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礼教的迷雾到欲念的狂热
关于礼教迷雾无须再多说，说得太多会让人头昏脑胀、心烦意乱，会让人再一次钻进迷雾之中而难以自拔。因为我们已经在迷雾中待得太久了，我们的精神和心灵已经因此而昏聩也疲弱。如果还有必不可少的需要，我们只需记住一连串让人肃然起敬也让人望而生畏的名字就足够了，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张载，朱熹，程颢，程颐，王夫子，谭嗣同，王国维，梁漱溟，陈寅恪，距离我们最近最近的，当然也要算上李泽厚。这些人的名字让人肃然起敬是因为他们居然能够倾其一生来维系一座历经两千余年而不倾颓的精神大厦；他们名字的令人望而生畏在于他们在维系这一儒学礼教大厦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近乎冷酷的执着，以及几乎可以说是死心塌地一般的顽固。然而，这些人的精神高度、理性修为和行为力度因此也都是常人难以企及的。
之所以称之为迷雾，是因为其名本为礼教，而礼教的存在意义就在于高强度长时效地作用于人的精神。但是儒学先哲们写出开山之作的本意是要率先让人们做“内圣”的。应当说，要想人的精神完成从平庸走向“内圣”，首先需要先哲们个体生命勃发高度精神自觉。
先秦以前的先哲们处在一个没落的时代，他们本人大概也都是没落的贵族。是贵族，又没落了，他们的个体生命在整体社会历史的原野上便失去了坐标，并且，他们所依赖的核心价值系统严重失衡，他们追捧的精神依托严重贬值，诸事难为，自然也就诸事不为。时代背离了历史“应有的”大致走向，社会颠覆了留存千年的人类社会群体核心价值体系，整体精神大厦开始倾覆。对此，先哲们当然无能为力，他们只好避开纷乱无序的当世去寻找救世的良方。孔子找到了“周礼”，并且他和他的门人诸贤们首先奉行之。但是，此后的“战国时代”并不看好这个良方，群雄竟起的时代，“崩坏”的不仅仅是“礼乐”，还有整个社会的组构形式、意识形态和整体布局。“天子”不存在了，诸王侯为大。后来，诸王侯系统再次衰败、分解、离散，社会格局从整体王制时代，走向个人专制时代，这个时代当然以秦为始。这个过程有点像西方先哲Nietzsche说出“上帝死了”之后，人类精神的神权统治时代宣告结束，上帝的无不企及的完美品行不复存在，但人类的贪婪、自私、狂躁、无知也开始暴露无遗，人们开始注重生命的本体价值、关注人性自由，但同时人的精神道德也开始走向多元或者走向它的反面；“周礼”的强大社会功能的时过境迁，同样终结了“君权神授”的“天子”时代，诸侯争霸局面的出现近似于西方国家曾经的“上帝死了”之后的人性的自现与回归局面。
秦孝公之后，秦惠文王，秦昭襄王，本已是战国后期没落时代的没落贵族，但能凭借一系列战略手段自强于诸侯，而成统一天下之势，应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英雄时代横空出世的大英雄，也就是说，秦王朝的发家并没有凭借“周礼”，而是依靠了在现实的生存处境中的激烈竞争。在此之前，因其没落，贵族的身份和地位也便有名无实，精神与物质无所依凭，群体王制的精神枷锁已被打碎，个体生命的大有作为和个人意志才有出头之日，唯有胆识过人者才能敢于和别人火并然后称王。没落贵族的冒险一搏终得天下，但其首务是求得生存，次为扩张，事实上是一举两得，相对来说结果可能是一劳而永逸。这样的结果仿佛是历史的必然，又好像是历史的意外。秦成于“武功”，而此后并无或少有“文治”，得天下之后“武功”续之，“文治”终无，强悍王朝也终于短命。
说白了，秦，是一个“武功”强悍而“文治”孱弱的王朝，他们根本不懂得如何“管家”和“治家”，他们尚未想及治家之术就糊里糊涂地把江山拱手让与他人。后来，刘汉王朝有了秦的前车之鉴，看重文治，但“春秋”以来“百家争鸣”之后，想在“天下”争着说话的人实在太多太多，不可全听也无法全听，在这样乱嚷嚷的时候，刘彻就果断地选了“儒家”言论来做治国治家的意识形态。然而，留给我们的问题仿佛是他为什么要独独挑选“儒家”学说而没有选其他门派的学说，他没有选择法家是因为先秦商鞅的缘故吗？他不选墨家的理由仿佛是很容易理解的，刘彻认为，汉家天下必须吸取秦的教训，天下宜久之以玉帛而非久之以干戈，他必须杜绝再以武力对天下继续杀伐，所以他不选择法家学说，也不选择墨家学说。
别的不再说了，刘彻完全有理由不选择孔子孟子的儒学而选择荀子的儒学，但刘彻没有这样做，尽管都是儒学而并无太大的差别，刘彻还是头脑清醒地选择了孔儒正学，刘彻对此是十分信任的，他很注重天下人的德行建设和国家民众的整体精神修为，他把个体生命道德价值和群体社会精神品位的提高放在了第一位，刘彻应该是对的，唯有个体和群体都实现“内圣”之道了权力集团才可以无忧无虑地实现“外王”的目的，从而一边麻醉民众、一边又教化民众，不要向刘彻他们的祖宗那样再起来造反而颠覆了他们已经拥有的“天下”。
刘彻有意回避荀子的学说也就不难理解了，他需要天下人共同维护他的“王道”，而不要自私自利、唯利是图、斤斤计较、耽于算计，他需要全天下人共同维护国家利益而不提倡更不支持发展其他个人学说也不允许扩张个人意志，不许强调个体（经济）利益。用今天的话来说，这是权力意志制约或限制了社会生产力的正常发展，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权力模式下的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国家计划经济体制的雏形，与1949——1978之间的模式何其相似。
但是，儒学最初并不是指向性很具体的辅政礼教，而是孔门学人设定的整个国家、民众的最高道德和精神修为标准，也是一种理想化的社会格局设想。国家尚且如此，个人概莫能外。儒学成为礼教则应始于西汉的董仲舒，他的《春秋繁露》，从当时情况来看既是董个人儒学研究的扛鼎之作，也是相对于先秦“古文”而言的“今文”意义上的儒学的发展之作，但更重要的是，此书几乎就是两千年来封建社会统治阶层赖以“维稳”的制胜法宝——对上层而言是“制胜法宝”，但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无疑就是坚不可摧的精神枷锁，被鲁迅所深恶痛绝的封建礼教中的诸如“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忠孝节义”、毁灭人性的人吃人的“贞节观”等，就是董仲舒“始创”的。现在看来，它们当然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不具人道主义和人性精神的“全套精神刑具”，但孔儒正学偏偏就成了被汉武帝看好的“治国之道”和“治民之术”，其中的奥秘也便可想而知。这一切现象的出现在孔子那里早就有了经典意义上的根据，那就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其中的“之”指的就是孔子毕生都在追求的“周礼”，他就公开认为“礼”只是对“上层”而言的，并不关涉下民，下民的一切权利只是“由之”。
自此以后，“治人”和“人治”就屡屡成了所有“得天下者”的“必务之本”。翻遍历史，我们几乎找不到任何朝代的权力阶层曾经公开而明确地把发展生产、发展经济作为“基本国策”来贯彻实施。英国著名生化科学家、科学技术史家李约瑟（1900——1995）曾经从科学技术的发展角度研究过中国古代社会的这一现象。他在所著的《中国科学思想史》中认为，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时期把治国的根本一直放在对人的思想控制和精神约束方面，当然也可以说是放在群体和个体的精神道德的“建设”方面——而无视社会经济的建设和发展，无视物质财富的积累和生存方式的改进，究其原因，源于古代中国社会的统治阶层过于看重个人权利和权力所派生出来的种种实际利益，而这些利益又都无不带着强烈的个人意志色彩，这些利益意识最终就发展成为根深蒂固的封建家长制作风和封建家长意识。过于看重“天下”的长治久安的本初意图依然是个人意志力的过分扩张和长期延续，并且这种过分扩张意识及其延续过程就构成了后来任何朝代过于注重人的道德意识和标志着人的精神共性的各种固定观念和传统意识，才使得中国古代乃至近代没有系统而重大的科学创举（所以我们不能紧紧抓住古代“四大发明”不放并且一直这样自欺欺人地“骄傲”下去）。
我们也看到，中国古代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模式，除了受制于地理环境方面的原因外，另一重要原因就是在长期的国家意识形态里一直没有这方面的打破陈旧格局的持续而清晰的筹划和打算。
李约瑟还在同一书中还谈及中国古代自唐至明清时期中国的“道教”应当有事实上却没有（表现出）的巨大作用，那就是，中国古代社会如果一如既往地以“道教”为国教、为国民的精神依托和个人道德范本，最晚最晚，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萌芽可在明清之际产生并且会很快蓬勃发展起来。延时太久的儒家思想只能服务于封建官僚的统治，儒学只关注人际伦理关系，而伦理关系势必承认人与人之间本有差等（这一点在今天看来是不人道的或者是反人类的——本文作者）。“道教”和道家则不同，他们的总体思想是趋向于人人平等，并且提倡返于自然。关注人伦关系就不会出现精确周密的科学思想体系而只能关注人的到的修为，只有关注自然和人本身，才会有思辨的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这一点道教正好可以做到，但最终仍未做到。关于此，李约瑟是这样评价的：“中国文明在科学技术史上曾起过从来没有被认识到的巨大作用”、“在现代科学技术登场前十多个世纪，中国在科学和知识方面的积累远胜于西方”，请注意，李约瑟说的并不是中国的近代和现代，而是古代。
遗憾的是，为中国人的精神“当家作主”的，大多数时候是“儒教”，少数时候是“佛教”，而非“道教”，并且道教也从没有登过大雅之堂，或者曾经暂时受过当局者的重视但也仅仅只是当局者个人的喜好，并没有像儒教那样成为遍及全国全民的精神修为标准，这种状况维持时间不长就很快“让位”于沿袭太久、影响太大的“儒教”。于是，久而久之，道教连同佛教一起走向了游手好闲的民间，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就失去了必须的环境和土壤。
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儒教”是“求同”的宗教，而“道教”是求异的宗教；儒家提倡人的精神的整体性合目的效应，而道家信奉的是人的精神的个性化无目的效应。那么，作为古代社会上层统治阶级，尊奉那一种宗教并以之来维护自己的统治也就不言而喻了。
“李约瑟难题”也就应该是当今中国人最应该重新思考并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社会群体性精神道德的普遍规约是“儒学”（或者儒教），自董仲舒之后便是披着儒学外衣的“礼教”。然而，延续数千年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模式所表现出来的实际情况却不尽然，即，中国民众在实际当中所贯彻的绝非孔儒正学，而是荀子的儒学精神和思想。爱无差等，那就要求全社会的一切都要平均出现。自私，封闭，求均，趋同，平稳，安定，拒绝交流，不思创新，妒人富，笑人穷，反对标新立异，不接受突出成就，实现绝对平均对等的手段方式通常是阻挠和削减超前的、先进的事物的发生、发展，而不是用商业手段实现市场流通和技术与资源的有偿转让、以及过分依赖自然力等等。如此种种现象所包含的精神动因仍然是权力集团从来倡导的“礼教”模式制约下的“大同”社会理想，也就是说，古代中国社会的官方社会道德规范是孔儒正学，但民间的人的具体生存哲学和人际关系处理办法遵循的却是荀子的精于算计和适时权衡、具体规划的实用主义儒学，而生产方式则是道家的“以天为大”、“人事顺天”的纯粹自然主义思想而没有或者很少正面肯定过人的主体性作用和能动性力量，这样的思想基础也就形成了阻碍科学技术正常顺利发展的桎梏，由此，国家经济命脉的工业化、商业化进程也便无从说起，社会经济意义上的商业活动也就从没有脱离过空洞“礼教”的统辖和制约，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第一次“鸦片战争”前期。
1949年以后，社会开始进入“民主政治”进程，历经漫长封建历史的中国好像沐浴在“民主”的光芒之中，从理论上说，同时也应该沐浴在“科学”的光芒之中，然而没有，在以后很长一段时期之内，这种“民主意识”出现了不正常的膨胀，就连生命力极强的儒学仿佛也要在如此巨大的时代潮流面前就此死绝。1966年以后，诸子学说仿佛真要断子绝孙了，幸亏儒学传承甚广、影响巨大，幸亏海内外仍有大批学者还在孜孜不倦地啃咬着那些浩瀚的“黄卷”！1978年以后，诸子的在天之灵仿佛又一次艰难地起死回生，他们的灵位又被人竖了起来，不过光景却大不如从前，他们只是被当做“国粹”在竭尽全力吸引世人的目光并想再次温暖人们长久封闭凄冷的心灵。我却以为，称其为“国故”可能更为恰当些，因为“粹”者，“精要”也，即为“精要”则不应该有时间维度上的限制，但实际上却有限制，一旦受限它就不再往前发展，而只能称作为“国故”，所以，既然已成“国故”，好像也就有一定的起死回生的必要了。可是，三十多年来的事实又在说明，让这些“国故”起死回生根本没有必要，“声一无听”，声音过于繁杂也无人能听，况且国门已经大开，若干洋先哲们戴着时尚的面具在中国大陆粉墨登场，国民们的心灵和精神终于有机会面见不同颜色的思想和灵魂，也开始听到若干新鲜得让人瞠目结舌的声音，我们记忆中的那些戴着瓜皮小帽，套着团花坎肩，穿着长衫布履，留着山羊胡子且面目极其清秀、矍铄的“国故”代表们这回仿佛真要寿终正寝了。
时至今日，情况又有所不同了。
经历了数十年物质、金钱、名利的追逐、纷扰之后，这个世界发出的声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烈也更为繁杂，但归纳起来却不外乎两类，一类是认为我们曾经被“国故”骗了，而且骗了这么多年；另一类人为，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传统，我们的生活，我们自己，尤其是我们的孩子，被各种泛滥的欲念害苦了！
“受骗者”们以为终于完全走出了“礼教”的迷雾，看到了人性与自由的曙光；“受害者”们则以为如此这般世风日下终究不会是什么好事，古来的规矩怕是不可尽弃的。
人类社会向前发展毕竟是毋庸置疑的主流和大势，所以，“老、庄”的思想首先有必要先放在一边的。“受害者”们发出的声音一直都很微弱，而“受骗者”们则认为当前的际遇已经来得太迟了，而今后的种种机遇（如果还有的话）更是不容随便放弃的，非但不能随便放弃，而且还需要夜以继日地抓牢这些机遇创造生活、享受生活、享受人生，机遇的迟来和盛况的空前仿佛要让人们“秉烛而活”了，“国故”再好终究都不能当饭吃当衣穿，人毕竟是现实的存在而非理想的存在，好不容易才走出了“礼教”这层理想存在的“迷雾”，人生和社会根本无需再回首，宁在狂热中自由，也不在“迷雾”中受缚和迷失。于是，大量农业人口以各种理由和方式流入城市，传统农业文明自此再也无法根深蒂固。时尚文明拥挤在城市，传统文化遗留在乡村，和留守在农村的老弱病残一样的老弱病残。血缘纽带在远离、在分化、在瓦解。新的就业方式决定社区人群结构和社区组构，生活方式改变人际关系。建立在“四平八稳、人寿年丰、连年有余”的农耕文明基础上的传统文化和国民道德心态在商品经济大潮中与多元文化碰撞、相融、重组。“受骗者”们成了“醒悟者”和“成功者”，他们紧紧掌握着时代的变化脉搏。“受害者”们成了“恋古者”和“复古者”，他们要么在耶稣像前大唱赞美诗，要么在佛像面前虔诚祷告，口里念着“观音菩萨”和“阿弥陀佛”！
当然，也有人一下子跳到孔儒正学的门前，搬出非“礼教”因素的“内圣”之学想借之来“济世”或者干脆就说“救世”，在当下风行的莫过于诸如《孝经》、《弟子规》、《中国古代名人家训》等等，用心可谓良苦，他们以为世间仍然应以“孝为天下先”，而且凡是为人弟子者做人一定要有古来的“规矩”的，仿佛在说，当今时世好像没有“孝义”或者“孝义”已经被人们丢得太久太远了，而弟子们，忙于学业、就业、婚娶、生育，以及各种真名实利，做人已经无法顾及“规矩”了。
然而，如此这般用心良苦的人们的作为，是不是又在扮演着两千多年前为“克己复礼”的主张四处奔走的孔夫子的角色并且也在做着“克己复礼”之类的事情呢？是不是根本没有看清当今世道已经有无数的“三桓”正在肆无忌惮也在饶有兴致地僭越“正教礼法”而行乱世之事、并且世道已经是真的就乱了呢？孔子时代的季孙氏居然“八佾舞于庭”了，孔子就“是可忍，孰不可忍”了，但是，他如果还能活到战国时期“七雄争霸”的时代，他又会怎么办呢？他会气得以头抢地、以死殉道、以死殉礼吗？作为东周天子诸侯、王的秦氏家族，叛周廷，弑诸王，灭六国的事实不知道要比季氏的“八佾舞于庭”要严重多少倍，而身为流民、混混儿的刘邦又从秦王朝手里得了天下，谁又能恪守什么“礼”呢？所谓济世的良方原也是没有的至少也是不会包医百病的，天下的“得”与“长治久安”往往取决于得天下者统治天下策略的合理性程度。
至此，我们的精神和灵魂仿佛又开始疼痛起来，但我们同样不知道该用何药来治。
人口的大迁移、民风的大动荡、大流转，亲情关系的逐渐远离、分散，血缘纽带的日渐断裂和重组，这样严酷的现实已经不允许人们正常地“念亲情”、“尽孝道”了，毕竟生存与发展才是第一重要的事情。也许我们应该承认我们的弟子们还是有希望的，我们还是有办法和方式教给他们做人的种种规矩和规范的，但我们同时也无法向他们圆说诸如黑恶、贪污、腐败、弄虚作假、欺上瞒下、唯利是图、见利忘义、为了一己之私而不择手段、言而无信、无视社会法制与公共道德等等恶劣社会现象的严重冲击，难怪有人会很生气地责骂，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有时候真像一个非驴非马的东西！
我们已经进入到一个被各种欲念冲撞得昏头转向的狂热时代！
我们的精神到底要不要归“教”，应该归什么“教”、并且念什么“经”才对呢？大凡头脑正常、心灵健康，并且还想用正常的头脑来思考一下的人，实在应该好好思考一下了吧。
想想历史，想想现实，我百思不得其解，那就去读书。站到书架前，古今中外的学问琳琅满目，又不知道该读哪一类书，生怕第二次进入“迷雾”，或者第二次“受骗上当”，而半生读书的人一旦无书可读简直好像丢了半条命。选来选去，还是没有选出一本中意的书来。后来，想一想当下正是春季，心里倒生出一个绝妙的新主意来：书无可读看落花，事无所为谈风月。
2012-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