具有多方面的知识。王春龄书读古今，事通中外，至今家藏书籍有：《纲鉴易知录》、《五大洲政治统考》、《英语读本》等。他书法俊秀，文字通达，能写奏、禀、启、示、告、信等文体，还精习会计。做师爷，有时也得“雅”一下。从留存诗稿的《自叙》中说：“……幕中诸君子，皆风雅士，得子公余之暇，联文字交，因出旧作就质乃谬……诸君忻然乐任其役，为之参酌，校订，择其稍可……”这就是说，师爷还得帮助知县修改、抄缮诗作，然后去刻印。这本诗稿全为“歌功颂德”的旧体律诗，但抄写的“台阁体”文字却十分清秀。诗稿留藏家中，王春龄定然参与“修订”、“缮写”。

从王春龄做“绍兴师爷”留下的资料看,“绍兴师爷”按官场性质，大体可分为奏折师爷、书启师爷、刑名师爷和钱谷师爷数类。奏折师爷负责起草上奏皇帝的疏折。奏折事关尹令升黜，必须熟知经史、舆地、政制、兵法、民情，精通文笔，表述严谨，风格别具，要求较高；书启师爷专管书函应酬，逢年过节，喜庆丧伤，贺唁文字，冠冕堂皇，千篇一律；刑名师爷专门办理刑事案件和民事纠纷，掌管刑律，兼行司法事务。判案事关官吏前程和百姓切身利益，其重要地位可想而知；钱谷师爷经管财政、赋税事务，直接掌握地方财政命脉，其作用亦不可小视。

“绍兴师爷”在旧时衙门，虽属幕僚，但因其所处的特殊地位，府尹、县令每每受其约束、牵制，因此其作用和影响实在不可低估。众多师爷中也不乏有识之士，他们有忧国忧民的传统思想，想做点有益百姓的事。王春龄家藏的一份“禀”，实际上是揭发乐清县差役横行乡里的公文稿，站在老百姓一边说话，立场非常鲜明。又如光绪二十二年一份书办状告民妇打死他家家猫案，师爷批云：“尔系衙门书吏，应知理法，乃以养猫细枝，辄与妇女计较，已属不合。又敢来案妄渎，更属荒谬。着记过一次，以示薄惩。原章掷还。”读到这个批，真让人拍手称快。

“绍兴师爷”的启用或废黜，一般须经同僚推荐，有的跟随府尹、县令一起赴任或离任，他们仰人鼻息，看别人眼色行事，谨小慎微，不少人过着比较清苦的生活。王春龄遗存的不少《移交清单》说明，凡进出衙门，借用钱财，都必须立出清单移交。绍兴师爷作为官衙里的一个特殊人群，遍布于全国各省、道、府、州、县，形成了上下左右、纵横捭阖的关系网，他们之间，大都是亲朋、师生、旧交、故知，往往意气相投，性情相通，公私交往，通过亲戚故旧情谊办事，一般比较顺畅，而其中也确有一些人利用关系、把持政务、弄权纳贿，颠倒是非、为非作歹、坑害百姓，搞坏了许多人和事，无形中给绍兴师爷加上了圆滑刁钻、八面玲珑等恶名。显然，这是一种世俗偏见，从总体看有失公允。历史将给绍兴师爷正名。

“绍兴师爷”早在明朝嘉靖年间，有著名的绍兴师爷徐文长，他在进入总督胡宗宪幕府后，为抗御倭寇，屡出奇计，从而受到胡的赏识和器重。清雍正、乾隆年间，绍兴师爷逐渐形成一个地域性的幕僚组织，处于鼎盛时期。特别到了晚清，山阴、会稽一带也包括浙江其他各县，当师爷的人数就更多了。清宣统年间，开始推行司法独立，北京设大理院，省设高等厅，府县设地方厅，各省纷纷开办法政学堂及速成班、养成所，并附设经济、财政、会计、统计等课系，民国时期又专设财经学校，原来的刑名、钱谷等师爷被这些校班的毕业生所取代，绍兴师爷渐趋衰落消亡，最终退出历史舞台。“绍兴师爷”这个群体的兴衰曾经见证了中国一个古老王朝现代化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