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歌里唱的那些事

前年回老家时，在一个村子旁边看到有几个小女孩在那里跳橡皮筋。有一个小女孩边跳边唱：“腊月二十八，家家把猪杀，没得蛤蟆大，还要交半扎……”。“半扎”是当地的土话，就是半边的意思。我听了不禁笑起来，问她们是谁教的，她们也不知道，反正听别人唱，自己就跟着唱呗。不用说，唱的是什么意思她们肯定也不知道，莫说她们，就是现在三四十岁的中年人也未必知道。这唱的分明是三十多年前农村杀猪交统购的一种情形，也不知是谁编的，竟流传了这么久。

从新中国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延续了几十年的统购统销政策具体有些什么内容，当时一般的农民不一定清楚。因为那时的粮、棉、油等物资的供应、销售和分配，都是集体在统一操作，不需要老百姓个人去操心。唯独养猪这一项，因为要具体落实到每一个农户的头上，所以农户们对此项政策也就有了比较直观的了解。

我们这个地方的人特别有意思，喜欢把一些复杂的名称简化。他们把交售牲猪任务直接说成“卖统购”，把收购“统购”的地方又叫作“食品”。比如，说“某人今天到食品里把统购卖了”，这句话若说给外乡人听，绝对没有人听得懂。我是当地人，也跟着说了几十年。现在想想，也觉得有点儿莫名其妙。我不记得那里的大门上当初是否曾挂过有关“食品”字样的牌子，比如“肉食品店”、“肉食品厂”、“肉食品公司”什么的。不过，在那些年那里主要的任务，还不是搞什么肉食品加工，虽然有时也杀猪卖肉，但那只占他们业务的一小部分。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收购，作为统购的牲猪被收上来后，再由那里的工作人员把猪成群成群赶出去，交到县或省里指定的什么地方。

当时有关牲猪统购的具体政策是：农户交售一头猪给国家，自己在过年时可以杀一头猪。交售统购的标准不高，只要达到一百二十斤就行，至于是肥是瘦，那不计较。农民们都知道卖统购是完成国家任务，虽然价格极低，也没有人有什么怨言。交售了统购的农户，凭收购处的收据到指定的地方（有时是大队会计代办）再交钱领取宰杀证。杀猪的师傅要见到宰杀证才敢动刀，否则就是犯法。如果没有能力完成一整头猪的统购任务，又想过年杀猪怎么办呢？那就采用另一种办法，这就是儿歌里所唱的“交半扎”。“交半扎”也要先领取宰杀证，不过这种宰杀证是注明要将所杀的猪交售一半的，由杀猪师傅监督执行。杀猪师傅在杀这种性质的猪的时候，待把毛煺净后，再把猪从头至尾剖开，留一半不碎，由农户自己扛到“食品”里交售。

这个政策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它不是硬性指标，多卖多吃，少卖少吃，如果过年没有猪杀，自然也就没有了统购的任务。可能有人会说，如果有人故意不养猪，只养鸡、鸭之类的家禽，不是照样可以吃肉而又可以躲掉统购的任务了吗？而且假若这样的人一多，国家不就收不到足够的牲猪了吗？那倒不必担心，只要不是特殊情况（比如大的天灾人祸），当时的农村有哪家不养猪的？你看古人造字，“家”就是一个屋顶下面躺着一头猪。显然，那时在农村不养猪的人家不是一个正常过日子的人家。当然不是说养鸡养鸭就不行，在农村养鸡养鸭也是必须的。常言道：穷干净，富邋遢，脚里不踩三泡鸡屎不算一户人家。因此养鸡养鸭也是一个农户是否富有生气的象征。然而猪对于一个农户来说，毕竟是一个大件。你过年不杀猪，就是混得不如人。别人会说，哎哟，过年连猪都杀不起了，还混个啥名堂？就是别人不糟贱你，你的孩子们也会显得比别人的孩子小些、可怜些。一到杀年猪的时候，本村与相邻的各个村里，到处都听到猪在叫唤，小孩子们三五成群地跟着看杀猪的忙活。如果自己家里有猪，他就会向同伴们吹嘘，说自己家里几时几时也杀猪。但如果家里没有猪杀，孩子们心里不知该有多失望。就冲这点，再辛苦你也得把猪别喂上。

杀了猪，农村里一般也就没了什么事。天气也冷了，顿顿切几片肉加白菜或萝卜炖个炖钵炉（火锅之类），关上门一家人围着痛痛快快地吃喝。那些平日干活的辛苦，养猪的艰难，统统都忘掉了，只剩下感受眼前幸福的和对未来的憧憬。

说到养猪的艰难，我是深有体会的。不知别人家里怎么样，我只知道我们家里那些年喂猪，好象年年都在为卖统购伤脑筋。有一年卖统购竟卖了三次才将那头猪勉强送出去，把人都要呕死。

每年的打算，就是想把第一个作为统购的猪尽快喂成一百二十斤卖掉，好安排喂过年的猪。别看现在喂猪容易，猪在不知不觉中就长到百把斤、几百斤。那时要想把猪喂到一百二十斤，还真不是容易的事。也难怪，那时猪吃的啥呢？野菜加粗糠，还不能保证顿顿都吃得饱。你说猪能长得快么？猪越是不肯长，人就越是着急，恨不得天天盯着猪吃食，算计着什么时间可以出栏。

眼看到了四、五月份，别人家里当卖的猪已陆续拉去过了秤，估计我们家里的猪大概也差不多了。有人出主意，煮一点好的食水，让它着老着实地胀一顿也许就够了。我们依法实施，让它饱餐一顿。找个猪笼把猪装进去，再用板车拉到食品里，放到磅秤上一称，除去笼重还剩一百二十五斤。但这还不是净重，还得除屎包。也就是说，猪在拉来之前吃了食，要把猪临时吃进去的斤两除掉。这是历年的老规矩，来卖统购的人都知道，但除去的斤两毕竟没有吃进去的多，人们还是愿意让猪吃饱随他们去除好了。一般除屎包的数在6—10斤，你想哪个猪只吃10斤进去？这也是没得办法的办法，猪长一斤不容易，人们不得不想方设法动一些小心眼。我们的猪按最低的折扣标准还差一斤，好说歹说，那个称秤的就是不松口，说除6斤是除的最少的，太那个了，自己要受处分的。话说到这个份上还能再怎么说？没办法只好拉回来。走在路上，父亲惋惜地说，猪在来的时候在笼里屙了泡屎，要不那样肯定就够了。我说也不一定，若称的重量是一百二十六斤，他给你除七斤，你还不是干瞪眼？不就是差一斤嘛，拉回去多喂些日子，把斤两喂得足足的，看他还说什么。

谁知经过这一折腾，拉回去猪就病了——发烧屙稀。请兽医来打针、喂药，拖了个把星期才好。这回得加紧喂，把它的伙食标准也提高了点。喂了将近二十天的时间，还是按上次的办法给它增了重。拉到那里一称，倒是比上次多了两斤。但这回是个领导在亲自司秤，他说猪太吃饱了，起码要除十斤。我们当然又是递烟，说好话，可他不为所动。他说就算少除点儿，除八斤，你还是不够。这样，你把猪拴在这儿饿，等猪饿好了再称，我们一斤都不除。他是看准了我们的心虚，料定我们不敢跟他较这个真。只得再拉回来，后来又足足喂了半个月才总算交了差。哎哟，太折磨人了。由于这个经历，弄得以后连续两年都不敢卖统购，只吃“半扎”算了，这样就不用再跟谁去赔笑脸说好话了。

那时除少数人家的猪杀肉能过百斤，大多数的猪能杀八十斤净肉就算不错了。吃半边的人家既然卖不起整头猪的统购，养的年猪也不会大到哪儿去。半边一交上去，落下的也就是四十多斤到五十斤肉。这点肉，如果仔细安排，一家人过个年，再留点来年春上待客，平时切点肉炼油炒菜，也还是可以的。但那时杀猪以后时兴请客，由于要款待杀猪师傅，就顺便把族上宗亲和队上比较要好的人请一请，也算是图个热闹图个喜庆。这种场合的请客不讲究几碗几碟，历年都是老规矩：一个格子（一种木制的笼屉）加四个配菜。格子里先用白菜垫底，白菜上面撒上面粉，再把切好的肥肉块密密地摆上一圈，中间再放一些排骨、瘦肉之类的东西。蒸好后端上桌子，这就是主菜。配的四碗菜是：两碗萝卜丝炒瘦肉，两碗豆腐血旺汤，分别错开放在方桌的四个角上。刚蒸出的新鲜肉别提有多香，这对于一年到头很少吃到肉的人来说，那馋的感觉是可想而知的。那时人们吃肉都喜欢吃肥肉，越肥、块子越大，吃起来越过瘾。

这个请客的风气，使得一些猪杀得小的人家有点吃不消。人家请，你得去，这叫给人面子；人家请，你得回请，这叫礼尚往来。而且还不能因为自己的猪杀得小，就把格子里的肉整得少少的，还得跟别人一样，猪肉不够肥，就多切点，大大方方地把客人待出去。这样，你在请客或外出作客时就得反复掂量，看哪些人家一定要请，哪些人家不消请得；哪些人家一定要去，哪些人家可以不去。满打满算，包括杀猪师傅、自己家人在内，凑足两到三桌之数后，你无论如何要打住。意思意思就行了，寻常百姓家过日子还得瞻前顾后。其实大多数人都是这个心思，没有谁愿意不顾死活地把自己整得狼狈不堪。尽管如此，本来就不多的肉，客一请还能剩多少？以致有些人家虽说杀了猪，平时吃肉的机会也不多。那肉主要是留到过年和待客，所以那时的小孩特别盼望过年。腊月三十团完年（我们这个地方是中午吃团年饭）出去，除了比穿新衣服外，还比你吃了几块肉我吃了几块肉。

现在日子过好了，喂猪比过去容易多了，而且再也用不着完成国家的统购任务，然而近些年来过年杀猪的人反而越来越少了。农村人家再也不把养猪当作家庭生活的一项必不可少的内容。究其原因，道理其实很简单，现在市场上的肉食供应太方便了。街上什么时候都有新鲜的猪肉挂在肉架上，想割哪儿割哪儿。如果自己杀一头猪，几百斤重的肉又是肥肥的，一家两三个人怎么吃得完？再说现在都在注意养生，那些曾经显示农家富足、丰盛、大方的大块肥肉，再也不会被人们钟爱了。真是时代变了，人们的思想、人们的生活也都跟着发生了变化，变化之快简直超出了人们的想象。现在再听那“腊月二十八，家家把猪杀……”就像在听一个古老的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