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里的那些事（十六）

茂书记

茂书记是我们公社的三把手，人矮，头脑灵光，用后来的潘长江一句话：“浓缩是一种精华”，对他而言再恰当不过，只是这句话发明的时间晚了几十年。

茂书记的尊姓大名为谢自茂，大家习惯用姓名的最后一个字称呼他，出于一种亲切或者尊重。茂书记是本乡本土的干部，不但根底好，有文化，而且辈份高，在我落户的谢家沟一代很有优势，绝大多数的谢家沟人论辈份都不能望其项背，因此不管茂书记出现在哪个村落，不凭职务，大家也得俯首称臣。茂书记生逢其时，因为有一个初中的文化水平，一路顺风地从生产队的会计一步一步地成为公社的干部，并排行为三，成为我们那里的显赫人物。

茂书记的显赫不在全盘工作的突出，也不在农业学大寨方面的业绩，在于分管知青工作，这工作远远胜于其他工作，因为他分管的对象都有来头，不像田里的稻谷饱饱肚子圈里的猪羊至多一身肉，无其他方面的优势。

知青都是城里来的人，起码比农二哥有钱有势，这一点茂书记比谁都清晰，哪怕他的文化程度仅仅一个初中毕业。茂书记经常召集知青开会，冠冕堂皇地讲一些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意义。这个时候只要他坐上主席台的位子，茂书记口若悬河侃侃而谈，道理比谁都充分。

一次茂书记在公社知青会结束的时候，他把我叫到一边说，何知青好好表现呢，明年争取推荐读大学嘞！我感激涕零，书记的勉励我要化为实际行动。我当即向茂书记表决心，我说我一定不会辜负党的期望，争取做一个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

从此之后，我对茂书记毕恭毕敬，即使他没有明示工作的意图，我也尽量冥思苦想，理解他的含义。他说他的家属是非城镇人口，三个小孩拖累了他，一个月30多元钱的工资入不敷出。我也理解他在农村的困难，多少“半边职工”日子比下有余但比上不足。我从城里给他带些面条或者肥皂之类的日常用品，赠送他的家人，至今我也说不清楚是对他的“贿赂”还是“同情”。

我从农村出来的那一年，茂书记不幸患了鼻咽癌，他的头发大块大块地掉下，直接影响着他的形象。我被推荐读大学的事与他毫不相干，我也没有指望我给他送的面条之类得到什么回报，这个时候我倒同情茂书记的不幸，因为他才三十多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其后茂书记辗转西南医院，高级的教授也无力回天。三个月后茂书记与世长辞，参加完他的追悼会后我回到城里，做了一名师范学校的学生，从此走上教师的讲台。世易时移，沧桑巨变，我怀念茂书记，在我一生经历中，他是给我没齿难忘的一位领导，一位朴实得既懂道理也求实际的农村基层干部。

推荐读大学

1976年夏天，上级分配给我们公社一个读大学的推荐指标，然后拿到区里进行平衡，最终确定2名人选报县里审批。那年月推荐读大学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全区上下几千知识青年要走的独木桥，恐怕这是最难最险的一座。不但“打铁还要自身硬”，而且家庭背景占了主导。我有幸作为推荐对象，是因为个人表现打了基础，在农村搞文艺宣传出人头地占了上风。

我的名字很快在全区知青中传播，虽然当时不懂“炒作”，但也“人怕出名猪怕壮”地搞得沸沸扬扬满城风雨。我是城里来的知青，另外3名竞争对手都是土生土长的回乡青年，其中一位是大队支书的儿子，另两位也是儿子，分别为区粮站站长和区宣传干部所有。当得知这个情况，我一下明确成语“自惭形秽”的含义，从此陷入闷闷不乐，狼狈不堪的境地。

推荐读大学，不在意你的真才实学。白卷英雄张铁生要凭手掌里的“茧巴”上大学，一时搅乱了招生工作，于是产生“推荐读大学”的办法。“又红又专”是过去的学习标准，其实“红”是主要的，“专”得不好就是“白专”。“白专”无用，“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是“四人帮”横行时的理论。那时的大学生叫工农兵学员，知识层次参差不齐，但根红苗正是靠得住的接班人。

在认真填写“推荐表”的时候，我的政治面貌为“共青团员”，家庭关系并不理想。我搜索枯肠绞尽脑汁好不容易发现我母亲的表哥是个“党员”，于是将母亲的表哥我的称呼为表舅的人搬到“推荐表”上，给他一个赫然的位置，然而对于我的直系亲属而实在拿不出像样的东西，这是我一生最为悲哀的事情，多少年后都还耿耿于怀父母的不足之处和自己的生不逢时。

那位大队支书的儿子跟我的遭遇一样，虽然他的父亲肯定是个党员，想来他填“推荐表”的时候也还底气十足，但是他不该只是一个团员，因为区里那两位干部的儿子不但父亲是党的干部，而且自己都入了党，思想境界锦上添花更上一层楼。

我们4人的推荐材料在区公所的办公室里已毋庸置疑盖棺论定。年底的时候我与那位大队支书的儿子收到了同样的录取通知书，比大学矮一级的录取通知书，并且在同一学校同窗生活两年。据说区里的那两个干部子女一个去了师范学院，一个去了农业学院，大家各奔东西，不知拨乱反正之后，他俩的日子还好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