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的百官:百官立新小学

岁月匆匆，人生漫漫，少年时代的人和事如今是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记忆中的百官下市头有一所百官小学，我查过资料很少有它的记载，只在介绍上虞市实验小学情况时一笔带过。

“上虞市实验小学前身是上德小学堂，创办于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借谷氏宗祠（现粮贸公司中）为校舍，1923年成为县立高级小学，1926年10月3日改名为县立第六高级小学。1930年6月确定为第四学区中心学校（又称为百官小学）为百官区内各小学的教育辅导中心。1931年校址迁到大舜庙后进。1935年后，屠介眉募款在原金山场旧址（今市府内的原百官电影院）新建校舍。1941年5月，日军入侵百官，霸占学校作为据点，学校被迫迁到下市头糜家民房（现党校附近）。抗战胜利后日军当初占作据点的校舍被居民拆毁，学校借季家祠堂为校舍。1947年校舍又迁回谷氏宗祠，直至解放。解放后，百官小学与承美小学（校址在季家祠堂与今二小校址合并，改名为百官区中心校（简称区校）并选季宗祠堂为其校址。1952年，区校又与新民乡校（该校为民办学校，此时已改名为百官镇中心校，校址在今广播站宿舍）合并，区校本部改设在新民民校校址，又设两个分部，季家祠堂为一分部，上堰头（今龙山海家处）为二分部。1953年改为为百官镇小学。1954年，县城从丰惠迁至百官，为适应教育发展的需要，县文教科确定为百官镇小为县重点小学，并于1955年由国家拨款，在上街溪弄内（现实验小学）新建校舍1542平方米，校园占地20亩，于1956年竣工。竣工后，新校舍为本部，原设在季宗祠祠堂的本部为分部。1958年行政口撤区，百官镇中心小学公社化后改名为百官人民公社小学。1960年分部划出独立。1963年利复名为百官镇中心小学。1966年（文革初期）改名为百官镇向阳小学，1977年再次确定为县重点小学，1979年恢复百官镇小学名称，1992年上虞撤县设市，被上虞市人民政府命名为上虞市实验小学。”

据我所知,当年我结束了红苗幼儿园的学习，进入了百官镇二小一班读书，开始了小学生的生活。开始季家祠堂是进驻着上虞虞光绍剧团，俞家祠堂才是百官区校，不久二个祠堂合成了百官镇二小，文革中百官镇二小改名为百官镇立新小学。

当年的学校确实是从旧社会接管过来的，先由俞家祠堂继而和季家祠堂改成的校舍。

整个祠堂都是木结构，撑起祠堂的圆柱都是鼓形的石基。上面是凹形的穹顶，过一个天井就是大厅当作大礼堂的，左右两侧平厢房就是教室，里面摆放着几排课桌、短矮?。

这厢房只有一边有窗，光线不足，因此上课时里边要开着灯。教师队伍也参差复杂，挤在同一个办公室里。

整个祠堂虽然因为年久失修，略显破旧，但还是很好地保存了曾经有过的大气，特别是梁檐下各种各样的装饰雕刻，很有本地的特色。

被拆除的俞家祠堂和季家祠堂，曾陪着俞姓季姓儿孙走过了多少年风风雨雨，可惜了!

教室很简单，一块黑板和几张桌椅就构成了一间教室。黑板是一块刷上黑漆的大木板，有二只脚的，靠立在墙边。可以移动，黑板不够的时候便于移动到其他教室使用。

所有的教室，黑板上方无一例外都是红纸黑字的毛主席语录：“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黑板前方是一张被称为讲台的课桌，上面放着粉笔和黑板擦或者抹布。后面的墙面用于贴学习文章成绩单红五星等。

讲台下面是四五十张课桌，木质的双人课桌大约一米多长，没有抽屉，下面一块横木用于放书包，而同学们习惯把长长的书包带子挂在课桌两旁，横木上放课堂备用的书本。两个同学合用的一张课桌有时关系不好会引起纠纷，课桌中间就划一条“三八”停火线，二人不能越界。

早读时间，通常都是“书声朗朗”，只要有一个同学高声朗读，马上就会有很多高音喇叭接上茬，分不清是读书还是唱书。下课后，同学们就在教室外面，窄窄的走廊中，男同学打弹子，拍洋鬼子豆腐干玩，而女同学则跳皮筋，踢毽子，......

上小学的时候，我可是全班学习的榜样，满头光环的宠儿。班长、红小兵营长，考试成绩又经常是第一名，每年都被评上“五好学生”、“优秀红小兵”。我们的班主任是黄巧芬，后来是肖招云，校长是大名鼎鼎的赵万荣。

如今我还记得很多小学同学的名字，那时班级里关系最好，形影不离的小朋友叫唐兴良，原来他家住在下庙背后。曾在章镇茶场工作过。

我们从语文课本，日月水火.山水田地......开始识字读书，完整地读完了一年级第一学期课业。印象最深的现在只记得有一节语文课叫作司马光。

讲的好象是:古时候有个人叫司马光。他小时候，有一回跟几个小朋友在花园里玩，有个小朋友一不小心，掉到大水缸里。别的小朋友都慌了，哭着叫着喊着，有的跑去找大人。只有司马光没有慌。他举起一块石头，使劲砸那口缸，几下子就砸破了。缸里的水流出来了，掉在缸里的小朋友得救了。

后来有一年我到河南信阳地区做黄鳝泥鳅生意，还特地到光山县城去参观了司马光的故居。

在一年级我就加入了中国少年先锋队，带上了红领巾。“每位少先队员都要知道红领巾的深远意义，它是无数先烈用鲜血换来的红旗的一角，有无数少先队员为了维护红领巾的神圣而献出了小小的生命。少先队员是光荣的，戴着代表少先队员的红领巾更加光荣。因此，作为少先队员的我们，要天天戴着红领巾，好好地爱护我们胸前的红领巾......”

加入少先队的时候老师如是说，听得我们激动万分。那时候我们系红领巾的时候，都是整整齐齐的，看着它随风飘在胸前，无比骄傲.红领巾，就像国旗那么鲜艳，那么神圣。

红领巾在每个刚上学的孩子心中都是期待的。它已经不仅是一条红领巾，是一种空前的荣誉，更是一个梦想。

当年的读书可不象现在的学生，书包重的要死，压得小学生都得弯腰。每天叫着要给小学生减压，那时书包很轻的。

我记得自己当时背着一个妈妈用几种不同颜色条绒给拼做的小书包。低年级只有语文、数学两门主课有教课书，高年级也只加了一门常识课，其它的比如书画、唱歌、体育等辅课，没什么教课书。比起现在孩子的“炸药包”来，轻松多了。

书画课一般是练写毛笔字。可惜我从小对写字没有多少耐心去练，不管是毛笔还是钢笔，字都写得很潦草。

那时学生们很懂得爱憎分明。参观阶级斗争展览馆后，就晓得与刘文彩之类的恶霸地主不共戴天。平时密切注视阶级斗争新动向，严防地、富、反、坏、右分子的破坏。

学校还请解放军叔叔作校外辅导员，那时候学习的榜样是罗盛教、邱少云、黄继光和欧阳海，是刘文学、戴碧蓉、草原英雄小姐妹这样的一些英雄人物。

在毛主席“五七”指示的光辉照耀下，学生们学工、学农、学军，同工人叔叔、农民伯伯一起批判资产阶级。为了珍惜劳动果实，每遇夏天双抢大忙时节，学生们就会到生产队帮助农民伯伯捡麦穗、谷穗和拾棉花。

在学校还一起学雷锋、做好事，通过捡废品垃圾换钱，去勤工俭学为班级集体积累资金增加班费。还同大哥哥、大姐姐们一起上街刷标语、用废报纸写一些政治化色彩极强的小字报。

等到一年级第二学期时，中央发布了(五.一六通知)，从批判吴晗，邓拓，廖沫沙三家村开始，中国爆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动乱也波及到了上虞百官。

上虞县的所有学校和学生纷纷成立了红卫兵和红小兵组织。学生们停课闹革命，穿上军装套上红袖章，高举造反有理的大旗，横扫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大会小会揪斗走资派，批斗地(主)富(农)反(历史反革命)右(右派)和牛鬼蛇神。红卫兵则全国大串联，进京接受毛主席检阅。

那个时候每当毛主席发表什么最高指示最新指示，人们总要敲锣打鼓上街游行，彻夜欢呼，回来还不能睡，要熬通宵的等着，早上学校要开大会庆祝。有时在百官人民广场全县几万人集会游行。

那时学校易名叫立新小学，学校已按部队编制是红小兵营部，每个年级，叫“连”，象我所在二年级叫“二连”。一班就是“一排”。当时我是班长，改称“排长”。

教室的右上角有一个方盒子喇叭，每天要收听数次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广播。课桌上摆一摞课本，最上面放袖珍红宝书，老师进来后，班长喊“起立！”，同学们要迅速拿红宝书按老师说的页数翻开，念上一段，同学们要将红宝书用右手贴至胸前，背诵毛主席语录。像“要斗私批修”和“要复课闹革命”等等。

文革时期铺天盖地的各式毛主席像章，有金属的、陶磁的，大的如脸盆，小的如分币。解放军都佩戴五星状的像章下加“为人民服务”的横条章，这是军装的标准配置。我记得当时人人胸佩毛主席像章，家家摆放毛主席石膏象。以表达对毛主席的无限忠诚。

而一旦不小心把石膏像碰碎，被人瞧见了那一顶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准被扣在头上。你就倒霉了，轻则批斗，重则判刑。当年有多少人就一瞬间为此翻跟斗，变成二种世界的人。

记得读小学时也去春游，那不是游山玩水，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可要批判的，而是参观工厂，向工农兵学习。

1969年上虞棉纺厂刚建成投产，这可是上虞最大型企业了。那年我们学校按部队编制，年级称“连”；班级称作“排”，学校组织学生长途跋涉行军去上虞棉纺厂活动。

那时头戴军帽，身着白衬衫，蓝裤子，脚穿解放鞋，肩上斜挂军书包，臂上别着红小兵臂章，胸前别着毛主席像章，排着队伍走在路上能让很多小朋友羡慕。而我是班长（此时已改称红小兵排长）走在队伍最前面，颈上还挂了一幅毛主席去安源镜框画像，用双手虔诚地捧着......

那个时代每年的清明节学校都要组织我们到烈士陵园祭扫烈士墓，并在那里举行入队仪式(那时叫加入红小兵)。

清明前春寒料峭，马路两旁的树上只是一抹淡淡的绿意。一路上我们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等少儿歌曲，举着红旗扛着花圈，排着队伍向着龙山前进。

革命烈士墓，位于龙山西麓.始建于1965年，1985年重建。墓占地面积600平方米。墓前立碑，碑高11米，宽2.50米。用青石砌成，顶端置红五星，碑的花岗石基上现在镌刻着赵朴初“革命烈士纪念碑”七个金色大字。碑阴镌文，介绍烈士的英勇事迹。

烈士墓内安葬着11位烈士的忠骨。他们分别是1944年3月在参加上虞徐家岙战斗中牺牲的浙东游击队指战员俞菊生、杨有贵和1949年5月解放上虞时牺牲的解放军指战员常有臣、邱正富、李宪滨、赵春同、王明生、冯庆令、金良益和两位无名烈士。

到了烈士墓，我们首先向烈士墓的纪念碑敬献花圈（那时没有献花篮的），低头肃立在英雄们的面前，默默地沉痛怀念。追忆这些无私无畏的英雄们，在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迎着密集而无情的枪林弹雨，前赴后继的壮丽场面，以他们的血肉躯开辟了如今幸福祥和的美好生活。

然后举行入队仪式，被发展入队的同学光荣地在烈士墓前别上红小兵证章,在烈士墓前宣誓：“成千上万的先烈，为着革命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

现在的孩子恐怕难以想像我们当时在烈士墓前凭吊先烈时内心充满的那种庄严和崇敬。年年清明祭扫烈士墓，年年都接受一次心灵上的洗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