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人生万里家

从县城到乡下老家，不足二十公里的路程，但在我过去的二十多年的时间里，这段路途仿佛是难以企及的天路。

我不常回家，并非单单因为这段空间路途是远不可及的，也不是我的工作太忙，也不是我“娶了媳妇儿，忘了爹娘”，更不是我“跳”出了“农门”之后跻身于市民一等的贵族了就再无必要回到农村里去了。我和故乡之间的距离在别样的情感和心理上。

出于“孝道”的要求，也由于自己还是一个有点文化也有些许社会“地位”与“身份”的人，我一直觉得我是不应该怀着怨怼的情绪来评价我的父母亲的，尽管“孝道”思想观念在当下已很不时髦，虽然我的“地位”与“身份”其实也仅仅是像机器一样准时正点地上下班，从而领取一份微薄的固定工资的极普通的工薪族——作为一个平凡普通的人，我以为自己实在没有能力去面对太高太大太多的各种担当。

事实证明，尽管我在这样想，但我根本就不能如期如愿地向父母亲尽“孝道”，我也无法维护好我的“身份”的纯洁与“地位”的“崇高”，而只能无可奈何地背负起“不孝”的恶名，也只好让自己应该崇高的地位一直都无法变得“崇高”。

除了务农，我的父母亲别无长技。

我的故乡，我的梓里，地处岷山东端的崇山峻岭之间，耕地很少，且都硗瘠。我的父亲，他的心智简单得非比寻常，他把生活的全部希望似乎早就完全定位在绝无仅有而又极端贫瘠的土地上了，他坚信有了足够的粮食就会有一切。因此，父亲从来都是像对待神灵一样虔诚地对待那些贫瘠的土地的。“人民公社”时代，他对仅有的“自留地”的依赖有加和重视程度差不多到了倾注大半心血的地步。如果当时不是人人都被迫去参加集体劳作，父亲宁可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全都花费在那一小块“自留地”上。然而，众所周知，在那个“非凡”年代里，绝大多数人都在挨饿，我们家自然也不例外。家里人口多，生产队里按照“人七劳三”的比例分配的粮食和“自留地”里出产的粮食加在一起也只能聊度大半年时日。即便如此，父亲依然坚信只要种好地，就一定能够改变全家人的命运的。

父亲务农的头脑、眼光和手艺的无可指摘在村子里是“叫得响”的，这也是他一直受到村里人尊敬和仰慕的地方。我却对其不以为然，并且，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对其不以为然了。

我自小就喜欢读书，虽然那时候真的是少有书读甚至无书可读。至于干农活，无论是集体大田里的，还是自家“自留地”里的，我都畏惧，因为太累、太单调，最主要的是人一直在那些土地上辛苦地劳作，却从来都没有出现过让人赏心悦目的希望，那片土地在那个时代仿佛极其吝啬。因为长期缺乏营养，我的体质一直都差，因而，我的力气和耐力就远远不能满足父亲的需要。也许是长年累月的辛苦劳作依然不能让我们全家彻底脱贫，也许是母亲生下我之后就接连生了四个女孩子的缘故吧，父亲越来越易怒，后来就渐渐变成了暴怒。于是，父亲总把恶言恶语、难看的脸色和出手很随便的拳脚常常毫无征兆地加在我和母亲的身上，我的几个尚未成人的妹妹们，自然就成了残酷家庭暴力的万分恐惧的、可怜无助的看客，也成了父亲向我和母亲施暴、我和母亲只能像接受宰割的羊羔一样忍受父亲家庭暴力的见证人。看客，也便是无奈的看客。可是，若要说到“见证人”，那又能怎么样呢？生活在这个被称作有“孝道”文化传统的、夫权和父权拥有崇高地位的国度里，父对子的施暴和夫对妻的施暴好像真的是天经地义的，即便在那个“八亿神州尽舜尧”的峻厉年代、虽然那个年代是大力提倡“打倒”诸如“孝道”文化之类的一切传统的东西的，但时代总会留下即便圣人也不能顾及的人类精神的“黑暗的角落”——我和母亲是父亲施放家庭暴力长期的受害者，再说，那时候我真的太小了，而母亲也太柔弱并一直慑服于父亲的强横。我们也不能和父亲对簿公堂，因为在这个国度里我们有“父权”和“夫权”在先，在这个家庭里，他是父亲，他是丈夫。我是儿子，母亲是妻子，我们所能做的只有忍受，因为我们应该忍受，因为在父亲的心目中我和母亲是使他不能可靠而有力地协助他走出极端的贫困的累赘，我和母亲有罪过！

一九七九年以后，农村土地以“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的名义重新回到广大农民手中。这件事在我的父亲差不多是喜出望外甚至欣喜若狂了，他仿佛看到了一个丰衣足食的美好时代正向他大步走来，他的满怀希望，他的踌躇满志，给全家人的感觉是仿佛他不久以后就要“南面而王”了！

其时我正在县城上高中，国家恢复高考制度也才是两三年光景，学校和家庭对我们这一代人都寄予深切的希望。在紧张而繁重的课业的间隙里，我开始断断续续地思考一个问题：现在包括我们家在内的大多数人终于不挨饿了，但我们家中的经济生活依然贫穷，依然没钱，全家人的衣食住行总体面貌并未得到根本的改变。我已经清楚地看到，四邻八乡一些更有眼光更有头脑的人正在悄悄离开村子离开土地，本钱少本事小的人凭一辆自行车在周边几个农贸市场之间“找钱”，本钱多本事大的人就搭上跨县跨省的班车到外面去“找钱”，并且，这些会找钱的人家里发生的日新月异的变化已是不容辩驳的事实。

我曾与父亲谈及此事，不料，父亲非但不同意我的想法和建议，反而嘲笑我居然有羡慕会找钱的那些人的态度，嘲笑之不足，竟然对我这个大活人表现出极大的不屑甚至鄙视，而我分明是他的儿子！父亲极其自信地坚持他的观点和做法：只要守住那些土地种好庄稼，就不愁没有好日子过！

后来——准确一点说是1980年，我考入师范。

现在想来心犹后怕，但也暗自庆幸：幸亏那时候我们读书的大多数费用全是由政府提供的，不然，只会种庄稼的我的父亲，他只知道以辛苦得来的并不充裕的粮食换几个钱来维持全家人的生活，还要供我和几个正在长大的妹妹念书——的我的父亲，他却不知道那些仅有的土地到底有没有这个能力给我们提供足够的资助。可以肯定的是，那样一来，家中的贫困程度一定是有增无已，而我的学业能不能得以顺利完成，亦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了！

在我参加工作的第三年，我和父亲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十分严重的冲突。

才几年时间，村里那些常年奔波在外的“不务正业”的人，很快成了令人眼热的富户，而老老实实在家务农的那些人家的家庭生活的总体质量和水平并没有明显的改观，和前些年相比，只是能够吃饱肚子了，我们家，当属其一。

当父亲也看到这个事实的时候，父亲坚信不疑的“农本”思想终于被严酷的现实撞得粉粹。他也苦闷，也忧郁，也怀疑自己，曾经明确地向全家人表示他是否真的看错了方向失去了机会，也许，他也怀疑过自己的能力，只是从没有公开表示过。总之，几年来一直荡漾在父亲脸上的喜悦之气渐渐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他的很少舒展的愁眉，他的易怒的坏脾气，他的迁怒与他人的软弱性格，再后来，父亲又开始变得暴怒。也许是他渴望脱贫的愿望太强烈了吧，也许现实给他的打击太沉重太无情了吧，父亲开始心生怨艾。我到现在都不明白，他的农技是那样的高超出众他自己也是那样的自信，但他的脾气却何以那样的令人畏惧，父亲为什么凡事都要迁怒他人——那时，他又开始迁怒了，对象当然是我的母亲和我。他开始丝毫不顾夫妻之情地埋怨母亲的无能，他也怨我念书有成了，工作了，挣钱了，领取工资了，却不全力养家。后来，他明确地向我提出他要来管理我的工资（当时我的工资是47.55元人民币），理由是他养大了我，供给我读成了书才有了这份工作！

我们决裂了。

不完全因为钱，更主要的原因是我实在不能忍受父亲的专横武断和喜怒无常，我尤其不能忍受他凡事都不能像一个男人那样勇敢地担当，我最不能忍受的是他屡屡当着我们姊妹几个的面殴打我的母亲，我终于发现了父亲灵魂之中深藏多年终于爆发的狠毒、自私和严重的懦弱。作为一个年富力强的男人，作为父亲，作为丈夫，作为一个大家庭里的最主要最重要的角色，他居然把家庭生活贫穷的所有原因都归结于我的不听话和我的母亲的无能，我的父亲所表现出来的种种弱点和劣迹让他在我心中彻底失去了应该有的重要的地位和高大的形象，并且，他变得既可怕，又可恨。我无法和他相处，更无法再和他一起生活了，我开始长时间地不回家了。

自此以后，在我三十多年的人生经历中，我一直在想，我们家的贫困的根本原因不在于钱财与物质的多寡，而在于担当精神和爱意亲情的严重缺失，说白了，我的父亲很自私，且少有爱。在生存观念方面，他是一个标本式的传统型的中国农民，在人的正常情感方面，他又不具备一个人最起码的爱心和良知。他文化水平不高，却不知道他何以具有那么强烈的“重农轻商”的腐朽思想，而他的家长制作风又是那样异乎寻常的残酷，也很固执、自私，他的人性中居然有那么严重的懦弱。尤其是，父亲的懦弱的直接表现竟是向最亲的人屡屡迁怒、施暴、大肆杀伐，并且，为了维护他的家庭权力和脆弱的尊严，最终不惜将我逐出家门！

关于故乡，关于少年和青年时光，在我，是一个久远而飘渺的梦，并且梦多忧伤。在我的灵魂里，我的家庭际遇成了我人生青少年时期治愈无期的“慢性病”——说来也巧，是真的情抑成病，还是命中注定我的身心要面对内外交困，在长达几十年的亲情疏离、爱恨纠结之后，我真的患上了慢性皮肤病，每年春、秋两季，病都要剧烈复发，且痛且痒，周身红肿，红斑狼藉，令我苦不堪言。无奈之际，我又想：难道这样爱恨纠结的心灵之痛最终转化成了久治不愈的皮肉之疾了吗？这是报应吗？如果是，难道仅仅是对我的报应而一点也没有报应我的父亲？而我，确实是他的儿子？

我的灵魂这样长时间的不愉快，便是我的人生巨大的缺憾，多年来一直萦绕于心，挂念深深。血浓于水，情浓于血，尽管我和父亲之间有如此深重的龃龉，但我和父亲之间的亲情无论如何都是割不断的，我们是父子关系，这个事实永远都无法改变，我怎么能够回避呢？

多年来，我坚持说服自己，多多反省自己，尽量让自己接受已经发生的一切。于是，逢年过节的时候，我总要回家去看看，虽然我的那个家多少年来一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寒门”，我依然要回去，因为我不能不回去，我不去那里，我再无地方可以“回去”。虽然我是家中唯一的长子，而父亲没有给我哪怕一点点财产，虽然他无情地剥夺了我的财产继承权，虽然依然贫困的家庭本就没有多少财产，但是，我依然要回去，尽管回去之后，父亲的脸色依然冷漠，对我的话语还是像从前那样的不冷不热，尽管仇恨的火还没有从他的眼睛里完全熄灭。但是，毕竟时过境迁，并且，他和母亲都老了。我想，无论有多大的误会和过错，对于正在走向衰老的生命，不必要再进行讨伐式的追究，甚至没有任何必要再行言说。生活需要每个人都要学会宽容，我和父亲，大家都该宽容了，因为过去那么多宝贵的时日已经毫无意义地浪费掉了，在过去几十年的时光的流里，我和父亲对人生、对生活、对亲情这些问题都是一样的知之甚少，其实，我和父亲都在成长，都在迷茫地自我成长。在父亲的生命所剩无多的光阴里，让亲情尽可能地多一些欢愉已经难能可贵，还有什么必要、还有多少时间旧事重提、旧话重说呢？再说，尚不至于要我的命的慢性病也让我渐渐发现，也让我渐渐相信，这病，也是需要依靠亲情的暖意和欢乐来疗治的时候了。生活和时代，让我和父亲的心的距离居然一度相隔了“万里”之遥，今天，这段让人伤感的漫途应该走完了。

今年正月里，我去了一趟乡下老家，这已经是多年以后。

春夏之交，我又去了一次。

父亲真的老了，满脸堆集着嶙峋而苍凉的岁月刻痕，一见我，他的神情里面有了暖意和欢欣，言语也柔软了许多，他居然像一个孩子接待远方来客那样天真而欢欣地笑着给我递烟！

“明年，你也五十岁了！”吃过饭，母亲这样对我说。

我的心，便难过得开始滴血了！

何尝不是！母亲和父亲，也都是七十多岁的人了，我和他们之间，那些至今都不知来由的怨恨像魔障一般把我们的血肉之情蒙蔽、隔离了这么多年，我和他们的人生，我和他们的心灵，竟这样戏剧般地重逢了，重逢在他们的晚年和我的中年，莫非，这一切都是梦吗？

母亲问起了我的病，我没有向她轻描淡写，而是据实而陈。我想，母亲听了我的话一定会难过的，会焦虑的，我又有些后悔。岂料，母亲沉默了一会儿，笑着对我说：“把心放宽些！把心放宽了，再重的病都能治好的！”

我不全懂母亲话中的意思，她这样说大抵是她在安慰我吧——大抵，她也只能这样安慰我吧！不过，我看得出，母亲对我的祝祷是真心实意的，其时，她在坦然地笑着，母亲的笑是“仁者无忧”的笑，也是“勇者不惧”的笑，母亲的笑让我觉得很有安全感，很温暖。

我的心里便有了由衷的欢畅开始流淌。

转而又想，我自己又何以这样因为病痛而忧愁凄楚呢？过去了这么多年，难道母亲和父亲他们的灵魂没有“患病”？难道他们的心没有“受伤”？子曰：“父母在，不称老。言孝不言慈。闺门之内，戏而不叹。”这么多年了，我都没有对他们戏之乐之，如今好不容易亲情聚首了又因为自己的病痛而向父母多叹、多怨，原来我也很自私，我的心里不禁一惊——时至今日，我有何资格在他们面前因病兴叹呢？

于是，我又易色而改言曰：“就是，不打紧，我正在抓紧治疗，很快就会好的！”

接下来，本想再说几句诸如“你们也要多多保重”之类的交际语言的，觉得很不合适，觉得那才是世间最没用的虚伪之物。父母健在，唯其用心再用心可也，非此，复何言哉？

再过两天，又是双休日，如果没有其他事情的牵绊，我将再去乡下老家一趟，走进属于自己的那道寒门，看看母亲，看看父亲。人生不满百，何怀千岁忧？复何让近在咫尺的家远在万里之遥呢？再说，母亲和父亲，他们真的老了。

2012-6-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