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眠二论

初夏天暖，好开“夜车”。

周末一到，身心释然，夜已深了，居然迟迟没有睡意。平素，我很少在网上观看影视节目。昨日有网友给我介绍了一部二战题材的电影片，我抱着很随意的态度只想略为一观，或者跳跃着看个大概，不料竟然聚精会神地看进去了。待有倦意时，时间已过了零点。窗外，街上，除了偶尔的汽车飞驰而过的声音外，已是一片寂静了。

大概受了影片跌宕情节的刺激，半躺在床上依然睡意全无，脑子里活动着的却不是电影的内容，而是近日来诸多芜杂的境遇和念想，那些境遇和念想在我失眠的当口突如其来趁火打劫，我就越无睡意，就越是要把境遇再现，把念想重温，我想，等到疲劳深重得忍无可忍了，我一定会安然入睡的吧。

首先想到的是白天看到的本地旅游局印制的一本书，大约是为了推动当地旅游事业大力发展才不惜巨资打造了这么一个宣传窗口。历史，文化，风物，民俗，宗教，政治，军事等等凡是人的脑子能够找到一鳞半爪的几乎无一缺漏，都在书里堆积着，然后冠名曰“文化”。

也许总以为自己也算一个文人的缘故吧，就特别关注了书中相关文化方面的一些内容。其中数量最多的原来是题诗，但翻阅不到十页，我的耐心几乎就降落至零，心里觉得有些可笑，也感到有些可惜。可笑的是，一些自以为自己的“头脸”无论如何都不能让人小觑、不能任由其寂寞，都想“留得风雅耀千古”。该书中，这些“头脸”大抵都是留了诗作的，而所谓“诗”者，大多又是四句一首的古体诗，我便觉得对这些“头脸”还真不能小觑，他们竟然还知道、还记得自己的国度曾经有过辉煌的诗歌的历史，而诗歌之中还有四句一首的古体诗，这本身已经是不容小看的风雅之气了，若大胆称其为“儒雅”也不为过——也许那些“头脸”们就是这样想的，然后，他们才大模大样地做起诗来。至于可惜，是说诸位“诗人”所作的东西如果有必要称作“诗歌”的话，却是太不像诗歌了，大约并没有把全部的诗情完全释放出来，也没有把作诗的全部功夫尽情展示出来，仿佛故意有些存留或者保留，大概要学古人的“笑堆满面，才露七分”吧，于是，那些“诗”实在让人觉得可惜。

如果称其为“诗歌”，韵是有的，但“起、承、转、合”诸法又无从说起，若再论及平仄，则多有不谙其道者，而“境”、“韵（味）”、“情”、“趣”、“理”之类并不明显的事实又实在无法让人对这些“诗作”恭维，总的说来，也只能称其为“打油四句”或者“打油八句”了。

对若干人等的若干首“打油句”，有人竟在扉页上声称诸如此类属于“当地名人诗作”，并赠之以“文化”之美誉，可见，其中的浅薄无知和俗陋猥亵是滑了天下之大稽的。出于对“当地名人”与其“诗作”的尊重，我咬紧牙关拜读了几首，终于笑出声来，并且惊奇地发现那些“打油句”也可以从历史上找到类似的前身或者渊源的，这些前身或者渊源又屡屡变成了笑谈此类诗歌的谑词，这些谑词又可以做此类“名人诗作”的注脚——《红楼梦》里曾有这样的描写：荣、宁二府的公子、小姐们又如常地聚于园内举行饮酒之会，席间有人建议行些酒令也可助趣，酒令很快确定为依照既定的韵脚人人作诗一首。轮到薛蟠大公子了，他信口而出曰：“姑娘愁，姑娘愁，绣房里跳出个大马猴；姑娘悲，姑娘悲，嫁个男人是乌龟”，听了如此大作，当时在场的人好像连哄堂大笑的力气都没有。现在想来，我所读到的那些“头脸”们的“诗作”原来与薛蟠“大哥哥”的“大作”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其中个别，更有古代某朝某君咏雪之作“一片一片又一片，两片三片四五片，六片七片八九片，落到水里都不见”的“风韵”与“气度”了！

“律诗”和“绝句”这些古体诗歌的体式本身是没有过错的，因为他们毕竟是民族历史文化的遗存，自有其存在的道理。愚以为，文学意味，文学形式，以及文化意味和文化形式却是应该得到足够关注和应该赋以认真思考的。“旧瓶装新酒”的说法显得进步了许多，因为人们也认识到古老的形式与不断变化的现实之间肯定存在着种种的龃龉，内容常变自不待言，形式也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状况而经常发生变化的，如果我们考虑到将此句修改为“新瓶装新酒”又将如何呢？是否会更好些呢？“旧瓶装新酒”正如同“新人着旧衣”，无论新人是多么的清丽可人，但一身了无生气的旧衣肯定只能让新人逊色三分，设若换一身新衣，则应该有“锦上添花”的显著功效。津津乐道于“旧瓶装新酒”之创举者，大概是终于酿出了新酒却实在造不出合适的“新瓶”来装而只有暂且用旧瓶来凑合一下，却也终不是内心向往的“完美”之事。陈旧的瓶子，装着新酒，还要自嘲和自圆，背后一定隐藏着足以让人内心打颤的凄凉的幽默，心里定然是没有底数的，“锦衣而夜行”，或者“鄙衣而昼行”实在是人非所愿的事情。

从另一方面说，从内容到形式，或者从文化意味到文化形式，也应该像世间万类那样随节而变、应时而动。区区四句最多二十八个字（不计标点符号）的空间究竟能够表多少情、达多少意呢？毋宁说，国人的“七言八句”、“七言四句”以及“五言八句”、“五言四句”诸形式是酷似旧社会中国妇女的裹脚布的。想有一双时尚而合乎礼法的“三寸金莲”，当然就要忍着钻心剧痛来缠足。“律诗”、“绝句”就是这样一些创作方面的“裹脚布”或“缠足布”。幸好，中国女人的脚已经随着社会民主化、科学化的进程被放开一百年了，存活在一些人脑浆里的文学形式却还是无言或七言，依然是四句或者八句，未知是骨子里无法挣脱那些古老格式的束缚、而不得不勉为其难地继承了古体诗的遗传基因，还是有很特别的情结或者顽固不化的迂腐，反正一旦有机会、一旦有人上门恭求“大作”则必以五言或七言、四句或八句来充当“文化”虎皮，一旦觉得自己确实有了一点“名气”或者觉得自己的“头脸”真的长大了一点，还真要搜肠刮肚、绞尽脑汁地拼凑出四句或者八句来，这样，不仅护住了“头脸”，还能落得“史册有名”，当然是“何乐而不为”的事情了。

由此，也便看出一些“头脸”人物文化精神的极度赤贫和文化情感的惨淡。正如李泽厚先生所言，人类社会总是在不断的毁灭中前进的。以上“文化现象”告诉我们，文化活动一直是一些“头脸”人物在左右着，文化会不会进步，很大程度上是这些文化水平不高的“文化人”说了算。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起，开始风行争先恐后地写自传和回忆录，后来又流行出书、但事实上并没有读过几本书。接着是题词留句、参加剪彩仪式并留“墨宝”，当前最受欢迎的好像是主办奢华的“文艺”演出，并在舞台上演说，然后跟演职人员握手，跟演职人员合影留念，或者通过媒体给应约列席的真正的文化名人安排一次辉煌壮美的名人访谈、对话，然后，从整体上为这些事情冠其名曰“文化”！但民众真的看不出有什么文化，倒是一次又一次地看出一些人油光瓦亮的头颅是何等的爱慕虚荣，也是何等的孤陋寡闻、粗俗肤浅，也看出一些人的思维僵化、呆板，一言以蔽之，他们的头脑原来是特别的好大喜功也是特别的简单。

如果真有话说、真要说话，完全可以发表一番热情洋溢、言之有物的演说，或者干脆写一篇文采飞扬的短论、小记，这样毕竟可以不受任何规程和法则的约束而尽可以做到随心率性痛快淋漓。然而，事实上这些人大多不会这样做，他们也许会觉得这些“散装货”会让他们很没“面子”，没有“面子”当然也就是顾不住“头脸”，而唯有写出一两首佶屈聱牙、晦涩沉闷的称作“诗”的“打油四句”或者“打油八句”之类方能尽显英雄本色，才符合身份，才显得“有文化”，也才有资格“领导”辖区之内的文化事业。当然，也许他们的本意是要“露才”的，但没想到结果却是“显愚”，而“愚者”终归是自愚了！其实，如若粗通文史，他们一定会知道，宋朝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唐代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并不是诗而是散文，也算当时、当地“头脸”人物的大作，却也一样让他们的“头脸”更像“头脸”而服众千年，不知比当时及后世的“打油四句”和“打油八句”强出了多少倍，原因在于，他们是在以心写作，在以灵魂作文，而非哗众取宠装腔作势的有意的“舞文弄墨”的假象，他们做出来的当然就是千古绝唱！

早在1916年——距今差不多也快一百年了——胡适之先生就曾公开提出他的八项主张，在《文学改良的刍议》中，他是这样说的：“（一）须言之有物；（二）不模仿古人；（三）须讲求文法；（四）不做无病呻吟；（五）务去滥调套语；（六）不用典；（七）不讲对仗；（八）不避俗字俗语。”其中个别观点在今天也许有些有失得当或者不无偏激，但胡适之先生的八项主张的核心意思是要求作家们一反传统文学中的陈规陋俗和死板教条而解放思想、改变做法去写作，要求作家们放开手脚轻松自由地写作，以使文学更广泛、更有效地服务大众、服务社会、贴近生活、关照人性的，这一点又使我们看到文学大众化的重要性。他还说：“一言以蔽之，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古人已造就古人之文学，今人当造今人之文学（《胡适文存•历史的文学观念论》）”他旗帜鲜明地提倡并大刀阔斧地推行白话文，而坚决反对文言文，当然也就是反对束缚作家创造力勃发的古旧的文学形式。时至今日，“文化活动”日益频繁，每有活动，主办方必请“头脸”人物垂赐大作，表示对“头脸”的尊重，而“头脸”们也觉得这些事情显然就是天降大任于斯人，是不容推辞和回避的，这样一来，若干个“头脸”就仿佛是提前商量好了的，他们的“大作”居然是一种脸相，仿佛一位具有超强生育能力的女人生下的孩子，不辨伯仲，难分彼此，长久以来，流行于我们生活和工作中的僵化思想和装腔作势甚至掩耳盗铃的偷懒行为和自欺行为就是这样“炼”成的，而文化低能儿也就是这样存世的。

类似的文化低能现象还有很多。无论哪个部门开展活动，必然要“文化搭台”，于是，形而上学主义就应用而生了，华丽而气派的台子很快就搭建起来，各种各类“头脸”就开始讲话，讲话之后就载歌载舞，歌舞之不足，就把活动情况的图片做成活动专栏搬出去展览，展览之不足，又在当地电视台反复播出活动过程，但关键是宣传各类“头脸”人物。工作开展得轰轰烈烈，诸位“头脸”也皆大欢喜、洋洋自得。若有人问及此事，其中到底有哪些文化元素，这样的问题大概谁也不知道到底该找谁来作答了。

文化低能的前期表现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因为“打造文化”的人总喜欢轰轰烈烈的形式主义而并不追究实质性的东西；后期结果则是“隔壁阿二不曾偷”，因为同样还是那些试图“打造文化”的人终于发现文化并没有因此向前发展的时候，就会把若干责任往别人身上推！

看看时间，已是次日凌晨一时许，仍无睡意，只好又来思考一下看过的电影。

片名是《从海底出击》，影片反映的是二战时期德国的一艘潜艇上全体官兵的一段人生经历。影片站在反思那场战争的立场上，以冷静的理性审视一群军人在特殊环境中的生命态度和生存意识。他们的身体虽然凭靠的是当时最为先进的“U型”潜艇，还有当时最先进的导航技术以及通讯技术，但是，他们在汪洋之中长期无定的下沉、上浮，上浮、下沉，还有突如其来的攻击和被攻击，逃跑和反逃跑，使他们的精神长期处于高度的紧张和焦虑之中。他们的身体已经越来越远离社会和人群，他们的生命角色渐渐由社会人转变为自然人，实际上已被隔离在世外。于是，他们惊恐、厌倦、麻木、冷漠、冲动、易怒、烦躁、消沉、幻想，甚至意志失控（比如轮机长），一旦有突如其来的战事，他们必须立即开始像机器那样紧张地工作。实际上，从精神上说，他们已经被异化成了机器，一群特殊的战争“机器”。没有战事的时候，他们仅有的消遣方式就是大谈性，回味性经历。他们也谈论家庭和亲人，但都讳莫如深，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很没有资格谈论这些，作为生死未卜的他们来说，谈论婚姻家庭和亲人未免过于奢侈，他们的生命并不由他们自己掌控，而是由潜艇掌控，由“运气”掌控，由战争的进程和战场上的若干细节变化来掌控，最终当然是由整个战争来掌控，而战争的背后，深藏着那个精神激进者和战争狂热者——阿道夫•希特勒。

总之，他们的生命飘忽无定吉凶难料。从理论上说，生还或者凯旋的前提条件是尽可能地赢得每一次战斗，尽可能地消灭每一次出现的对手而不被对手纠缠更不能让其攻击。他们的生命远远不如大西洋上的一缕风或者一朵浪花。因为他们不能为自己所爱的人做更多的什么，他们唯一能够给做到的，最想做到的就是完成任务、顺利返航、平安回家，然而正就是这一点他们谁也胜算无多，他们只能把亲情、爱情强压在心底，唯有在他们大肆谈论性而间接地得到精神刺激和感官安慰的时候，他们才感受到自己生命的真实存在，只有生命的欲望和冲动才能平息他们精神深处的激烈纷争，才能驱逐他们内心的焦虑和恐惧，才能激发他们生命的欢愉之情。但美好的东西总是短暂的，长时间陪伴他们的依然是紧张、焦虑和恐惧，以及死寂、无聊和压抑。一切问题，正如艇长说的那样，应该“去问发动这场战争的人”！

在特定的环境中，人性的异化是身不由己的，后果也是十分严重的。在生死对决的战场上，凭个人的能力和团队的整体素质消灭对手才是自己存活的根本保证（国家、社会以及任何人都不能保证），因而，当他们眼看着别国的舰船受了自己炮火的重创之后，对方幸存人员浑身着火跳入海水向他们求救的时候，他们必须变得铁石心肠而必须见死不救（潜艇内部空间的极其有限和资源有限绝不允许他们挽救并收留敌方人员），人性和人的道义良知被赤裸裸地摆在每个人面前，每个人的灵魂都在经受最为严峻的考验，但考验的结果是人人必须横下心来放弃营救敌方落水人员，也就是放弃人性的善美精神而选择狠毒和自私，因为那是战场，因为当时正处于战争！

这是以战争为题材，艺术家们对人性、对人类精神、对人类行为进行的深刻反思，当然也有对人性恶和战争本身的诅咒和控诉。人类一直在渴望和平与共荣，但又总是在战争的痛苦之中渴望着、期盼着，这种极具讽刺意味的现象也就是人类对自己精神道德的严厉质问。

终于困倦了，为了保证很好地做好次日的若干事务，我必须睡觉了。再说，我所思考的第二个问题实在也不够深刻，也只能暂时这样粗浅一谈，更多更详尽的思考，只好留待来日吧。

2012-4-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