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的百官:“地主”之说
在我们这一代人还是在校读书的时候，大都看过电影和戏曲《白毛女》，而且多半是在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咬牙切齿之中从头看完尾，从此在心里更是种下了阶级仇恨的种子。当年有个笑话，在解放战争中，有的战士还被戏中的故事激怒得差点开枪，打中那个演地主黄世仁的演员，足见其感染力之大。毫不夸张的说：《白毛女》激发了整整几代人对“旧社会”地主阶级的仇恨。一部戏曲、一部电影能够如此深入普及、如此脍炙人口，并对老百姓的思想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在中国现代堪称首屈一指。
我们作为在《白毛女》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新中国一代人，尽管谁都没有见识过“黄世仁”和“喜儿”，谁也不曾见识过生活中真正的地主横行霸道和凶狠残暴。但几十年来，我们从小到大受到的宣传、渲染和灌输，大家却都认为了“地主阶级”就是有这样的坏。一提起“地主”，大家都会不由自主、不约而同的想到，至今仍在我们记忆中栩栩如生的刘文彩、黄世仁、南霸天和周扒皮的人物丑恶形象，他们在我们心目中就是“地主”的化身，就是“地主”的典型代表，人人都会横眉冷对，个个都会切齿痛恨。
我从网上查阅获知，“地主”是一种阶级成份，一般是指拥有较多土地而雇佣长工或租给他人耕作的人家。在封建社会的经济制度下，凭土地所有权，主要以地租形式剥削农民的土地所有者就是地主。
我无意替“地主”做翻案文章，也不想给“地主”去美言几句说说好话，因为无论是从当时的政治标准衡量，还是以现在的尺度来看，“地主”都算不上什麽“好人”，但也绝不是后来被妖魔化的那样坏。
其实，只要翻开历史的卷帙查一查，只要找到上了年纪的老人问一问，就会明白，解放前，我们百官人对土地、房屋和铜钿银子较多的人尊称为“地主”、“老爷”、“店王”、“乡坤”。而佃户（租种土地的农民）和长工，则尊称土地的主人为“东家”。
那个时候，虽然已经有了“地主”这个辞汇，但除了酒宴上“略尽地主（本地的主人）之谊”的客套话之外，寓意含的大多是尊敬、崇拜与羡慕，基本不含贬义。
我现在的观点也是认为，地主中有好人，也有坏人，许多地主都是集优点、缺点于一身，是一种比较复杂的人物。许多地主的个性、作风、处事方法，也无一不与当时的时代背景、人文环境、风俗习惯息息相关。
每一位地主身上，既有着许多儒家道德的传统优点，同时也沾染了不少旧社会流行的恶习。就拿我们百官前江村的最大地主金澡文来说，他既有着慷慨兴学的美名，不少济困扶危的义举，但也有剥削农民、吸鸦片、玩女人、讨几房小老婆的劣迹。
如果分析地主的土地和财富来源，我以为大致有三种缘由：第一是祖上传下来的家业。有些地主人家，祖上好几代就拥有这些土地、房屋和铜钿银子，而有钱人家又总是送子弟读书，世代是书香门第，守住了一份家业，并代代相传。
第二是在外地做官、经商发了财，回乡兴家置业，购买了大量的土地，才成为地主。翻开百官的历史可以看到从秦始皇到清王朝，皇权专制了两千多年，百官一直是重农轻商的小农经济社会。那时人们头脑中的观念，与现代人大不相同。
百官人有一句老话：“种田人家万万岁。”在那个年代，百官人的头脑里想的是，如果有了钱之后，第一个念头便会赶快去“买田造屋”。田和房屋是不动产，偷不走，抢不去，年年还增值，死了可以传给子孙，“世世代代吃不光、用不尽”。
第三是那种勤劳俭朴，聪明好学，善于经营的能干人，一辈子省吃俭用，有点积蓄便买田，这样的人家手中的土地田亩数渐渐增多，慢慢地上升成为了中农、富农，当勤勤恳恳、辛辛苦苦地把土地积攒到一定数量时，便达到了中、小“地主”水平。当然，也有靠欺行霸市、高利盘剥而上升为大地主的，但这种人在百官不多，只是极少数。
还有一点应该顺便提一下，从前地主的土地、山林、房屋等不动产，在交易、过户的过程中，也都是签署了买卖契约的，按章缴纳了税负，并由旧政府主管部门颁发了产权证，在当时的社会是具有法律效果的。
我们百官的地主，大多出生在有钱人家，在青少年时期大都读过私塾学堂，受过严格的文化教育，这是百官一个文化素质较高的群体。经过十年寒窗进入官场上层社会的，大多数是地主家的子弟。因此，当年的地主阶层，集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于一体，自然而然地成为了百官社会的主流。
还有许多科场失利、无意于仕途的读书人，回到百官家乡后，因为其品德高尚、学问丰富、办事公平，往往被推举做了领袖人物，掌握着村、乡、镇地方事务的管理权。大量地方事务落在本乡本土有声望的富绅（地主）的肩头上。
我曾翻破二本上虞县志，上面清楚地记载着百官有许多公益事业如兴修百沥海塘、堰坝、茶亭路亭、慈善活动都是百官的富绅（地主）捐资的。兴办公益事业和慈善事业需要大量资金，光凭空口叫叫喊喊，是没人信服你的。疫症时派药、饥荒时派米、对公众事务出钱出力，关键时刻要带头拿出白花花的铜钿银子来，百官有声望的富绅（地主）一带头捐了巨资，其他的人才会人人跟进，形成“众人拾柴火焰高”的局面，才能募集到大量资金，才能办好地方事业。
那个时候，百官差不多所有的乡村，都有德高望重、公益事业心强的富绅（地主），带头捐资。百官的富绅谷翔甫、前江的地主金澡文，每遇逢年过节都会对贫困人家走访和接济，乡邻之间发生纠纷也都要请他们进行调解。前江的地主金澡文还投资修建了前江街，现在的前江街还尚未拆除，隐隐约约间还能让人感觉到一点点当年之繁华。
小时候我去前江外婆家玩，曾听外婆外公说过，她们金家宗族里的那个大地主金澡文，常年雇佣着几个长工，但他最主要的是先雇佣一个比较能干的“长工头”负责田间劳作。每天也由“长工头”分配其他长工干活，田里生活根本不用东家操心。
当然，“长工头”的工钱比一般长工要高得多。我务过农，做过工，知道以前的“长工头”有点类似于生产队长的角色，还能体会到百官人“活在自手里”？这句老话的份量和意思。
如果东家和长工斤斤计较“对着干”的话，“田糊涂”农民自有千百种方法可以消极怠工。百官人还有一句老话“侬有柯法，我有逃法。”因此，地主完全使用欺骗、压榨的方法，东家和长工是不能长期相处的，最终吃亏的也许还是东家（田里没收成）。小气、吝啬的地主不是没有，但如果太过份了，一旦吝啬的臭名远扬，就没有人会上门给他打工了。
那个时候百官的地主，多采用“笼络人心”的方法，稳定长工情绪，每到月初、月半就会来一次“打牙祭”（吃肉，百官人叫敲瓦爿）改善伙食，逢年过节再送些粮食、衣物什么的，长工家有急事也是允许请假的，田里“作季”收成好，地主给长工结算工钱时还会暗中送个“红包”意思意思，用种种小恩小惠手段来挽留那些老实本分、肯吃苦卖力的长工，而并非夸张宣传中的那么可怕。
我听外婆外公说过，那个时候前江许多地方民风强悍，经常有土匪闹强盗，大家都吓得提心吊胆“脚粒粒抖抖”，地主们也是十分小心谨慎，生怕惹祸。他们不少人都是“夹着尾巴做人”的，“树叶子掉下来也怕砸破了脑袋”，平时不敢明摆着欺压农民。
地主中不少人以慈悲为怀，乐善好施。遇上“讨饭头”上门去讨米，总会盛上一碗米来打发打发，绝对不会让你空手而去。地主也怕“讨饭头”也许是那个道上“强盗贼乌珠”的眼线，如果怠慢了，说不定哪天晚上来一帮手执刀枪的蒙面大盗，把家里抢个精光。地主们连“讨饭头”都是好好打发的，一般对长工还算可以。
在百官前江街里，当时有一所十分有名的学校，叫“民强小学”，是前江当地最大的地主金澡文修建创办的，金澡文兼任校长，他聘请了几名具有新学思想的人做老师。金澡文平时委托他哥哥金樟文，负责负责学校的一切杂用开销。当时“民强小学”其教育规模，在百官的所有私立学校中算是比较好的学校了。学校建成后，金澡文从不干预教育和教学，他只在春秋开学典礼会上简单说几句，大概意思也就是要学生们发奋学习，将来报效中华民族。
金澡文对他的子女及其亲属要求也是极其严格的，明确规定“民强小学”的校产是学校的，金家子孙不得占有，金家子孙仅有的权力就是每年对学校的财务帐目进行一次清理检查。遗憾的是解放初期，金樟文被押上了断头台，许多从“民强小学”出去的游子，因为过去的家庭原因而永远地告辞了生养过他们的百官前江家乡。这是历史留给他们那一代人，永远无法抹去的阴影。
再说“地主”这一阶层当年在农村中占有的土地、房屋和铜钿银子确实较多，这是两千多年来皇权专制社会优胜劣汰、自然选择的结果，也是一种符合当时社会需求的重要政治经济结构要素。
两千多年前，孟子说过：“有恒产者，始有恒心。”这句话的意思解释是这样的，只有财产较多的人，做事才有责任心。因为他要对自己的财产负责，对自己的家庭负责，对自己的声誉负责，不敢也不会乱来。
当年，地主阶层以其财富、道德、学识和声望，责无旁贷地担负了政府职能缺失部分的职责，在农村中起着稳定社会的中流砥柱作用。
1949年5月百官解放后，百废待举。继“镇压反革命”运动后，中央决定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并把“土改”列为“取得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的首要条件”。一声令下，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打土豪”运动便应运而来了。
1950年6月开始，百官也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平静的百官古镇上，街头巷尾不时传来革命歌曲，大家整天喊叫着要斗争地主富农、铲除恶霸、消灭阶级敌人。
百官街上出现了三五成群，高卷裤筒，手执小红旗的农民队伍，一路叫喊着斗争、打倒、消灭的口号；一群群荷枪实弹的民兵在镇上穿梭而过。
不久之后，百官镇上日夜不断地召开公审大会、斗争恶霸地主，主席台上站着“土改”工作队干部，领着群众高呼口号，宣布土地改革运动开始。并拉出一个个全身捆绑着的地主富商，三天一小斗，五天一大斗，挂牌游行、高帽示众，斗的这些人死去活来。
整个百官笼罩在红色恐怖、血雨腥风之中，据说全国有200多万的地主人头纷纷落地。百官的富绅谷翔甫、前江的地主金樟文公审后也被枪决。“土改”工作队还宣布将这些人家的眷属“扫地出门”，祖屋、物业全部充公，剩下的妇孺，只准携带两麻袋东西让她们离家去原先穷人住过的地方生活。我娘娘家在百官沈家弄祖上的房屋也在“土改”中被分配给穷人居住，只准留下一间给自己住。
从前家境越显耀的人家，在那个时代里，都成了命运最坎坷、生活最倒霉的人，基本都落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结局。解放初期百官的富绅谷翔甫、前江的地主金樟文被枪决的悲剧，相信见到过他们下场的人们至今都还在感慨唏嘘。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末，全国大大小小的地主有好几百万。够得上枪毙的恶霸地主毕竟是少数。
那个时代里，在我们百官儒家学说“仁义礼智信”大行其道，社会舆论对不道德的行为大肆伐挞，大家都瞧不起走歪门邪道发了财的人，人后会“戳他的背脊骨”耻与为伍。那个时候百官人信奉神佛的占百分之八、九十。在皇权统治下的百官人，通过儒家道德的宣扬教化，佛、道等宗教信仰的流行制约，大多数的时候，社会秩序还是平静安定的。贫者安于贫，富者乐善好施，相互依存，长期和平共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