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书

听书？不对吧？书都是用来读的嘛！没错，俺说的是评书。

在俺老家东庄镇，解家庄村是每五天一个集日。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文化生活贫乏，集市上的说书人就成了大伙儿的追捧对象，都盼着能到赶集那天去听会儿书，解解闷儿。一到集日，进俺奶奶的门我一问：“奶奶，俺老爷呢？”俺奶奶准会说：“上集咧，听书去咧。”我赶紧约上几个小伙伴，从老庄子村一口气跑到集市上。果然，在河西沿儿的人群里就能找到俺老爷。书摊没个正经地方，往往是夏天找个避阴处，冬天寻个向阳地儿，说书人怀抱玉鼓“澎澎”一敲，先来上一段无关紧要的段子，等人聚个差不多了，这才扯开嗓子“嗷”地叫一声：“那个闲言碎语不再讲，咱们书归正传。且说上一回书说到……”

在说书人周围，往往能聚起一二百口子人，支愣着耳朵细听，唯恐落下半句。若有人小声说笑，马上就会招来禁止的嘘声或给几个白眼儿。待说上半截儿，说书人就手托草帽开始收钱：“咱有钱的帮个钱场，没钱的帮个人场，老少爷们儿就图个心情愉快……”谁若拔腿就跑，这说书人可烦咧，马上含沙射影地骂你一通，双方都闹个不愉快，连其他的听书人也觉得不好意思。

俺老爷侯振海是个真正的听书迷。有时为了听书，他还要跑80多里路，翻过高高的凤仙山到泗水县城去听，来回要花去两三天的功夫，幸亏那时还没有“时间就是金钱”这个概念。为了听书，他还和说书人交上了朋友，最要好的是华丰镇凤山峪村的孔祥一。这个人挺幽默，不逢集的日子他就到俺老爷家里找酒喝，和俺老爷称兄道弟。有一年麦收时节，俺老爷问他：“祥一，打多少麦子？”他一本正经道：“千把。”俺老爷吓一跳：“啊？这么多！”他这才不紧不慢地解释说：“千把粒儿！”嗨！你说这人！俺老爷真没拿他当外人，管酒管饭还叫俺们弟兄几个也喊他老爷。俺老爷本来就能说会道，经过说书人的熏陶，更成了讲故事的高手，在田间干活时，一闲下来有人就说：“五老爷，啦个呱吧”。经不住人们的央求，俺老爷就学着说书人的样子啦起来：“且说济公来到灵隐寺……”

说到“拉呱”，这是咱宁阳的方言，意思和说评书差不多，但和今天山东齐鲁电视台令亿万观众着迷的《啦呱》栏目还有些区别。喜欢“拉呱”的人，大部分都是些听书迷，回到家来个现炒现卖。我和我的小伙伴们，去集市听书不是常有的事儿，于是就相约着去听人啦呱，但不能白听。夏天的农活不多，秋天的时候，就要给人家扒玉米棒子皮儿、扒玉米粒儿。冬天的时候，活就多咧，最累人的是“扒果子皮儿”，就是把带皮的花生去掉壳儿，常常累得手指头都没了感觉。但也就在这赶赶咐咐的劳作声中，映着淡淡的煤油灯光，我们听了杨家将、呼家将、西游记、三国演义等故事，凌晨一二点摸黑回家成了家常便饭。如果大人生了气把大门关上，大冬天的没人起来给开门，那就只有爬墙头进家。就这，第二天还可能要受大人的责备和老师的批评。

1980年，刘兰芳的《岳飞传》响彻大江南北，俺二姑特意给俺老爷买了部小收音机，这可不得了啊！一到中午，俺老爷的院子里就挤满了听众。很多人放下手中的活计，或者饿着肚子，或者跑四五里路专门来听。小孩子们更是精神，不用帮人干活，还能听到刘兰芳那字正腔圆的啦呱，都觉得她啦的呱，比我们听的所有的啦呱强一万倍。

当时正是放秋假的时候，生产队里安排我看护庄稼。没有手表，不好掌握时间，我就在地上划条线，插上小木棍儿，每天影子和线一重叠，我就如飞燕一般跑回家去听，居然从没晚过点。常常都是一进门的时候就听播音员说：“现在播讲长篇评书《岳飞传》……”跑进门里正好听讲，尽管肚子已饿得咕咕叫，却觉得比吃了块香瓜还甜蜜。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时隔20多年后的2009年春天，刘兰芳应泰安市的邀请，前来泰安播讲百集长篇评书《话说泰山》。按照有关部门安排，我应约撰写了两集脚本，从当年狂热的听书人变成了评书剧本的创作者。据说，目前这部评书已在国内近300多家广播电台播出。

时光飞逝，现在什么都自由了，你想说书也行，你想听书也行，你想写书也行。可是，望断天涯，我们那曾经耳熟能详的评书呢？已经很难再觅到它的影子了。而那远去的集市听说书、乡村听啦呱的温馨场景，也就定格成了历史的相片，永远储存在脑海里，令我久久不能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