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老乡
转斗湾小镇上有个很特别的现象，就是从解放前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来这儿谋生和落户的河南人多。河南到湖北的转斗湾，中间隔着襄阳市下辖的许多城、镇据说都没有这个现象，和转斗湾四围紧邻的其他几个乡镇也都没有，为什么独独转斗湾会如此？
有老辈人给出了这样的答案：以前，货运主要走水路，转斗湾是汉江中部一个规模很大的码头，人称小汉口。南来北往的船队在这儿装货卸货，十分繁忙。因此，来这儿寻找机会的外地人也就比较多。解放前，有个河南的年轻人经过几年的打拼，在这儿落了户，以后，又慢慢地做生意发了财。于是他的河南同乡们都纷纷来此投靠他，于是就有了他们自己的同乡会。受到庇护的这些河南人自然要比那些跑单帮的其他外乡人更扬眉吐气些。他们碰到一起时，总是高声地打着招呼：“喂，老乡，吃罢饭没有？”“喂，老乡，今天你去哪儿？”“喂，老乡……”。这样的称呼听多了，本地人也跟着称他们为老乡。但本地人口中的“老乡”，已经没有了“同乡人”的意思，而是用以专指河南人。
一九六零年秋，我们队来了一户河南人，户主叫李根堂，四十多岁的年纪。其实老李一辈子没结过婚，他是靠着哥嫂生活的。嫂子是转斗湾本地人，解放前跟一个姓李的客商去了河南。后来大老李死了，二老李（就是李根堂）就随着嫂子和两个侄女来到湖北，来到转斗湾。由于他与本地有着亲戚关系，人们便遵着辈份或者是邻里间的习惯称谓，当面叫他二哥、二叔或二爷，但背后都叫他二老乡。
二老乡没读过书，但记性却相当好。他能把在戏台上看过的戏文和在茶馆里听来的评书，绘声绘色地讲出来，有时可以连续讲几个晚上。讲到精彩处，他也会卖个关子——“明儿再说，明儿再说。”害得大家老是记挂着听后面的故事。
有时也扯些闲篇儿，他讲刘秀避难，躲到田里的犁沟里。王莽的军队追来了，这时天上飞来一只鹰，高声叫着：“沟儿里，沟儿里。”刘秀指着老鹰骂到：“好你个坏种，死不落尸的东西。”边讲故事还边评说着：“你们看，哪儿有老鹰的死尸？都在高山上喂了饿虎，皇上封了的。”有时讲到高兴处，他还会用河南人特有的声调高声地唱起来。唱的是河南曲剧，带着个哭腔，很好听的。其实他的唱和哭，我们一直分不清——他的唱像是哭，而真正哭的时候又像是在唱。有一回晚上，不知受了什么委屈，他一个人坐在堰塘边上，哭着数落着自己的不幸。这时没有一个人前去劝导，倒是有些人偷偷躲在一边，听他一词一板地慢慢道来。
他有几件简单粗糙的杀猪工具，但在逢年过节和红白喜事时，是没有人请他的。只有在平时，农户家半大的猪死了而又舍不得扔掉时，才找他帮忙。这种时候，不管多忙他也不会推辞。到主人家后，先用尖刀在已死的猪的喉咙里捅一刀，说是放血。不管放不放得出来，杀猪的程序还是步步做得周到。然后帮着主人烧水，再猴着腰给猪煺毛，结结实实地忙活半天。工钱是不要的，主人酬谢他的一般是一副猪腰子，一只猪腿，有时还加一只猪耳朵，再就是管一顿酒饭。只一杯酒下肚，他的脸就红得像戏台上的关公，两只眼的眼角上就会渗出白白的眼屎。良久，他会扯起短褂的前襟把脸擦一下，翻来覆去地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
在他来我们队之前，我们队一般只在村子跟前种一点瓜，要说到远离村子的沙滩上大面积种瓜，还没有人敢尝试。他来后，听说他会种瓜，队里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他。自此，从春到夏，甚至到秋，他都一个人呆在沙滩上的瓜棚里，饭由家里人送去。整个夏天，他都只穿一条大裆短裤，太阳下帽子也不戴，浑身上下晒得黑红。那时是大集体，还没有包产到户一说，队里只是根据别队的经验，给他定下一年必须得完成的任务，否则要扣工分。其实，即使不给他定任务，他也不敢有丝毫的马虎。他一个外乡人，如果做得不好，肯定会招致人们的责难。因此他处处小心，瓜地侍弄得分外的好，当然也看管得分外的严。
他种瓜的第一年，我还在读小学四年级。像这个年龄的孩子都怕老乡，听说是个老乡在看瓜，一个两个的孩子根本不敢从瓜田旁边走。但是如果集在一起的孩子多了，那么所有孩子的胆子也都会大起来。那时，每天下午放学后我们都要到滩上去割草或弄猪菜，大家都想吃瓜，割草时便有意往瓜田边上靠。可这个二老乡站在瓜田里像防贼似的防着我们。吃不到瓜的我们有时便会站在高坡上，一齐大声并有节奏地喊：“二老乡，二老乡……”。那时，我们认为“老乡”是个带侮辱性的字眼，这么喊就是在骂他。喊声毕竟刺耳，他提把西瓜刀撵出来，吓得我们四散奔逃。
可能他觉得老与我们这样对抗着不好，慢慢有了和我们和好的意思。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我们又到那儿去割草，他主动喊我们到瓜棚去玩，并在田里挑了个西瓜杀给我们吃了。然后叫我们帮着照看会儿瓜地，他去河里取鱼。他弄鱼跟别人不同，不是用鱼网或鱼钩，而是用一种叫做卡子的工具。具体是怎么操作的，我们也没见过。好像听人说过一次，大概是把一弹性竹片两端并拢，再用一套筒管住，拴上线，放上鱼饵，鱼吃食时一拉动，竹片脱出筒后，卡住鱼鳃，鱼就跑不掉了。每天晚上，他都沿河布下许多卡子，第二日早晨或上午去收回来。运气好的时候，一次可以收回好几条大鱼。
那天见他下河去了，我们便议论开来，说这么多人只杀一个瓜太吝啬了。“哼！还不是怕我们摘他的瓜，把我们诓在这里，好去做他的事，可恨极了。”于是大家都义愤填膺起来，决定惩罚他一下。所谓惩罚，就是摘他的瓜。我们派一个人趴到大堤上，监视他的动静。剩下的人立刻到瓜地里飞快地摘瓜，并把摘到的瓜放进旁边的高粱地里。等他回来的时候，我们又若无其事地坐到了瓜棚里。他手里提着一条鲢鱼，已经破好洗干净了。他问我们有没有别人想来摘瓜，我们嘴上说没有，心里却禁不住想笑。玩了一会儿，我们起身离开。走不多远，便一个接一个地溜进了高粱地。
我们围在小小的瓜堆边把瓜一个个摆开，由于摘瓜的时候是匆忙行事，加上有些小孩子根本不懂得鉴别好坏，瓜堆里有些还是没成熟的生瓜。那些明显的生包头被挑出来扔到一边，几个长得好的瓜被当场捶开分着吃了，剩下的也就没了多少。于是大家也不讲什么客气，就你一个我一个地选自己比较满意的瓜拿。我们正高高兴兴地扒拉着哩，冷不防，他突然从外面闯了进来。我们一下子愣在那儿不知如何应对。没想到他看了一会儿却用手指了指对面，脸上露出一副询问的表情。那意思很明显，是问我们是不是在高粱地那边瓜地里摘的瓜。因为高粱地那边是另一个队的瓜地。我们立刻醒悟过来，连忙含糊地嗯嗯地应答着。他低声说：“快把瓜拿走，小心别人看到了。”过了一会儿又说：“就在外头把瓜吃完了回去，也莫叫队上的人看见了。”我们慌忙把几个瓜用衣服包着，头也不敢抬地钻出了高粱地。
走在路上，我越想越觉得他似乎已经知道了我们是在他的瓜田里摘的瓜，但为什么没有挑明呢？后来又一想，他不挑明肯定有他自己不想挑明的理由：一是瓜已经摘下了，说了又有什么用？反而会把我们得罪得更深；二是说瓜是从别人的瓜田里摘的，就等于撇清了自己，自己的瓜田看得好好的，没有丢瓜，也算是给自己一个安慰；三是解除了我们当时的尴尬，说不定我们会因此不再与他过不去。说实话，自那以后，我们真的再也没有成群结伙地站在高坡上“二老乡，二老乡”的那么喊他了。
2011.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