队里的第一台收音机的故事

我们居住的这个自然村，从人民公社开始，被定为襄河大队第六生产小队。队的规模较小，只有三十多户人家。队的位置也比较特殊——北靠转斗湾街道，东、南方向是广袤而开阔的农田。夏夜里凉风习习，因此在一些月色较好的夜晚，便有三三两两的街上人来这儿散步纳凉。别的什么人来我们不知道，但我们知道这些人中一定有搬运站的一些职工们，因为他们一来，就会有一路唱着的收音机在村头回响着。这个时候，村边的人们也都会张着耳朵静静地偷享着一份内心的渴望得以满足的安闲。

那时想拥有一部收音机是多数农村青年梦寐以求的事情。但想买又谈何容易，农家谁有闲钱置那玩意儿？就算有钱，当地还买不到，要买起码得进县城，光是进县城一趟的准备和一路的折腾就够你受的。那时到县城还没有班车，要去得在河里坐船。百把里路一去一来加上等船的时间要两天，中间夹的一晚上必然是在城里住旅社。住旅社又得花钱不说，关键是要有外出办事的证明。你说当时的一个农民，用什么理由去请假？用什么理由能把证明开出来？还有一点，据说收音机里有敌台，风传有些人因听敌台而被逮捕法了办。因此一些家庭里的家长们都心存顾忌，不会放任子女们去惹这个可能引火烧身的麻烦。

然而收音机对于人们的诱惑实在太大了，于是人们便再三向队长建议，让队里去买一台收音机回来。队长经过反复考虑，又经队委会集体讨论，最后决定：买！队里集体买当然得买一台座式的、大气的、漂亮的。到哪儿去买呢？当时队长有个叔伯兄弟在天津，于是便托人到天津买了一台红灯牌收音机。这个收音机的确比平时在街上一些单位上见到的收音机气派多了——它上下左右是带木纹的光滑得如同镜面的外壳，前面有一个醒目的红灯笼的商标，三个金黄色的旋钮闪闪发光，声音嘹亮而厚实。买回来的当天就不歇气地放了一个下午，引来众多人的围观。晚上又开了个社员会，会上队长只简单地讲了几点近日的劳动安排，剩下的时间就是放收音机。并且队长还宣布：从下一个晚上起，队长会带着收音机从村头到村尾按顺序的一晚走一家，让大家好好地享受享受。

我们家住在村子中部，一些日子之后终于要轮到我们家了。这天白天里我把煤油台灯的灯罩擦亮，给油灯换了根灯芯，又在灯里注满了煤油。然后把桌子和椅子擦干净，把门前的地面铲平后又仔仔细细地扫了一遍，等着夜晚的来临。谁知这天晚上队长要到大队开党员会，预定的程序临时取消。晚饭后便有邻居们陆续来到我们家，我们一个个递烟并说明情况，邻居们也都一个个遗憾地离开。这天晚上，由于缺了已经渐被人们习惯了的收音机的说唱声而显得异常的沉闷。第二天，我们刚吃过晚饭，队长便把收音机抱了来。这个时候正是湖北人民广播电台播放样板戏的时段，时间得抓紧。随着音量旋钮啪的一响，收音机上一个小的红色指示灯亮了起来，再慢慢旋动调台旋钮，李铁梅那清脆而宛啭的唱腔便飞出大门，在夕辉尚存的夜空中萦绕。这时左邻右舍也都先后来到，有的自带椅子，有的就坐有我们家的椅子上。一会儿工夫，屋里屋外都坐满了人。我略略观察了一下，现场没有一个闲谈和说笑的人。人们也不是低着头在听，而是都把脸朝向收音机，好像那里就是演出的舞台、能看得到真人演出似的。

队长把收音机这样一户一户送上门去，主要是为那些晚上不大出门的老人和家庭妇女们着想，小孩子、年轻人、还有一些成年男人们几乎天天晚上都跟着收音机跑。因此收音机不管到哪家，哪家门口都是一大堆人。很多老人都是第一次见到收音机，他们不明白这么个盒子式的家伙怎么就这么能唱能说。我给他们大致讲了些“发”和“收”的基本常识，他们还是不懂，说又没连根线，声音怎么就能被吸进来又还放得出。我说这还不算稀奇，世上已经有了叫电视的东西，不但可以听到声音，而且还可以看到人，就像看戏台上的真人唱戏一样。他们说真是太奇怪了，不知我们看不看得到。我说等吧等个二十年说不定就有了。

为了让收音机能得到更好的保护，队长叫队里的木匠师傅给收音机设计制作了个木箱。箱的前面是个活动的翻盖，下端用活页连着。平时不放收音机时，木盖翻上去，上端加搭扣并上锁。锁上后可见正面的图案是三朵相连的葵花，葵花下方和左右两边是护着花的叶子，每朵葵花上都有一个将四周和中间空白部分镂空而凸显出来的“忠”字。葵花涂成黄色，叶子涂成绿色，忠字涂成红色，这种图案，在当时是最具代表性的。用这样的设计，既紧跟了形势又显出木匠师傅制作的精良。有了木箱的保护，队长便把收音机放到队里的保管室里，以示自己不搞特殊化。

在这之前，每次的上工或收工都是依照队长自己掌握的时间。社员们觉得由队长一个人掌握时间随意性太大——他吃得早，上工的时间就早；他吃得晚，上工的时间就晚。有时他喊上工时，有的人家饭还没烧熟，害得有的社员被扣了工分。于是有人提意见，希望掌握时间也来个轮流，时钟一家一家往下传，定的时

间到了，就由掌握时间的这家人通知大伙儿上工。队长同意了。这样一来，客观上又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可以多听一会收音机的机会：人们借口要确保时钟的准确性，天天都要到收音机跟前对钟。每天的十一点半到十二点，就是人们对钟的时间，因为在这段时间里，收音机里播的是文艺节目。人们提前从保管员手里拿来钥匙，开门开箱再打开收音机，听半个小时的文艺广播。直到播报时间的最后一“嘀”声响起，并报“刚才最后一响是北京时间十二点整”为止。这也算是这天履行工作职责的一个特权。保管员也知道大家的心事，从来不说“钟走得好好的，用不着天天去对”的话。你去拿钥匙，他什么也不说就把钥匙递给你，反正保管室里也没有其他值钱的东西。

自从有了收音机，队里的一切大小活动似乎都离不开它。开会时，它是会场中心；割麦子时，它站在田头；挖塘泥时，它站在堰塘边；做堤时，它站在大堤上。凡是人多的地方，总是把声音开得足足的，让人们听着过瘾。

那时什么都讲移风易俗，农户家操办婚丧嫁娶的那些老风俗习惯、旧形式场面都要革除，吹喇叭的没有了，唱戏的没有了。在没有收音机时，人们只得冷冰冰地进行着。现在好了，有收音机了，把收音机往门口一挂，收音机的大声说唱也能把热闹的场面撑起来。由于我们队里的收音机大气漂亮、音质好，一些邻近生产队里的人家做事也来借，那些年着实让它火了一把。

后来大队有了广播站，家家都安上了舌簧喇叭，喇叭里每天早、中、晚都有节目广播，人们对收音机也就不再有那么强的依赖了。因此收音机也就有了可以随外出做工的人们一道外出的可能。那时，队里的劳动力几乎年年都有外出做工的任务，外出的人当然希望能把收音机也带出去。但这在刚开始时是绝对不行的，一村的老小都宝贝似的护着它，谁还忍心去坏一村人的兴致？

在一次要安排较多的人外出做工的会上，带队的提出了把收音机带出去的要求，得到了队长的默许，其他的社员也没有怎么反对。由此开始，这个收音机便长年在外漂流。不管是谁，不管外出的人是多是少，都会想办法把收音机带出去。几年以后，当收音机再回到队上来的时候，原来亮晶晶的音量旋钮已破掉了。要开收音机得用咬丝钳子拧，摆在桌子上放的时候，看上去象瞎了一只眼的猫。

后来，因为这个收音机没有外接高音喇叭的插孔，队里要广播个通知或开个会什么的不方便，就又买了台新收音机。那么，这台曾经给全村人带来无数欢乐的红灯牌收音机算彻底失了宠，再后来就不知所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