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春节二三事（四）

哎，春节二三事，写了三篇，余兴未尽，二三事的‘二三’，在文学上可以当作虚数，那就矫情一把了。

记得是在1973年腊月，因副统帅折戟沉沙，我从解散了的干校回来。儿子自1968年出生已经在他母亲的老家呆了五年。当时的世事炎凉，两口子双双下放劳动，北京家中父亲是反动学术权威下放到湖北文化部干校，母亲是街道主任被批为小走资派，我的儿子只能托儿子的阿姨看管抚养。我从来没有到过江苏宜兴丰义镇妻子的老家。这一次，一个从小在北京长大，工作在浩瀚隔壁的嘉峪关的北方人的我，和妻子乘上东去的列车，向着我从来没见过的江南水乡奔去。在当时，经历了一次南国水乡的民俗民风的洗礼，至今记忆犹新。

那时和现在不同，一是，不因公出差去外地，就没有机会全国走走透；二是，那些年代还没有旅游的概念，革命化当头，紧箍咒弄得人们除了上班、开会、学习，连老家也没有机会年年回去看望父母。更甭说去配偶的老家转转，不可想象！

上了乌鲁木齐至上海的列车，四天三夜才能到达常州。车上都是新疆兵团上海支边的阿拉们，嘉峪关上车走道上站的都是旅客，没有座位，还好，妻子会说上海话，一下子和乘客拉近了距离，那时的人们互相帮助的品格还是很高尚的，所以可以轮流坐坐，特别亲近，一路上的事不是重点，略过去吧。

火车到了常州已经是凌晨一两点。据妻子说，不通汽车，只有坐船才能到达丰义镇。出了车站，第一感觉是南方真好，马路两边的树木搭着肩，像是给马路搭上了绿色的蓬帐。路灯和全国的一样，瓦特数一定不大，黄色的灯光被树叶晃悠着，昏昏悠悠，只能看得到路，其他都在黑夜中隐去了。一下子我又有点害怕。突然后面一个声音飘了过来，我歪着头看看妻子，那是江苏话我不懂，妻子回答了几句，跟我说：“他是挑行李的，问咱们挑不挑？”我回头看了看那个人，好像一下子回到了三四十年代，那人穿着打扮和我印象中七十年代的人们大不相同。在灰暗的灯影下，穿着一件灰不灰蓝不蓝的棉长衫，头上戴着一顶小毡帽，可能在露天里等活时间长了，说话有点哆哆嗦嗦。我似乎在哪里见过这种帽子，一时想不起来。他个子不高，手中拿着一支竹扁担，扁担头上挂着一把绳子。我‘啊’了一声，问了问码头远不远，妻子说得走半个小时，我只好把肩上前后搭着的两个大旅行包和手中提着的两个旅行包交给他。他绑好，又叫妻子把肩上挎着的包和提着的网兜交给他一起挑，妻子交给了他。他把这些小包挂在了扁担的头上，请我们先走，他跟在后面。我那时‘革命警惕性’还是很高的，试想，他有扁担，又走在后边，东西都在他的肩上，万一……我和他让了几次，事后想，那是人家的谦让，好像下等人不能走在雇主的前面。相让之下，他只好在前面走。就这样，一直到达了码头，买了票等着上船。

侯船室不大，坐满了人。我兴致来了，火车上的疲劳一扫而光，在不大的侯船室溜达着，看到这些等船的人中，基本上都是妇女，叽叽喳喳高声在说话，不太习惯。俗话说，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这些妇女大都穿着小棉袄，虽然是在革命年代，城市里基本上是三原色：蓝、绿、黑，这里的农村妇女穿的都是浅蓝底色上面印有小红花或者粉色花的棉布做的上衣。裤子一顺是黑色的。人人都披着一条围巾。他们拿着篮子或者麻袋，问了问妻子，是到上海、常州去卖农产品的。由于只有我们俩人打扮不同，那时，我们在文革中改为了军队建制，军装领章帽徽，1971年，民航定为了林彪的小舰队，运动了一下，又从良了，改为政府下的民航局，制服还是军装，叫军便服。我穿着一身军装，一件皮毛军大衣，皮帽子，人家在聊天中，不时地偷偷看着我。看来了，这里的人朴实，女人不像现在的死死盯住你不放。上船的时间到了，这些人一下子站了起来，向门外跑去排队。我习惯性地慢慢走到了队伍的尾巴那里。登上船原来还有空位子，不知道这些常来常往的人记得是什么——没位子？船在我的眼中，已经很大了，因为我只坐过北京北海的画舫，这船比那个画舫大了将近一倍。椅子像是公交车的排法，十几排，船的尾部有一个小厕所，旁边有一个楼梯。我上了上去，看到船帮子上一边各有一个拿着槁的人，还没仔细看，人家叫我下去，说上面不允许站人。我下到下面时，一个挎着篮子的妇女正在吆喝着卖东西。我悄悄地问妻：这里还有卖东西的资本主义尾巴？妻笑笑，无可无不可的样子。那是卖木梳子的，做得很精致，也很重，是好东西。我说买两个，她听不懂普通话，瞪大了眼睛看着我，我举起了两个指头，随即跳了两只，她说：“呀咕大洋”。我没听懂，我把手中的钱拿在手中，让她挑，她取了一元钱，我才回过味来，原来说的是‘一个大洋’就是一块钱。我第一次学会了一句江苏话。

现在看来，常州离丰义镇并不远，可是那船足足走了四个小时。我看着窗外，稻田里青青的，远处的民居一色的青瓦房，只是年代已经老久了，破败不堪。墙上都是蓝色的标语，不知为什么那时兴红色海洋，这里却用蓝色。当然也有红色的标语，不多。

船在行程中，像公交车，不断地在沿途村子边停靠，上上下下的人像吵架一样打着招呼。到了丰义镇，码头上在呼喊着，听不懂，妻子已经喜笑颜开，对着岸上不停的招手，也大声“吵着架”，我感到她完全是陌生的人一样，没有了细声细语。是了，和我一样，我到了北京就入乡随俗，什么北京土话都记起来了，随口也会说了，他真的是到了久违的家乡，一下子变成了南方人。岸上十几个人来接船。都对我叫着，不知说什么，我好像到了另一个世界，如外星人小说上的高等动物一是可以用数学对话，二而是可以用微笑示好，我的头不停地点着，微笑着，随他们向乡镇子上走去……

他们的脚步特别快，我那时才30出头，却赶不上。妻和妻的姐姐走在最前面，几个男孩和女孩跟着，我走在最后面。镇子什么样我是一点没看清楚。因为，那个路是用碎石铺就的，很是不平整，和现在女孩穿着高跟鞋走在这样的路面上一样，我小心翼翼，还是深一脚浅一脚地，直到在一个院子前面慢了下来，我才抬头，啊，原来是到了妻的家。进了家门，妻一一介绍，这是姐姐，那是舅妈，这几个都是都是姐姐的孩子。门外进来了两位老者，老爷子背着一个孩子，姐姐说：“快叫爸爸妈妈”，我一下子反应过来，这就是我的没照面的儿子了。听说儿子身体较弱，发烧不退，看来我得带他到北京去检查，可能这个春节只能在火车上过了，我一下子不想在这里呆下去了。这时，姐姐喊我，我过去问他什么事，他说舅妈在灶上做猪头糕，叫我去看看。我放下儿子，走到后堂。姐姐的院子只有一个象征性的大门，门两边是一些低矮的树丛，当作围墙。大门对着的就是正屋，三间。从外面看，门两边的墙上各有一只很小的窗子，看起来不像北方的朝南窗子那么大，那么宽。正屋大门是双木门，向后走，有一个影背一样的砌体，绕过后面，原来是一个富有江南水乡特色的灶台，那影背在灶台那面，原来有很多格子，放着油灯、炊具。我顺着灶台的黑油油色彩向上看，一年四季的烟熏火燎，顶上的椽子已经黝黑发亮。在台上有一只大锅，舅妈正从锅里捞一个大猪头。他看到我进来了，突然很麻利地从猪头上挖了一个什么东西，一下子塞到我的嘴里，我感到软软的，又有点软得使人恶心的感觉，我含着，不想咽下去，舅妈还在剔着猪头骨，我已经耐不住了，就跑出去，到了大门边的树丛后面吐了出来，啊，原来是猪眼睛。后来我才知道，这是春节最好吃的菜，猪眼睛是给最高贵的客人吃的，叫做高看一眼。但是，我真的吃不下去。回到了灶间，舅妈已经把剔好的猪头肉卷起来，用绳子结结实实地绑着，放进了大锅中继续煮。实话实说，这个猪头糕切出来每片都是一层一层的，晶莹剔透，好看，吃起来有劲道。我后来回到西北家中，试着做过，总做不好。

第二天，早上五点多外面就热闹起来，南方人起得真早。我不敢贪睡，也起来，听到镇子小街上一派“唰唰唰”的声音。好奇，也想趁早上欣赏一下江南早晨。

出了小巷口，声音更大了，左右一看，好像有什么人指挥一样，街上每家门前都有一只马桶，人家用一束竹子做的长刷子，在马桶里敲打着、转动着，活脱脱一曲马桶交响乐。真是大开眼界，原来南方人是这样开始一天的呀。

再往前走，在一个带棚子的桥上有许多人聚桌而坐，都是男人，在哪里喝茶，桌上确实有一碟碟五香豆、花生米，像鲁迅作品里的情景，哦，男人们一色打扮，都戴着一顶小毡帽。那个小毡帽，圆圆的檐子，顶部正中央有一个小小的珠子，带着南方风情。下了桥，河对面就是小镇商业街，几乎每个铺子门脸都是柜台临街，到了晚上柜台上面上上铺板，和柜台下面连成一体，就打烊了。街上人不多，柜台里一个掌柜的或者伙计，用一只胳膊倚在柜台上，头，正好露出，你看，一个个人头整整齐齐的露在外面，头上也是带着小毡帽，真是《祥林嫂》上面的街道场景再现，我的印象直到现在还历历在目。啊，南方江南小镇！

听说我要提前走，家里忙了起来。灶间也飘出来一阵阵黄酒烧肉的味道，特别香。那晚上，在高高挂起的煤油汽灯下，一家子提前过了春节。第二天我就带着儿子北上，到我的老家北京去为儿子看病。妻则留下过春节。

可惜，再没有去南方过春节，也不知道那里的春节还有什么我感到新奇的事情和南味风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