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中国的考试制度、试题和评分

中国的考试制度源远流长，早在2000多年前，孔子就说：“学也，禄在其中矣。”孔子的高足子夏还说：“学而优则仕。”对这两句话，宋真宗赵恒写过一首《劝读诗》，进一步形象地予以诠释：“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楼，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古代官场上有不少这样的幸运儿，正是通过“学”让官场成了读书人的康庄大道。

“学而优则仕”历来是中国读书人的座右铭，他们信奉“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只有通过读书，才有可能提拔为官。如何提拔呢？我想古代为官，无非是“伯乐”式的推荐或通过考试择优选拔。这两种方式在中国的各个朝代都采用过，尤其是中国的科举制度，就是封建王朝选拔官吏的主要手段，而且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读书人要想做官，就必须苦读诗书，然后参加各级科举考试，一旦“金榜题名”，则可飞黄腾达。

那时，读书人进身官场的机会主要靠科举考试，苦读诗书十几年，大比之年一到，三篇文章做得好，只要“金榜题名”，眨眼间就会做官，立即就可飞黄腾达。唐代诗人孟郊《登科后》诗云：“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旷荡恩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孟郊出身贫苦，仕途坎坷，从青年到壮年，殿试屡屡落榜，直到四十六岁时，终于进士及第，故而有此一番感慨。

不过那时古人只重视诗文，所以科举选第，只考文章，而且后来规定必须做八股文，据鲁迅先生说，考官都是榆木脑袋，文章一股一股地做下去，考生和考官都感到方便。戊戌变法以后，废科举，兴学堂，朝廷仍是通过考试选拔官吏。

解放后，中国的教育制度虽经多次改革，但考试依然是平民百姓升学、就业、当官最为可靠的方法。时至今日，考试科目繁多，试卷内容花样不断翻新，考试由升学扩展到职工的业务考核、职称评定、公务员录用，已经达到了无孔不入的程度。

考试制度如此，与考试制度相匹配的“分数”当然也就显得十分重要了。有人说“考考考，教师的法宝，分分分，学生的命根”。这句话非常形象而又逼真地道出了当前教师和学生对待考试和分数的心态。当今中国，一切以“分数”说话：有了高分就能进重点中学，就能上名牌大学，就能找到一份好工作，就能做官。无怪乎如今的学生和家长视分如命，1分值千金、甚至万金。

尽管我国的考试制度变化不大，但记分方法却变化多端，令人难以捉摸。我国的评分标准历来是百分制，后来向苏联学习，采用5分制，即2分、3分、4分、5分，3分为及格。不久，“土洋结合”，实行具有中国特色的记分制，分为优秀、良好、及格、不及格。但试卷仍以百分制为依据，然后折合成5分制，如90分以上为优秀，60及格为3分。改革开放以来，又恢复了百分制，可是试卷的分值却呈多元化，满分有100分、120分、150分，甚至还有200分的，同时还要计算学生的总分数，而且以总分给学生排名次。各类学校录取新生，都是以总分划分录取分数线，所以总分显得特别重要。既然分数这么重要，要分出学生成绩的优劣，所有的老师和拟题人都在试题上下功夫。

记得20世纪50、60年代，试题形式和内容都比较简单。比如语文，以作文、解词、造句为主，数理化以计算、问答为主，选择题也只有正误，二者取其一。而现在的试题则五花八门，而且偏题、怪题、难题比比皆是。比如选择题，动辄4、5条，而且各条意思相近，难于辨别。这还不算，有时选择题不选正确的，偏让你选择不正确的条目，有时选择还不止一个条目呢，这不是有意为难学生吗？有时教科书上讲的内容比较容易，可是试题之多、之难令人咋舌。

老实说，像我教了一辈子书的人，有时我都怀疑这些出试卷题的拟题人自己是否会做，如果“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出题考考他们，他们也许会出丑的。因为这些试题的产生，都是拟题人坐在屋子里一边抽烟，一边喝茶，一边翻阅资料，苦思冥想造出来的。有时我还想，现在的考试制度也真难为这些拟题人，他们竟在试题上想出这么多花样。

现在好了，科学技术的发展突出猛进，到处都有电脑，电脑里存有试题库，只须按动鼠标和键盘，试题和试卷就会出来。各级学校的老师更容易，只要学生交钱，各式各样的、各个地区的试卷就会送到学校，只是苦了这些负担日益加重的学生了。

话说回来，这些试题、试卷以及分数，到底有多大用途呢？我想，除了升学考试别无他用。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科举制度是敲门砖，一敲开门砖头就没用了。我想现在的考试、评分制度也是敲门砖，考上学，大学毕业，初中、高中、甚至大学学过的东西，多半成了过时的或无用之物，尤其是那些试卷、试题便都成了垃圾。

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教授说：“中国的大学入学考试非常之严，这使得会考试的孩子占了便宜，但中国最需要的怕不见得是会考试的人。”真是一语中的！所有这些考试制度、试题和评分标准，都是高考这根指挥棒造成的，国人们到了应该清醒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