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的百官:秘密战线“传奇人物”陈养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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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坷非凡的人生轨迹，惊险隐蔽的战斗生涯。”这是在我党隐蔽战线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并把毕生献身于情报保卫工作的陈养山真实写照。陈养山(1906～1991)，原名程仰山，字应驺，曾用化名陈英舟、陈德清、高君实、老王、陈仲英、陈鸣钧等，是我们上虞县百官镇前江村人。曾经在周恩来、陈云、陈赓直接领导下的隐蔽战线上出生入死，是我党的一位红色“特工”，在战斗的岁月里为我党的情报保卫工作做出过重大贡献，也是解放后我国政法战线上的一位杰出领导人。担任过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顾问、咨询委员会委员，1991年2月22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五岁。陈养山是一位充满神秘色彩的职业革命家，中共秘密战线上的杰出代表和传奇式领导人，他的一生，有着特殊的功绩，也有着特殊的遭遇。
陈养山1906年出生于上虞县百官镇前江村，自幼家境贫寒，1913年入读前江民强小学。1919年6月年仅十三岁的陈养山便跟随亲戚来到了武汉三镇一家钱庄做学徒，后来由学徒转为店员。期间发生的“五四”运动和京汉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对他思想产生深刻影响。陈养山从当时由恽代英主编的《中国青年》杂志中接受了很多革命道理，并由此与恽代英熟悉，受到他的引导与教育。1924年7月恽代英曾约陈养山单独谈话长达6个多小时，这对陈养山来说是一次思想大洗礼，使他坚定了革命意志和斗争决心，奠定了终身为革命的思想基础。1924年10月陈养山被吸收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1月中共武汉地委书记陈潭秋宣布陈养山由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转为中共党员。后由时任青年团武汉地方委员会书记林育南决定，陈养山担任青年团武昌地区特别支部特派员，他所在的钱庄也被中共武汉地委确定为地下交通站。后来由于来同他联系的人太多，终于引起了钱庄老板的注意。1925年5月党组织将陈养山调到了上海团中央工作。从此陈养山结束了钱庄店员生活，开始走上了以革命为职业的战斗生涯。
1925年5月陈养山在上海担任了团中央交通员。在任弼时的领导下，参与了“五卅”运动的组织工作。7月调回武汉担任武汉团地委代书记，9月受党组织派遣化名陈英舟以国民党员的名义筹建国民党武汉市党部，并任常委兼组织部长。11月又重新调回上海协助恽代英筹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上海交通局，任发行科长，并参与组织了上海闸北区印刷工人罢工斗争。1926年冬，受党组织委派到宁波市国民党浙江省党部从事统战工作。1927年3月，调杭州组建中共浙江省委组织机构，由于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杭州白色恐怖严重无法立足，重回上海。其时上海党组织重新调整，陈养山被分配担任上海法南区委宣传部长。1927年11月南昌起义失败后，敌人悬赏10万大洋捉拿起义领导人贺龙,为躲避敌人辑捕贺龙辗转来到了上海，党组织把掩护贺龙的任务交给了陈养山。他不顾个人安危，细心安排，从食宿地点到联络方式，一切都处理得十分周密，保证了贺龙的安全。后来又依据党组织指示，布置交通线把贺龙顺利护送到洪湖革命根据地。在那白色恐怖年代，地下党活动是极端秘密的，许多同志需隐姓埋名，做了好事对方也不知道自己的真名实姓。贺龙对陈养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不知其真实姓名，直到十多年后贺龙在延安见到陈养山时才知道了他的真名实姓。贺龙认为陈养山这个人很了不起，向中央建议调陈养山去晋绥边区担任中共中央晋绥分局调查局局长，中央同意了贺龙建议,这是后话。
1927年冬受党组织安排陈养山回到武汉从事店员工会工作，由于在武汉的熟人太多，不宜开展秘密工作而返回上海。1928年1月，在浙江海门秘密领导组织农民暴动，后被人告密而遭反动军警追捕，在妻子章素贞帮助下隐蔽脱险，碾转回到上海。在等待接上组织关系时，暂避于旧识好友国民党员鲍君甫（杨登瀛）家中，同时积极地做杨登瀛的正面引导工作。1928年4月陈养山在上海因向党组织引荐了杨登瀛，而被调入中央特科做情报工作，参与了中央特科的创建和一系列活动。此后在周恩来、陈云的领导下，为保卫党中央，保护和营救我党重要领导人作出了卓越贡献。在中央特科工作期间，陈养山对党的最大贡献就是在敌人内部建立了中央特科的第一个重要反间谍关系杨登瀛。
原来陈养山极力向中央推荐的人名叫杨登瀛。杨登瀛，本名鲍君浦，又名刘君珊，1901年出生于广东省中山县。1919年赴日本留学，明治学院肄业。回国后，一度参加学生军。不久，又赴日本，在大阪市日支经济通译社就任译员。翌年回到上海，就职于日本人办的基督教青年会。1925年年末，中共党员陈养山在国民党中央交通局(秘密设立于上海公共租界，该局的局长是中共早期党员恽代英)任职时，经人介绍向杨登瀛学习日文，两人遂相识。当时，陈养山所在的交通局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将广州出版的大批进步的书刊杂志，由广州运到上海再转发全国各地(也只有这样，进步书刊才不至于被各地尚由北洋军阀控制的邮局没收，因为上海其时也在北洋军阀控制之下)。由相识而相熟后，陈养山便经常将《中国青年》、《语丝》、《向导》等书刊送给杨阅读，使杨逐步接触了不少共产主义思想，从而向往进步，并结识了在上海活动的不少共产党人如沈雁冰、赵子昂、陈望道等。杨登瀛还高兴地说，如把这些书刊译成日文寄往日本报社发表，能得到较高的稿费。其实，杨登瀛本人家里亦有不少日文版的马克思主义书籍，有时便赠送给陈养山，帮助陈学习日文。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以后，陈养山被迫离开国民党中央交通局，转入地下工作，随后又回到浙江老家避风。1928年春节后，他从家乡潜回上海，因为一时找不到党的关系，就暂时避住在北四川路杨登瀛的家里。两人朝夕相见，无话不谈。不久他在一家报馆找到一份职业，另租了房子居住，遂离开了杨家。但两人仍保持了往来。1928年3月中旬的一天，陈养山在报馆突然接到杨登瀛的电话，约他晚上到静安寺路的一家白俄咖啡馆喝咖啡，并暗示说有一件大事须与他商榷。陈养山便问是什么大事。杨登瀛顿了顿，说：“电话里说不清，也不便说。”临挂电话时，杨登瀛生怕陈养山失约，反复强调：“记住呀，是白俄咖啡馆。你千万要记得来呀!”当天晚上7点钟，陈养山如约进入咖啡馆时，杨登瀛早已恭候多时了。陈养山落座后，首先致歉：“杨兄想必久候多时，养山来迟，实在惭愧。”“你我又不是一两天的朋友，何必客气!”“不知杨兄有什么大事相商?”“是这样的—”杨登瀛忽地降低声调，凑在陈养山耳旁道出了事情原委：1925年以前，杨登瀛经常到上海伊文思洋行书店买书，结识了在该书店供职的杨剑虹。杨剑虹后来成了上海洋务工会负责人。1925年“五卅运动”时期，日本常有各行业的工会代表到上海来，想会见工运方面的开明人士，并且都是以杨登瀛所供职的上海日本基督教青年会的名义组织和联系的，故杨登瀛由于工作上的需要，与从事洋务工会工作的杨剑虹交往十分频繁。这样一来，加上又同是广东人，两人的关系遂进一步密切。不久杨剑虹离开上海，到广州投靠了国民党，成了陈立夫的亲信。是年10月间，杨登瀛利用职务的便利，顺道到广州拜访了杨剑虹。1927年，杨剑虹随国民党右派入主上海，亦常去杨登瀛家玩。1928年元月，蒋介石从故乡浙江奉化回到南京复职。这年2月，蒋介石操纵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夺取党政军独裁大权以后，为了对付国民党内其他各派系的反对势力，尤其为了对付共产党和进步势力，特地在自己兼任部长的组织部下面设立了党务调查科，任命中央党部机要秘书陈立夫兼任主任、张道藩为副主任。由于陈立夫的器重，杨剑虹出任该科采访股总干事。不久，陈立夫偕张道藩、杨剑虹自南京到上海，以所谓“办案”为名，同国民党在沪的党、政、军、警机关广泛联络，准备筹建派出机构。杨剑虹便趁机举荐了好友杨登瀛。杨剑虹这样做，一者看在老乡加朋友面子上，二者相中了杨登瀛在沪上的广泛交游，且是个日本通。换言之，杨登瀛是个有用的人才，必将能派上大用场。为表示求贤若渴，礼贤下士，陈立夫不惜放下架子，亲自选定一家日本餐馆，盛宴招待了杨登瀛。盛情之下，酒酣脑热的杨登瀛一时嘴软，竟稀里糊涂、不假思索地答应了陈立夫、杨剑虹的邀请。但是告别陈立夫、杨剑虹之后，待心绪稍稍平静下来，又经过仔细斟酌，杨登瀛不由在内心产生了矛盾。所以杨登瀛决定在正式就任前，征求一下共产党朋友陈养山的意见。这就是杨登瀛约陈养山喝咖啡的真正用意。
介绍完情况，杨登瀛瞅了一眼陈养山，开诚布公地说：“不瞒老弟讲，要我这人为国民党做事可以，但如果当侦探、搞反共，又不告诉共产党，不仅对不起你这个共产党朋友，而且不取得你们的谅解，恐怕什么事情都做不成倒小可，只怕这颈上吃饭的家伙也保不住喽!”事情来得如此突然，陈养山一时还未回过神来，他不由怔怔地问，“杨兄到底准备做何具体打算呢?”“我经过再三考虑，决定暗地里也帮你们做事。当然喽，同时，我又能从你们这里弄点真假情报。这样一来，我就既可以做国民党的侦探，又不必有生命之虞!”“这件事我还做不得主。不过，既然杨兄如此看重老弟，我一定会尽快给你转来我们的答复。”其实，陈养山当时也举棋不定：如果真如杨登瀛所说，他能在国民党的心脏机关为我们提供情报，那岂不等于从敌人营垒中拉出来了一个反间谍关系?倘若弄巧成拙，则岂不会殃及党的安全，“怎么办?”辞别杨登瀛后，陈养山在心底反复问自己。最后，他打定主意，决定按照组织原则，连夜将这个情况写成材料，通过他所在的中共闸北区委上报党中央定夺。
陈赓在仔细研究了陈养山的材料后，又通过组织安排找到陈养山，详细了解了一下杨登瀛的情况。嗣后在陈养山的安排下，专门约杨登瀛见了一次面，直接了解杨登瀛同国民党的关系。晤面时杨登瀛明确表示愿意将掌握的一切情况提供给共产党。了解了详细情况后，陈赓遂向周恩来作了专门汇报。他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我认为杨登瀛此人比较可靠，因为他历来同情革命，而且在目前的情形下他仍与我党的一些同志相处融洽。因此，我认为他可以做我们的内线人物。”周恩来沉吟了一下，说：“像杨登瀛这样一个人，政治上虽然不是很可靠，但在隐蔽斗争中，只要我们加以正确引导，是完全可以为我们所用的。至于是否使用杨登瀛，我将同罗迈(即李维汉)、亦农等同志商量后才通知你!”周恩来想了想，又对陈赓说：“考虑到特科工作的特殊性，今后，由你做我的单线联络人。同时，我还考虑了一下，你应该有一个化名，你看叫王庸怎么样?”“好的!”几天后，周恩来正式通知陈赓，说中央已同意谨慎使用杨登瀛。他还交待说：“今后先暂时由你跟杨登瀛单线联系。至于他个人有什么要求，你可以先酌情答复他，然后向我报告。还有，陈养山同志以后就归你使用了，免得你当个光杆司令。”
陈赓主动约见杨登瀛，见面时陈赓高兴地紧紧握住杨登瀛的双手，对他说：“登瀛兄，经请示中央，同意你做我们的内线，希望你忠实地为我党工作。”“谢谢贵党对我的信任!”“以后，我们也算是一家人了。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我认为目前你在国民党内的地位还不高，希望你利用同杨剑虹的特殊关系，尽量多地接近陈立夫、张道藩，争取尽快取得他们的信任和重用。同时，希望你能在近期内迅速展开工作，多接近市党部、淞沪警备司令部、市公安局和英法租界巡捕房。你有什么要求，我们会尽量满足你。”“我一定尽力而为!不过，张道藩最近要在上海举行婚礼，他有意让我具体操办。现在，我手头确实有点紧……”“这很好呀!这是接近张道藩的最好的机会了。你放心，至于你打给张道藩的包封，我会随时替你准备好!”
原来刚刚接替陈立夫出任党务调查科主任一职的张道藩，是个十足的伪君子。他是贵州盘县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曾留学法国巴黎，学习西洋油画，和徐悲鸿可谓师兄弟。这时他一边私下追求画坛宗师徐悲鸿的夫人蒋碧薇，一边又在上海宣布与一名法国女人结婚。为了把婚礼办得轰轰烈烈、风风光光，他特地邀请洋派人物杨登瀛替他具体操办婚事。杨登瀛接受陈赓的指示后，很卖力气地帮张道藩布置洞房、筹备婚礼，忙得不亦乐乎。待到张成亲那天，高朋满座，热闹非凡。杨登瀛还亲手奉上了一份厚礼：一百块大洋。须知，当时国民党一名正式特务的月薪才只有九十五块大洋!婚礼结束后，张道藩自然对杨登瀛感激涕零。他极为爽快地说：“登瀛兄，以后你尽管放心大胆地做事。凭你的才干，前途是无量的。记住，今后不管遇到什么麻烦，只管来找我就是!”杨登瀛这次给张道藩操办喜事，留给大家的印象是：他是张道藩的贴心死党!半年以后，张道藩升任国民党中组部秘书兼侍从室秘书，后来历任国民党中宣部长、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抗战时期还随蒋介石出席了开罗会议。但不管职务升迁与否，他始终对杨登瀛心存感激之情。因而三年后因顾顺章叛变而被捕的杨登瀛仅坐了半年牢，就被他保释了出来。此是后话。我党利用这一关系，获得了敌人许多极其重要的情报，掌握了敌人行动规律，使党组织及许多党员免遭破坏与逮捕，并利用杨登瀛所提供的情报，有力地惩罚了叛徒。如在营救我党早期领导人彭湃（后因故没有成功）、镇压出卖彭湃的叛徒白鑫、营救任弼时等事件中的重要情报，都是由杨登瀛通过陈养山向党组织提供和帮助化险的。
1931年原中央特科的顾顺章叛变。陈赓长期与顾顺章一起工作，因此已经暴露，上海再也留不下去了。周恩来决定把陈赓转移到天津开展地下工作。当时天津的地方党组织由于叛徒张克云（张开运）出卖遭受严重破坏，安子文、周仲英、刘亚雄、陈再道等一批党的负责人均遭被捕，一片白色恐怖，党的地下工作者活动很不容易。1931年4月的一天，乔装打扮的陈赓，由上海登上了开往天津塘沽的一艘英国客轮。顾顺章的叛变，虽然在钱壮飞的暗中努力下，上海党中央未被一网打尽，却也损失惨重。陈赓是特科的情报科长，又和顾顺章一起在苏联“契卡”受过训，为防不测，周恩来命他立即设法转移天津，到北方去开展革命斗争。陈赓身穿灰色丝绸长衫，深色绸裤，脚蹬一双崭新的布鞋，脸上是商贾惯有的似笑非笑。随行的还有他的妻子王根英和3岁的儿子知非，王根英扮成“老板娘”。“账房先生”是陈养山，还有一个叫张麻子的“帮工”。陈养山是周恩来特意安排的随行，肩负两个使命，一是护送陈赓一家安全到达天津。顾顺章叛变，处境最危险的是周恩来和陈赓，周恩来避走广州前，叮嘱特科身份没暴露的陈养山，一路确保陈赓的安全。二是跟随陈赓到北方继续搞特科工作。
在海上颠簸了4天后，客轮到达塘沽，住进了法租界的交通旅馆，对外称陈赓来天津开店做生意。住下后，陈赓马上让陈养山去北平联系胡鄂公。没想到，胡鄂公在陈赓到天津的时候也动身去了上海。原来，顾顺章叛变的两个月前，中共顺(天)直(隶)省委遭到严重破坏，京津大批共产党人被杀害，安子文、周仲英、陈原道、刘亚雄等同志被捕，关押在天津警察局。周恩来得知后，指示北平的胡鄂公和杨献珍赶往天津设法营救。化名“王同志”的陈养山设法与留在天津的杨献珍联系上。杨献珍当年住在天津大同公寓，他得知陈赓来天津后很高兴，马上把陈赓和“王同志”秘密请到自己住处。不久，杨献珍到北平送情报时不幸落入魔爪，出狱后与“王同志”再没见过面，直至半个多世纪后、北京市公安局党史办公室主任于行前辗转找到杨献珍了解这段经历时，杨献珍方知当年和自己同居一室的“王同志”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陈养山时，不禁哈哈大笑。陈赓与陈养山化装成商人到达天津后，在与杨献珍接上关系并准备开展有关救援事宜时，不料杨献珍也遭敌逮捕，使救援工作搁浅。于是他们将主要精力放在清查叛徒工作上，经过仔细清查与盯哨，终于摸清张克云的活动规律，并由陈养山专程赴上海报告党中央，后由从上海派来的“打狗队”（当时我党地下工作分工很细，“打狗队”是专门负责执行镇压叛徒任务的），将其镇压。后因天津党组织遭破坏的情况非常严重，难以立足开展工作，加之敌特中认识陈赓的人又很多，行动非常不便，随时都有遭被捕的危险，于是陈赓与陈养山化装成伤员，经山东青岛回到上海向陈云汇报了天津之行的工作情况。
1935年9月中央特科撤销，由于陈养山在中央特科的资深经历和曾以新闻记者进行情报搜集活动的身份，被党在上海的“中央临时局”派到重庆开辟情报工作。陈养山化名陈仲英，以新闻记者身份赴重庆，与陈昌、陈克寒3人一起，利用时任四川省财政厅兼省银行总经理刘航琛所创办的《新四川通讯社》这一刊物为掩护，并通过刘航琛（原任四川军阀刘湘所辖第21军财政处长）的关系，与国民党重庆行辕政训处（情报处）建立情报联系。陈养山打着政训处的招牌,广泛利用国民党中央党政军机关及地方军阀各派势力，大胆开展情报工作,搜集了那些国民党中央和地方军阀的党政军动向、军力配备及相互冲突、国民党军部党部与地方派系之间的争权夺利、重庆经济界与各地资本家的矛盾等等大量秘密的和公开的军事、政治、经济方面的重要情报,价值极高。陈养山还广泛联络各方社会人士，进行统一战线工作，秘密领导和参加了重庆、成都等地的有关抗日救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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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7月为了开展对东北军和西北军统战工作的需要，陈养山被党组织调到西安，他化名陈鸣钧，以《西北文化日报社》记者身份，从事党在西安的抗日宣传和统战工作，并协助左翼作家吴奚如编辑出版由张学良出资创办的《文化周刊》，开展参与联络西北军的统战工作，在西北军中宣传我党反对内战，团结抗日主张。“西安事变”后，为保持与延安的联系，陈养山奉周恩来之命筹建《红中通讯社西安分社》，专门负责向西安的各家报社及社会团体印发西安红军办事处抄收的《红中通讯社》的新闻和我党发布的抗日文告、宣言等。《红中通讯社西安分社》建成后，陈养山被调入党中央西安情报站，专门从事情报工作。为推动西北地区的抗日救亡和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进行了大量艰苦的工作，搜集了社会各方面的重要价值情报，做出了显著成绩。西安情报站以工作卓有成效和没有出过任何差错，受到党中央的高度评价。
1940年6月陈养山奉调回到延安，先后担任中央社会部地方工作科科长、情报干部培训班主任、中央党校第七支部书记及干部科科长等职，其间负责过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的政治审查工作，并出席了党的“七大”。1944年底，经贺龙向中央提议，陈养山调晋绥边区工作，先后担任中共晋绥分局调查局局长、晋绥边区公安总局局长、中共西北局社会部部长、西安市军管会保卫处长、西安市公安局局长等职，陈养山在1945年至1949年期间，他认真贯彻党的“七大”所制定的路线、方针，参与领导了晋绥边区和陕甘宁边区的政治工作，领导广大政法干部开展对敌斗争，他认真贯彻党的“七大”所制定的路线、方针，领导广大政法干部，开展对敌斗争，并参与领导了某些大、中城市的接管工作，在肃匪反特、保卫边区、建立和巩固革命政权等工作中做出了显著成绩，受到彭德怀、刘少奇、贺龙等中央领导人的赞扬。
建国初期，陈养山先后担任了中共上海市委委员、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中共南京市委常委、南京市公安局局长兼检察署署长、华北政法委员会副主任、华北公安局局长（1952年）等职，为巩固新生政权，夺取“镇反”和“三反”、“五反”斗争的胜利，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受到了毛主席的表扬。1954年陈养山调任中央人民政府司法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在1958年在“左”的错误影响下，陈养山同志受到错误的批判和处分。第四届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司法部党组被错误定性为“反党集团”，陈养山被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降级，并受党纪处分，被下放到北京清河制呢厂上班。
1960年中央组织部根据李克农同志的提议，调陈养山到中央调查部工作，承担为中共党史提供历史资料的工作。他随李克农收集我党情报保卫组织创建时期的历史资料，整理编写了十余万字的《中央特科史稿》和一批烈士的传记资料。
1966年2月中央组织部调陈养山担任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革委会副主任。他在受到严重冲击的情况下，不顾身体状况，坚决抵制林彪和“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全心全意为宁夏的发展而努力。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陈养山才得到了平反。1983年中央撤消了对陈养山、郑绍文等九位同志的处分决定，蒙冤达二十年之久的司法部党组“反x集团”案彻底平反。1978年4月最高人民检察院恢复后，陈养山在1979年2月担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1982年5月任最高人民检察院顾问、咨询委员会委员等职，他不顾自己年事已高，以极大的热情投入检察机关的恢复重建工作，同高检院党组同志一起，总结建国以来检察工作的历史经验，彻底批判林彪、“四人帮”对政法工作的诬蔑和破坏，消除“左”的思想对检察工作的干扰和影响，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研究制定新时期检察工作的方针和任务，调查解决检察机关重建后队伍和业务建设上的问题，为检察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奉献了自己的力量，直到1991年2月22日因病去世。陈养山是中共七大和八大代表、第四和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
陈养山是一位充满神秘色彩的职业革命家，中共秘密战线上的杰出代表和传奇式领导人。1924年至1940年他一直在上海、天津、重庆、成都、西安等地敌占区从事情报和统战工作。经常同敌人周旋，无私无畏,但从未被敌人发现，也因此陈养山被誉为隐蔽战线的“福将”。许多人曾问过陈养山，“你长期在龙潭虎穴中闯，在敌人眼皮底下工作，敌特怎么没有发现你？难道你有什么秘诀吗？”陈养山回答道，“没有什么秘诀，只要胆大心细，沉着机警，临危不慌，守口如瓶，就能避免出事。”同陈养山同事多年，深知陈养山的罗青长曾说过：“这并非他有什么决窍，而是由于他具有坚定的革命信念，正确的政治方向，灵活的斗争艺术和严格的组织纪律观念。”而陈养山的夫人章素贞则说，其实他还是有诀窍的，第一他外出办事不坐车。这样，发生险情可以马上躲掉，而且常步行既能熟悉街巷环境。第二，他不照像。这样敌人不掌握他的容貌形象，能避免敌人的追捕。第三，他办事不作记录，凡事都记在脑子里，能避免泄密。陈养山的这些做法充分体现了他老成练达的斗争艺术。陈养山严守党的机密，即使是最亲近的人也不例外。章素贞也是直到1940年陈养山回到延安，组织上向她说明真相后，才知道丈夫的真实身份。
陈养山长期在隐蔽战线工作，同党外人士杨登瀛关系密切，当他发现杨登瀛思想进步，且与日、伪、和敌之特、军、警、宪、洋人巡捕房的人很熟时，就及时向中央特科提供情况，为建立我党第一个反间谍关系，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对保卫党中央领导机关和负责人的安全，有着特殊的功绩。陈养山是我党隐蔽战线的英豪、是忠诚廉洁的公仆，他以不平凡的事迹造就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以踏实的脚步踩出了一条正直的人生之路，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份十分珍贵的精神财富。陈养山具有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和坚定的革命信念。他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奋斗了六十七个春秋。在第一次、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无论在白色恐怖下，还是在战争环境中，不管情况多么险恶，条件多么艰苦，他都英勇顽强地坚持斗争，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他在遭受打击、迫害的情况下，始终保持了对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一直忍辱负重，勤勤恳恳地为党工作，并呕心沥血地搜集整理了十万余字的党史资料，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博大胸怀和对党的无比忠诚。
陈养山具有一个共产主义者的高尚品德和革命情操，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他光明磊落，坚持原则，秉公办事，勇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他遵守党的纪律，无条件地服从组织分配，严守党的机密；他顾大局，识大体，能上能下，任劳任怨，从不计较个人的名利得失；他团结同志，联系群众，平易近人，关心和爱护干部，严于律己，廉洁奉公，艰苦朴素，深得干部群众的爱戴和敬重；他学习刻苦，勤于动脑，晚年仍孜孜不倦地研读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央文件，撰写文章及回忆录。在他漫长的革命生涯中，几十年如一日，勤奋工作，兢兢业业，实事求是，一丝不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陈养山用毕生心血献给了党的情报保卫工作,为夺取政权、巩固政权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人们不会忘记他的，家乡人民更不会忘记他。陈养山同志永垂不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