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一条好汉

常言道，二十年一条好汉。这话有很多内涵和外延。其中也指一个人的成长，二十年可以造就一个大写或者小写的“人”。这些日子，不知是何缘故，我特别想写一写自己二十年的成长经历。

幼年如瓜

来到这个世上，我记得的第一件事，是坐在我家老屋旁边的地里吃黄瓜，似乎我一生下来，就是坐在这片黄瓜地里。黄瓜跟我的幼年一样简单，简单到可以生吃，摘下来便能美滋滋地吃。每次，我猫在地里吃黄瓜，奶奶似乎从来没看见，即使我的双手和衣服弄得很脏。

奶奶待我最好，这是妹妹后来告诉我的，可是我一点也不记得。俗语说，爹奶疼的头孙子，爷娘疼的断肠儿。我是断肠儿，却不是头孙子，奶奶怎么会疼我呢？待你好你当然不记得呀。妹妹的话语里没有半点怨言，却饱含哲理。我依稀忆起，裹了小脚的奶奶背着我去生产队上工，妹妹提着一只盛粥的小土罐跟在后面，这只小粥罐是我幼时的“奶瓶”。下石阶的时候，妹妹可能是跟得紧了一点，将哥哥的粥溅出了土罐，竟挨了奶奶一通骂。

那个时候，我像傻瓜一样傻傻地吃着黄瓜和土罐粥，几乎没有思想。?里的大哥哥抓了一只青蛙，让我提到隔壁的傻大叔眼前晃悠，傻大叔扑腾着夺过青蛙，生吞活剥地撕开狼吃，我竟然看把戏似的乐和。大哥哥说，木梓树叶的浆涂在小鸡鸡上，鸡鸡会长得快，我不思不想便将那个尿尿的家伙涂得一塌糊涂。

直到上学以后，老师教我认识了“穷”和“富”两个字，我才懵懂地问自己，我们家是穷还是富呢？后来我渐渐发现，妈妈和姐姐会在半夜里起床，一个“富农”家庭的两个女人和女孩，冒着被再扣一顶“帽子”的危险，悄悄去山上偷树，然后摸黑走十几里山路，趁天亮前赶到镇上怯怯地卖掉，兑换几斤盐或者一块布头。年迈的奶奶和长年多病的父亲，也只能跟我们一起分吃一锅红苕或者一锅清澈见底的小麦糊。在放学的路上，哥哥会去田里采草紫或者去河里找野菜，奶奶做的野菜草紫粑是我们最奢侈的晚餐。而我在路边的草窠里幸运地捡到一枚野鸡蛋，宁愿逃学也要找个烘笼和洋瓷缸，先将鸡蛋煮了吃光。

一个“穷”字，让我告别了如瓜的幼年。两年前，我给一位已逝老人、我的忘年之交编辑遗稿时，他的幺儿子跟我说，在那个年代，父母养活我们这么一群孩子，哪怕是割草喂养，也不容易啊！

少年如栗

孩子们慢慢长大了，不能再挤在一张床上睡觉，大人们决定在黄瓜地上扩建新房，于是我的黄瓜没了。不过，我已经会爬树，前坳那棵铺天盖地的板栗树便成了我少时的“粮仓”。跟黄瓜的简单比起来，板栗可难对付了。先要用石头砸开外面的刺球，再用嘴巴咬破里边的坚壳，方可生吃。少时的我，也如板栗一样，一身是刺，一身倔骨。

记得有一次，我去田里帮大人们插秧，插着插着，感觉陷在泥里的小腿有一股刺痛。拔出来一看，腿上有鲜血在流，一条肉乎乎的蚂蟥正钻进我的肉里“喝”血。我一边大喊大叫，一边手忙脚乱地曳出那条蚂蟥，然后一脚跳到田岸上，再也不下田了。晚上，我跟父亲说，我要读书上大学，我不要当农民，不要让蚂蟥喝我的血。父亲叹气说，我们的家庭出身不好，是不能上大学的。不，我要读书，我要上大学！我在心里倔强地反抗。

小学分部撤了，我们的小学远在十里外的小镇。姐姐、哥哥和?里的孩子们相继辍学，他们不愿意起早摸黑，不愿意中午饿肚子。我请求?里的同伴再陪我上几年学，他却将我骗到一口野塘里游泳。而父亲听说我去野塘洗澡，马上将我痛打一顿。那一天，我哭得很伤心。后来，父亲将我带到屋外的水塘边，水边浮着一根刨光的桁条。我噙着一眼灿烂的泪花，抱着桁条游向水中央。父亲依然站在塘岸上默默地注视着我。

妹妹也不肯上学，整个?里只剩下我一个读书的孩子。我坚持每天天不亮起床，踏着晨露上学。午饭自带一个土罐粥，搁到中午必然是凉了，只能借着太阳的温度喝下去；有时，我将两颗红苕带到小学的伙房去烧，如果遇上师傅不顺心，他会出其不意用火钳戳出我的红苕，忽地抛向操场，我眼巴巴追赶飞走的红苕，捡起后往身上擦两下灰土，和着泪狼吞虎咽。那个场景我至今历历在目，至今心酸不已。放学后，我独自回家，山路越走越黑，走到几处“闹鬼”的山凹，我的心里发怵，腿上发抖，毛汗涔涔。

那一年春节，我们可高兴了，四个孩子第一次能为自己选一件年货，姐姐、哥哥和妹妹各自选了一双解放鞋，而我却选择了油布雨伞。有了这把伞，早晨可以用它打露珠，雨天上学也不怕淋湿。然而，一个星期六我坐在桥头看书，走的时候竟忘了带上它，待我飞身返回桥头，雨伞已经无影无踪。我吓得躲进同学家里，第二天送我回家的同学刚走不远，父亲又将我痛打一顿。这一次我没有哭，我知道那把雨伞虽然只值几元钱，却是妈妈几个深夜偷偷砍树的血和汗。

在这里，我要感谢我的启蒙老师佘运朝先生，在我读高小的时候，是他让我睡他的床，吃他的饭票。妈妈说，他是我的贵人，将来上了大学，一定要将他接到首席上喝喜酒。遗憾的是，上“大学”那年，我家没能办喜酒。

青年如蚕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的春风吹遍中华大地，我家的“富农”帽子终于摘掉了，我那为革命牺牲的祖父平反昭雪，我也有资格考大学了。我更加发愤读书，不过，我已不是那个懵懂的幼儿，也不是那个带刺的少年，苦难让我早熟。我注意到，奶奶更老了，父母双亲的行动也日渐迟钝，我也应该跟姐姐、哥哥和妹妹一样，为家里分担一点什么呢。暑假里，我学着养蚕，竟攒了一期的学费。从茧站兑付现金交到老师手上时，我的心跟蜜似的甜。

一连几个暑假，我养了几季蚕，那些肉乎乎的蚕抓在手心里，我感觉抓住了自己的命运，又感觉命运从手心里滑了出去。尤其是过中考、迎高考的那些岁月，我越来越迷茫，我的分数不长，我的个子不长，我的自信不长。望着“??”吃叶的蚕，望着“??”吐丝的蚕，我痴痴发呆。有一次，我跟妈妈说，我可能考不了大学，我回家当农民。妈妈说，你当不了农民，我不要蚂蟥喝你的血。我煞有介事地回答，我当养殖专业户，蚂蟥喝不了我的血。

1987年那个夏天，我被命运之神一次次亲吻，又一次次捉弄，那些戏剧性的故事令我不堪回首。高考前的筛选，我以0.2分之差被筛掉；怀着“条条道路通北京”的抱负回家养精蓄锐时，分别多日的同学又给我送来了学校的复习通知书；我以最佳的状态参加了高考，又以2分之差落榜；当我路过小镇去医院照料重病的父亲时，又一群同学向我举起了录取通知书；而当我将那个中专学校的通知书交到父亲手里时，多日卧床不起的父亲竟然刷地坐了起来。

在父亲眼里，不管中专大学，国家都要包转商品粮包分配工作。在乡邻眼里，中专也是大学，跳出“农门”便是福，何况我是那一片六个生产队的第一个“大学生”。而我，打心里不愿意上那个破中专。我常常孔乙已似地想，如果当年不上那个中专，如果当了农村专业户，说不定早成了中央电视台追赶的“农民之星”呢。然而，我不敢任性。如果任性，父亲的病会加重；如果任性，我会对不起很多人。坐在医院一口很深的老井边，我偷偷大哭。擦干眼泪，走进病房，我告诉父亲和医生，在我上学之前，为父亲输血。

键盘敲到这儿，我知道自己为什么想写成长经历，儿子正在备战高考，而我就是天下那个最普通、最平凡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