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旧书梦

每到一个城市，我总想逛逛那里的古旧书店或者古旧书市场，即便坐在汽车里，隔着车窗看到大街一侧“古旧书店”的招牌，心里也会为之一动。这倒不是单纯为了贪图那些特价书的便宜，准确地说应该是一种淘书乐趣。这也许就像钓鱼的一样，下钩时，“扁白鲤鲫”并未想好一定要钓上什么，等牵上一条无论什么品种的大鱼时，那种兴奋是难以言说的。我淘古旧书也是找的这种感觉。所以北京的潘家园、上海的文庙、南京的扬公井古旧书店等我都不知道去过几次了。同样,旧书摊我也光顾。现在的书摊很多，太多的盗版书摊子我不屑一顾，但每次看到有专卖旧书的摊子，我总要下车看看。特别是看到那些旧书的品相尚好，书的层次很对味的摊位，我总是要对那些识货懂书的摊主高看一眼、赞许几声。

淘旧书的心理是复杂的，因人而异，各取所需。有的是为了补缺，家里的成套书缺了，大书店的新书是不拆零的，只有在旧书市场淘得。我的一套《莎士比亚全集》缺的一册就是在上海补上的。有的是冲着他的版本价值。有时旧版书，特别是初版书在收藏上是异常珍贵的。记得我在南京购得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最初版的《红楼梦》，以及在东台地摊上仅花8元钱买到的一本早期报人戈公振的散文集都是我至今的珍藏。当然对于同样品相的书籍，便宜的书价也是吸引人的因素。我记得当我发现我一直想找到的余秋雨著的《艺术创造论》《观众心理学》《中国戏剧史》居然在上海一家高校的特价书店以六折购得，当时心里是真的是有一种“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惊喜。

工匠是越老越宝贝，书也是越旧越值钱。进行旧书交易，不仅在我国具有很悠久的历史，在西方同样很崇尚。在英国威尔士的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里，有一个专卖旧书的小镇叫瓦伊河畔海伊（Hay—on——Wye），它是世界上最大的旧书城镇，也是爱书人传说中的圣地。它的创始人理查.布斯坚持“旧书不死”的信念，他认为“一本毫不起眼的书，即使不被99%的人所注目，也总有一些人会需要它。”所以他在1961年以23岁的年龄在这个小镇上创立了第一个旧书店。从一个书店发展至今，一个不算大的小镇上已有60余家旧书店。他自己不但经营着其中一个最大的旧书店，而且买下了一个旧的古堡，用于存放古董书（在英国旧书若是有百年以上历史，且珍贵稀有，就称古董书）。现在这个小镇成了全世界最大的旧书和绝版书交易中心，它也成了英国一个独特的文化符号，从大国总统到文化名人都曾在这个小镇上留下身影。目前这位老人尚健在，并仍在继续扩充他的旧书版图，他要在世界各地复制他的旧书小镇，包括中国。

我没有理查.布斯那样的雄心壮志，更没有他那么幸运，虽然我对于旧书的使用和交易曾有过梦想，但很快就破灭了。那还是在市图书馆馆长岗位上时，我曾经计划开辟一项特色服务，那就是为来图书馆的读书人提供一个旧书以物易物，交换阅读的平台。我知道是凡读书人的家里总有不少阅读过，但也不需收藏的书籍，长期闲置在书架上是个浪费，何不在读书人之间互通有无。

我有意让这个计划付诸实施，并且尝试了几个周末。公告发出去之后，第一个星期日的上午我很是期待的早早就站在图书馆大厅中央。第一个拎着一摞书来的是我市报社的一个资深编辑孙昕晨，他也是我的朋友，一到摊位他就把他的带来的全部旧书摊开。其后又陆续的来了五、六个人，场面有些冷清。来的人倒是相互交换了几本。热心的人都说是好事。第二个周末我又坚持做了一次，心想，如果能够做下去，将来就固定在周末，形成制度，以便聚集人气。哪知道坚持了三、四次以后，人越来越少，最后不得不使这个计划夭折。昕晨后来对我说，不是动议的错误，可能宣传不够，事先也没有策划组织一些更多的文化人带头，同时与我们市自身的文化氛围可能也有关系。现在看来最后这个原因不是主要的，盐城文化氛围再怎么样，也会比英国那个小镇最初规模要大些，主要原因还是我的主观准备不足。

在那事隔不久，对于做好旧书服务我仍不死心。在上级要求事业单位也办企业那段时期，我围绕图书馆的服务特点拓展项目，办了两个企业。一个是翻译公司，利用馆内自身的外语人才，开展外文翻译服务。这个公司至今仍在为社会发挥作用。另一个就是办起了一个古旧书店，继续开展古旧书服务，当然已不是原先的以书换书，而主要是古旧书经营。我市著名书法家藏科还精心书写了“盐城古旧书店”的门牌，字体苍劲古朴。只可惜我们聘用的经营者既不懂古籍，也无心旧书经营，他并没有看重这块招牌的文化含量，他追求的是利益的最大化。轰轰烈烈的搞了几次特价书市，古旧书店就偃旗息鼓了。

至此，我做大旧书交易的梦也破灭了。但旧书情结仍然还在，每到一处，我还是要光顾那里的古旧书店和旧书市场。闲适在家，也不时把玩那些年我淘回来的旧书，回味我每次得到可心的旧书时那快乐的心情。

2011.12.21紫薇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