舅舅走了

今天中午，姐姐打电话告诉我，说有人打电话告诉她，昨晚舅舅在异国他乡已去世。我家这位在异国他乡漂流60多年的亲人离我们而去。

舅舅是我妈唯一的哥哥。60多年前，他与同学们在老师的带领下离开大陆，先后辗转香港等地，最后在马来西亚定居。对于这个多年前失去联系的舅舅，妈妈从来没有没有跟我们提起。听说有一个舅舅的时候，记得是在1980年有一天，妈妈突然收到一封从国外寄来的信，这信是由其实地方辗转寄到我们居住的那个偏远小县城的。妈妈收到这封信时，神情十分凝重，把我们几子妹召到一起，告诉我们。舅舅来信了。此时我们才知道，我们还有个舅舅，而且是在国外。

只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洗礼”人，才知道“海外关系”的内涵，而刚刚从文化大革命恶梦中醒来的父亲母亲，心境自然是坎坷不安，又喜又忧。喜的是失去几十年音讯的亲人有了消息，忧的是文革的压力没有消失，虽然文革中他们没有因为这个原因受到影响，他们看到太多的人因为“海外关系”而经受的苦难。好在此时，已是改革开放政策实施几年了，没有受到什么诘难。

1983年，舅舅回来了。在广东工作的大哥在广州接到了舅舅，并陪舅舅回到宜宾。

当时我在一个补习学校学习，放学后回到家见到舅舅。舅舅大约近1。8米的个子，身体健壮但不显得胖，穿着一件笔挺的深色西服，用别人的话说叫富态。说话不急不慢，十分平和，关键是说着一口流利的四川话，交流起来十分的容易。从小接受长辈教育习惯了的我，不太习惯与舅舅探讨问题说事，也就没有了解舅舅太多的事，至今舅舅的一些情况都是听父亲母亲和其它人谈及的。

在舅舅回来探亲这段日子里，我只身一人去了重庆考大学，一个小学辍学生经过一段时间的补习就想去考大学，自然是失败告终。回家后舅舅与我长谈了一次，跟我讲述他当年到了马来西亚后，语言不通不能跟当地人交流，于是又去学习当地的马来语，又因为当地曾经是法语殖民地，流行法语，自己又去学法语，困难是不少，但一个人只要有信心，什么困难也难不到。这些话语给了我鼓励，使我对考大学的信心又增添了许多。

后来，母亲告诉我，由于外公去世得早，家里十分困难，生活难以为计，所以在舅舅很小时就被送去教会的神学院读书生活，于是舅舅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教会，成为一名神职人员。随着时光的流逝，老人们一天一天变老，母亲曾多次要求舅舅回来定居，一个人在外有许多的不便，回来亲人多些也相互有个照应。每次舅舅都婉言谢绝，说那边生活不错，有教会，有教友，他们都会关照他的。

现在，舅舅去世了，我们本想把他的骨灰接回来安葬，这样可以长期与我们在一起。但他们教会要按他们的礼仪把他土葬在那里。我们只有尊重他们的意愿，毕竟那里是舅舅奉献自己一生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