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梦―美国游学记（11）

2005年2月6日

昨天面对这些咄咄逼人的美国年轻人，我想起了出国前领导组织我们学习的外事纪律，其核心就是要维护国家利益，坚守我们民族的价值观。八九年那场政治风波我们党早就做了结论，作为公派赴美的交流教师我们不敢也不应该跳出那个框架来和这些年轻人对话。说真的，这几天我都有点厌倦了，两家主人一有闲暇就扭着我们问，有时在饭桌上都在讨论这个话题，为了当好那种称职的桥梁让两种语言畅通无阻交流，我有时连饭都吃不好，不过还好，用刀叉的西餐，那满桌的生菜，还有那种味道怪怪的用来和着生菜吃的酱统统让我难以下咽，只要能充饥就行了。他们都基本认同我们的解释：中国要发展就需要稳定，苏联的经济基础比中国雄厚，它可以折腾几年。而我们国家还很穷，折腾不起，如果一旦动乱，受害的是普通的底层人民，这也是中国政府为啥要采取断然措施的原因。

“你们为什么要让军人把坦克开到天安门广场去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

这样的赤膊上阵公然来自于一个皮肤白里透红，一头金黄色的卷发，样儿文质彬彬的学生。不过他的问题虽然凶狠，蓝眼珠散发出来的目光还是很和善而且带有几分幼稚。

“我们政府没有派军队进入天安门广场，军队提高戒备等级在当时的形势下是为预防发生不测事件而起威慑作用的，你看那几个坦克兵笑得那么开心像是要去对付哪个人的吗？”我边翻译边笑着，在我的感染下，严肃得有点沉闷的教室里顿时轻松下来，有了一点笑声。那位老师像机器人一样很快又移到了黑板前用几个单词写下了我们回答的要点。

“你们派了武警去了天安门广场的，对学生使用了催泪瓦斯和警棍，这很不人道。”

这是一个老掉牙的问题，我们前几次的先行者早对我们传经送宝，所以我们也是有备而来。我们义正词严地回答这位学生：任何一个主权国家的法律都不允许未经报备的示威游行，派警察维持秩序是任何一个国家政府都不得不采取的正常举动。我们趁势反击道：在上个世纪60年代，美国的越战遭到本国人民的强烈反对。1967年10月21日，成千上万的示威群众从美国各地涌向首都华盛顿，在林肯纪念碑前集合。美国照样出动了军警和使用了催泪瓦斯。还逮捕了700多人，让1400多人受伤。我们还谈到了我们很喜欢获四项奥斯卡大奖的著名电影《野战排》，我笑着问他们喜不喜欢这部电影，他们都激动起来异口同声说喜欢，教室里的气氛顿时和谐起来。

头天晚上我就和熙华制定了一个策略：王顾左右而言他，看来已经奏效。我们乘胜挺进，谈到了中国历史上几次动乱带来的民不聊生。当我们用十分沉痛的语气谈到1942年花园口黄河大决堤，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举家逃亡，饿殍枕藉，尸骨成山的惨状时，我面前的这些七尺男儿眼里都噙满了泪水，这就是普天下的人们都具有的人性。

一次干戈就这样化成了玉帛，给我们留下了一次难忘而美好的记忆。

很多朋友都希望我拿放大镜或干脆用显微镜去剔出地处大洋两端的这两个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那些相异的地方，但我看到的更多的是他们相依的地方。人性就是普天下的人所具有的美德。当猿沿着生物进化的路变成人以后，就确定了他们摆脱了兽性，美国一游我发现了同情心，通情达理，相互包容等人世间最美好的人性。让人好笑的是，我们中国几千年的的等级制度和我们在改革开放后的民主形式在美国的土地上得到了复制。我们住了两家主人了，房东都是把最好的客房布置给了熙华，或者把温馨味十足的女儿闺房给了熙华，我住的卧室就要简单得多，Lebby把两个儿子赶到一间卧室里，而我就暂时占据了小儿子的，略嫌有点杂乱的住房，我暗暗好笑，大概天下的男生都是懒于收拾的，美国的朋友清楚地知道熙华是校长，尽管我比他大近20岁，但我只是他的一个充当贴身翻译的随员。

今晚主人带我们去参加了社区的一个居民大会，讨论决策社区的重大问题。他的目的很清楚。想叫我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美国的民主，但这样的民主形式在中国比比皆是。

社区居民大会在当地的一所教会学校附近的一所宽敞的会堂里召开，里面有规则地摆满了一些圆形桌子，桌面下有一个圆柱形的支脚顶在中间，很像我们许多公园里供游客休闲的桌子，社区所有的家庭都派代表来参加，因为讨论的都是和他们的切身利益相关的事。有好些居民想迁到这个社区，因为它地处夏洛特市不到一公里的地方，进城特别方便。所以社区决定再修建十六套单家独户居住的别墅似的一楼一底的住房，今天开会是征求大家的意见。绝大多数社区成员都表示赞成，反对方主要陈述了以下理由：儿童减少了活动空间，担心停车的地方拥挤，绿化面积减少等。社区的负责人非常专注听取他们的意见，间或做出一些必要的解释。会议最后没有做出决定就结束了。我很好奇地走到那位负责人面前问他这房还修吗？他说肯定要修，但必须把持反对意见住户的工作做好。我问他你们要付诸表决吗？他笑了笑说道，已经是多数赞成了，有必要再表决吗？只要工作做好了我们就动工。

这就是美国的基层民主，和我们学校的教职工大会和教代会完全大同小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