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陈与义对杜甫的接受

杜甫作为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诗人，其影响不仅局限于诗歌艺术，更以其人格意义为陶铸中国民族文化性格作出伟大贡献，堪称为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衣被后人，万代不衰。尊杜是整个宋代诗坛的共识，至于南北宋之交的陈与义，其对杜甫的接受，则又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陈与义，字去非，自号简斋，有《简齐集》传世。其先祖居京兆，自曾祖陈希亮迁居洛阳，故为宋代河南洛阳人。以诗名世，亦工词。给后世留下不少忧国忧民的爱国诗篇。存词19首。

陈与义曾说：“天下书虽不可不读，然慎不可以有意于用事。”仰望唐诗，如高山仰止，景行景止。宋人只得另辟蹊径。然而极盛之后，难以为继，故有“宋人生唐后,开辟真难为”之叹。诗圣杜甫以其诗歌思想的博大深厚，艺术成就登峰造极，为宋代士人敬仰。学诗当学杜诗，成为普遍规律。元朝诗论家方回对杜甫的推崇可谓是贯穿了他的整部《瀛奎律髓》中。他认为,诗至老杜，万古之准则哉！老杜诗为唐诗之冠。黄、陈诗为宋诗之冠。黄、陈学老杜者也。

陈与义天资聪颖，少有文才，同辈儿童“莫敢与抗”，青年时诗名已著，尤以《墨梅》见赏与宋徽宗。与陈师道、黄庭坚一样号称学杜尊杜，却并没有突破黄、陈藩篱。陈与义前期诗作风格明快清新，以写景为主。如“鱼游水底凉，鸟宿林间静。谈余日亭午，树影一时正。“虽云观察细密，造语工致，格调清婉。然而往往流于形式，仅表现个人生活，沉醉往昔，对社会百态、民生疾苦甚至是漠不关心。

靖康二年（1127年）四月，金兵攻入宋都汴京，掳走宋徽宗、宋钦宗二帝，北宋灭亡，史称“靖康之耻”。陈与义自河南陈留避难南奔，经襄阳，转湖南。绕广东、建，终于在绍兴元年（1131年）抵南宋首都临安，其间困顿艰苦可想而知。

陈与义诗词创作可以说是以此次“南渡”为转折点的，靖康一难，承平已久的中原遭遇了天崩地裂般的大变动。陈与义在逃难途中，经历了与杜甫在安史之乱时颇为相似的遭遇，对学杜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进一步理解了杜甫现实主义精神实质。平生当欢少陵时，岂谓残生尽见之。踪迹大网王粲传，情怀小楼杜陵诗。金戈铁马击碎了一方书斋的宁静，颠沛流离中的诗人与杜甫产生了心心相印的亲近感。杜诗平时读之，未见其工，迨亲更兵火丧乱之后，诵其诗如出乎其时，犁然有当于人心，然后知其语之妙也。杜诗不只是“风雅可师”，更是冬雪之夜熨烫心灵的一壶陈年老酒。

陈与义逃难途中的第一首诗《发商水道中》：“草草檀公策，茫茫杜老诗！”讽刺宋王朝统治集团只知向南逃跑，不敢抵抗金兵，可以说是后期现实主义诗歌的开宗明义。《正月十二日自房州城遇至》又说：“但恨平生意，轻了少陵诗。”其实陈与义早年并不是轻视杜诗，只是当时与黄、陈一样，主要着眼于杜甫的艺术手法。在经历了国破家亡之后才知道以前对杜甫领会不深。风格转向沉郁、壮阔，自发地向杜甫的思想境界靠拢，逐渐形成了雄浑深沉的诗风。“胡儿又看浇淮春，叹息犹为国有人。”痛恨金人入侵，愤慨不平溢于言表。“庙堂无策可平戎，坐使甘泉照文峰。”批判北宋末年投降派误国的罪行，忠义之气，感然而发。“初怪上都闻战马，岂知穷海看飞龙？”讥讽宋高宗在建炎三年被金兵追赶，狼狈逃至海边。还有忧虞时局、念乱望治的《居夷行》：遭乱始知承平乐，居夷更觉中原好。巴陵十月江不平，万里北风吹客倒。怀念故乡西京洛阳的《牡丹》：一自胡尘入汉关，十年伊洛路漫漫。青墩溪畔龙钟客，独立东风看牡丹。多是感时伤事，慷慨激越，气势雄浑，寄托了深厚浓郁的家国之痛。无怪乎杨万里会感叹陈与义的诗“已上少陵坛”。

陈与义爱国思想和风格都与杜甫感怀世事的七律相接近。如《登岳阳楼》、《巴丘书事》、《再登岳阳楼感慨赋诗》、《除夜》等。雄浑悲壮，感慨多端。其中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忧”字在陈与义诗句中的大量出现，“去岁重阳已百忧，今年依旧叹羁游。”、“万事乡山路不通，年年佳节百忧中。”、“腐儒忧平世，况复值甲兵。”居庙堂之高心系其民，处江湖之远而一饭未敢忘忧国。喷薄而出的深沉爱国情怀，与早期只关乎个人生活的“忧饥寒”、“忧冷语”、“忧网罗”的诗作高下立见，形成了鲜明对比。

除了忧国情怀自发地向杜甫靠近外，陈与义还有意识的学习杜甫的遣词造句，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注意语言上的精心锤炼和沉郁深重的塑造，陈与义始终以杜诗语言境界作为标准，学习杜甫“寻章摘句老病休”“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创作态度。如《登岳阳楼》（其一）：万里来游还望远，三年多难更凭危。白头吊古风霜里，老木沧波无限悲。从杜甫“万里悲秋常做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脱胎而来，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此情此景，一片伤心画不成。杜甫律诗的声调音节是公推为唐代律诗里最弘亮而又沉着的，陈与义有些诗句尽管意思不深，但是词句明净，音调响亮，比起江西诗派的生新刻削更讨人喜欢。二是陈与义对杜甫诗句的直接化用，重视学习字词的酿造，甚至是直接模仿杜甫的语言。如《伤春》：孤臣霜发三千丈，每岁烟花一万重。稍喜长沙向延阁，疲兵敢犯犬羊锋。此时，金兵大规模南下，占领南京，宋高宗赵构航海南逃，南宋政权危在旦夕。“烟花一万重”是杜甫《伤春》诗中的句子，陈与义以此来表现对北宋京城汴梁的怀念，讽刺南宋王朝的腐败无能。天翻地覆伤春色，名为伤春，实则伤国。岂是文人墨客的逢花落泪、见月伤心可比？

由此看来，陈与义已经不仅是在形貌上与杜甫相似，更是在气味上逼近杜甫。可以说是宋代学习杜甫并得其精髓的少数作家之一。在爱国主义的诗歌创作中，陈与义的诗句，对后来的陆游、辛弃疾等伟大诗人起了重要的先导作用。

人世多违壮士悲，干戈未定书生老。在长期的身心俱疲加上精神折磨下，陈与义于绍兴八年，即1138年11月卒于湖州知府任上，年仅49岁。据《宋史·陈与义传》载：“与义容状俨恪，不妄言笑，平居虽谦以接物，然内刚不可犯。其荐士于朝，退未尝以语人，士以是多之。尤长于诗，体物寓兴，清邃纡余，高举横厉，上下陶、谢、韦、柳之间。尝赋墨梅，徽宗嘉赏之，以是受知于上云。”

陈与义在南宋初期诗坛上独占鳌头，虽然没有杜甫那样贴近黎民百姓的生活，诗歌触角所涉及的深度和广度也不及杜甫。但他学杜又不拘泥于杜。语言质朴，音节响亮，较少用典。明快而无鄙俗，平淡而不乏味，堪称鹤立一代的大手笔。刘克庄《后村诗话》认为陈与义靖康之难以后的作品“造次不忘忧爱，以简严扫繁缛，以雄浑代尖巧。第其品格，故当在诸家之上”。陈与义在南渡诗人之中，最为显达，然皆非其杰构。至于湖南流落之余，汴京板荡以后，感时抚事，慷慨激越，寄托遥意，乃往往突过古人。陈与义以其忧思深广、沉郁顿挫，在黄、陈以后的诗坛上异军突起，上继杜甫，下启陆游，开拓了宋诗新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