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想拉拉爸爸的手

人的一生啊，有许多美好向往。想知道我的向往吗？告诉你，我很想拉拉我爸爸的手。

你笑了吧。拉拉爸爸的手，那就像喝水、吃饭一样，稀松平常的事啊，这也称得起向往？

是的，这就是我的向往，非常美好，非常神圣，让我一路追求，从今世，到来生。

我四岁开始记事。四岁前，肯定拉过爸爸的手。那是什么感觉呢？像推着学步车？像拽着家门的把手？猜不准。

四岁之后，我从未和爸爸拉过手。

向往拉拉爸爸的手，缘于年幼的自尊。看到小朋友、同学和自己的爸爸手拉着手那么欢快，我会有一种隐隐的落寞，好像在别人眼睛里，我不是被爸爸疼爱的孩子。我盼望着，有一天，拉着爸爸的手，挺着胸脯，从她们面前走过。

可笑吧，年幼就是那么浅薄。

明知浅薄，却总是放不下，从过去到现在，我羡慕女儿和爸爸手牵着手，无论牵手的爸爸英姿勃发还是垂垂老矣。

或许，你为此猜测：你爸爸木讷？冷漠？

错，我爸爸睿智，亲和。

爸爸长得和善，秀美——国字脸，大眼睛，薄薄的单眼皮，方口薄唇，年轻时很吸引女性。他说话的节奏舒缓，声音轻柔，常常妙语连珠，还时不时夹杂着幽默和风趣。有一次，爸爸和一个胆子小的亲戚开玩笑：“你啊，听见屁声都要抱住电线杆子”，那个亲戚被逗得咯咯咯地笑个不停。

我的小伙伴们很喜欢我爸爸，有时玩兴奋了，甚至拽着我爸爸的手，邀请他加盟。请注意，他们居然敢拽着我爸爸的手，真让我羡慕又嫉妒。

我不敢拉爸爸的手。他是神，我是人。

爸爸是我文学的偶像。

爸爸有未出版的作品集。我有他的一本诗歌集，里面有81首诗歌。我还有他在《黑龙江日报》、《齐齐哈尔日报》及企业报发表的36件作品，有诗歌、新闻稿件。爸爸的所有作品是在五十年代初至文革前创作的。

1956年，爸爸被借调到黑龙江省省委办公厅，搞了七八个月的文字工作。

爸爸只有小学四年级文化程度。文革前，有一次整顿户籍，我们家的户口本上，爸爸的文化程度被改写成“大学”，民警说我爸爸的水平相当于大学生。为此，我骄傲了很多年，还曾拿出户口本，在同学面前展示。

爸爸的知识积累靠部队的文化教育，更多的是坚持不懈的自学。我从懂事起，就关注家中的书和笔，因为那是爸爸难舍的伙伴。平日里，爸爸五点钟起床。伏在桌上，轻轻地翻书，刷刷地写字。他还喜欢和朋友一起背诵诗词，鉴赏名篇。

书里有什么？写字的感觉是什么？我常常远远地注视着爸爸伏案的背影，偷偷地翻动他的书架，特别想一探究竟。

终于，刚刚步入小学二年级，我便急不可耐地找出他的诗集，在目录处，留下“62年1月7日”几个歪歪扭扭的藏而不露的签名。

啊，那写字的感觉确实很爽。

小学四年级开始，我自己命题写作文，一年后，有了自己的作品集——20篇课外作文。很兴奋，很陶醉，但没敢给爸爸看。

五年级时，我的作文《难忘的一件事》获得学校征文一等奖，我没好意思告诉爸爸。爸爸居然知道了，却只是淡淡地问：“征文获奖了？”。

1978年冬天，一次顶风冒雪的打靶经历，令我感慨，便写下一首短诗。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写诗，非常渴望得到评说。犹豫再三，将短诗呈到爸爸面前。爸爸正躺着看书，接过诗，仍然保持着原有体态，缓慢地、轻声地读着，抬手接过我的笔，一圈一挑，删除一个字，便自顾读他的书。这是我在文学道路上，和爸爸唯一的一次过往，静静地，没有言语。

在我的书架上，有一支通体洁白的钢笔，是70年代爸爸送给我的。

面对着一棵幼小的文学萌芽，爸爸在想什么？这是我人生的猜想。或许，他在静候着动手耕耘的时令，或许，他在期盼着上苍赐予的瓜熟蒂落。

爸爸是我精神的领袖。

爸爸是个敢于担当的男人。

1947年5月，爸爸凭着保家卫国的一腔热血，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打锦州时负伤。在爸爸背上，两块炮弹皮像战场的印章，一直陪着他走完人生。

1958年5月，在齐齐哈尔电业局工会工作的爸爸，听说一家铁路工厂招一批工人，居然报了名，理由很简单，这个企业的职工及家属每年都享受一张铁路免票。妈妈反对，认为只为了一张铁路免票，舍弃干部身份跑到人生地不熟的工厂当工人，代价太大。爸爸坚持说：“一家人每年能坐火车出去走一走，多好啊。只要有本事，到哪儿都错不了”。

常言道“人挪活，树挪死”。爸爸为了我们的家，这一挪，毁了后半辈子。

这家铁路企业是1935年日本人建的，有着一套严苛、封闭的管理模式。解放后，铁路的半军事化及计划经济的管理体制，使这家铁老大愈发死气沉沉。产品数十年不变，几代人同啃一个铁饭碗，就连居住都是按职工的工作单位划分区域。这种封闭、固化、单一的人文环境，导致这个独立王国的子民们头脑简单、思想僵化。而我爸爸，眼界开阔，思想活跃，无疑是铁老大中的另类。

工友们听不懂他文绉绉的谈吐，看不惯他众论天下的气度，说他是“羊群里蹦出个骆驼”。

在十九年的工作中，爸爸的工资从未动过，领导说他调来时的工资太高，再涨，会造成不平衡。

莫名的疏离令爸爸苦闷，他给他的舅舅写信倾诉。但爸爸毕竟是个信守责任、坚定追求的人。他常常把图纸带回家，涂涂画画地搞改革方案，他喜欢替别人加班，为的是磨练技术，融合与工友间的情感。在遗留至今的多份思想汇报和体会文章中，看得出，爸爸非常希望自己在政治上更加成熟。

然而，爸爸的所有追求，一夜之间化为泡影。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打倒刘少奇的消息传出，几位好友不理解，爸爸更是愤愤不平，说：“刘少奇和毛泽东谁是谁非，是一场官司”。这句话在当年，是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也是十恶不赦的罪状。爸爸于1969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十年间，他视为至上的尊严，被践踏殆尽。

获得平反后，爸爸重新捡拾文学梦想。一天，他翻动着陈毅诗选，自言自语：“我的诗集啥时能出版呢？”

爸爸很少管教孩子。有时，主张棒下出孝子的妈妈，怒发冲冠地喊：“你还不管管啊？”，无可奈何的爸爸把我们姐弟三人叫道面前，轻声地问：“你们要说服，还是要打服啊？”，我们忙不迭地回答“要说服”。之后，皆大欢喜。

我三岁的时候，跟着爸爸去拜访老邻居，不幸走失。哭成泪人的我被找到后，一直惊魂不定，继而发烧，抽搐，第二天住进医院。刚强的妈妈接到病危通知，静静地为我缝制送行的衣服和被子，爸爸却伏在我的病床边，三天三夜米水未进。当我从昏睡中醒来，喊一声“爸爸”时，他哭了。为这件事，爸爸一直很愧疚，说他失职了。

爸爸从不过问我的学习，却关心我们班级和学校的事。学校的家长会他必到。每次，我都远远地站着，静静地关注着爸爸和老师轻声交谈。

开展学雷锋活动那年，爸爸画了一张大幅雷锋画像，让我带给班主任。班主任黄老师高兴得不得了，当即叫同学贴在黑板上方。

为了支援农业，学校号召学生捡粪。城市里哪有多少粪啊，又那么脏，同学们不喜欢做。爸爸消息灵通，说学校的号召要响应。每天早晨五点，他将我和弟弟叫醒，带着我们提着筐，踩着冰雪，沿大街小巷找粪。

小学三年级时，我进入校队学习打乒乓球，很快成为主力。我想当世界冠军，大舅舅非常赞赏，送了一个新球拍，而爸爸缄默不语。一次，我在有四所小学参加的比赛中，拿到单打冠军。我一进家门，爸爸就笑着说：“决赛太紧张了，我满手都是汗。”我很惊讶，爸爸怎么知道比赛啊。

我知道，爸爸的视线从未离开我。他的爱，没有嬉戏、说笑的温暖，没有亲吻、抚摸的温柔，但它像鲜红的血液，像纤细的神经，尽管感受不到它的存在，却撑起我的人生之帆。

可是，我非常敬畏爸爸。在他面前，规规矩矩的，就像爸爸在爷爷面前总是正襟危坐一样。只有一次，我放纵了自己。那是1977年，我接他的班返城了，他找了一份新工作，心情很好。那天，他要到外地出差，装点行囊时，唯一敢和爸爸撒娇的妹妹，把一个玩具小喇叭偷偷地挂在黄书包上。爸爸背起黄书包，全家人都笑了，我趁机慷慨助兴：“姚文元是吹鼓手，背着喇叭到处走”。爸爸仰头大笑。

爸爸不会想到，“想拉拉爸爸的手”竟然是他大女儿一生的向往。或许他会伤心。在农场时，他去看望我，说“这几天睡不好，因为看见一个工友被天车挤成了面条，太惨了。”接着他叹了口气，说：“要是用命能换来你返程，我宁愿死”。为了女儿，可以豁出性命，还有什么不能给予？

人啊，无论多聪明，都有扯不清的理，打不开的解。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越来越不能原谅自己：为什么不上前拉拉爸爸的手，尤其在爸爸生命的最后时刻。1979年6月，53岁的爸爸刚刚获得平反四个月，突然被医生宣布肝病末期，时日不多了。我那时很无能，不敢面对爸爸，整天坐在他的床头，痛心地依依不舍地呆望着他那张憔悴的脸。一日，爸爸向病友讲起我三岁走失的事，他的泪水一滴滴顺着眼角流在枕边，我的泪水一串串砸在他的额头上。我痛恨自己，那一刻，面对着尚存一息的爸爸，为什么不拉住他的手。我错过的，可是一生啊。

纵然悟出，却也枉然，今生无望，只待来世。

当我们父女再次重逢，我一定紧紧拉住他的手，问一声：“爸爸，我还有资格做您的女儿吗？”

2012年2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