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想录（1）

士子，是中国封建社会一个特殊的阶层，他们赖以济世谋生的手段往往不过是言语文章，但却又常因文章而吃尽苦头甚至断送老小性命，言语是“祸从口出”，文章更是“白纸黑字”，铁证如山。

但考证起来，早期的情况并不是那么糟糕，你看苏秦那一伙，“抵掌而谈于华屋之下”，那种风度和洒脱令人惊羡；至于挂七国相印，凭一张悬河之口操纵天下大势，并争得自己的衣食福禄，更是后人所不敢想往的境界。齐宣王时，“谈说之士，聚于稷下”，在那刀光剑影，血雨腥风的岁月里，他们很安全而舒适，酒足饭饱后脸红脖子粗地争个不停，孟子大骂“春秋无义战”，但交战的各国并没有一兵一戈于他的脖子上；那偏执的庄子，站在野外漫骂冷笑，讽世讥人，决不合作——楚王并不强迫于他，仍让自由自在地“曳尾于涂”、“指桑骂槐”。

这种好景没有得到延续，当我们走进大汉时，就看到士子们的鲜血了。

武帝的确伟大，但差一点杀了董仲舒，司马迁却是以宫刑回脑袋的，——他们不过是凭良心说了几句实话而已。而接下来的魏晋南北朝，便是血流成河：嵇康、鲍照、陆机、左思、谢灵运……不是死于文章，就是死于多嘴多舌。只有陶渊明聪明地逃离世网，避到南村，和布衣们“披草共来往，但道桑麻长”。心中想说的话，只敢避于竹林之内扪虱而谈。

抵掌而谈，得以挂七国相印，变而终遭屠戮，只好发言玄远不论人过，或“答客”、或“自嘲”，这是远古至中古士子的伤心史。

唐因强大而宽大，自由之风再现，士子们又尘心大动了。

你看太白要“为君谈笑静胡沙”、老杜要“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居易也提笔著诗讥讽明皇殃国惑乱。可紧接着的宋朝君主，又是那么小气了，东坡袭士子著诗言情的特点，却不幸落人“乌台诗狱”的案件，差点丢了脑袋，多次惊吓之后，他便彻底和僧人们携上了手，于是“古今多少事，尽付笑谈中”，于深山野寺闲话于樵夫僧人，于江湖野渡戏言于渔夫舟子。——潇洒倒是潇洒，但毕竟还是失去了士子贯有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

元朝的士子们被彻底的从庙堂中赶到了烟楼茶社，只好和歌妓们调笑打骂了，这是士子们无可奈何的渲泄和寄托。

明代的东林党想要“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最终结果和汉之清仪派一样下场可悲。李贽悲哀地把自己著的书《焚书》、《藏书》，但最后仍然死于狱中。

再到大清，渔樵闲话也不敢了，戴名世的《南山集》不就是渔樵闲话之类吗？但仍不免被杀头。无奈郑板桥只好说“难得糊涂”；随后的民国，或被黑暗吞噬，或自身也成为黑暗的一部分，于是只好“忘却”。

从抵掌而谈到扪虱而谈到渔樵闲话到朴学读经；从激昂到怪诞到悠然到默然。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士子的变迁异化史。那民国人的“忘却”，清人的“糊涂”，再加上汉人的“自嘲”便也构成了士子人生旅程的另种境界。

而如今的士子,百花齐放,千姿百态了.喜乎,悲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