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上虞越剧团录像室”
曾几何时，那些大街上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录像厅如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随处可见，比比皆是。远远地你就能听到喇叭箱高声传来稀哩哗啦的打斗声或嗲声嗲气的港腔吵吵嚷嚷，当你还没来得及看清招牌上写着的片名，就有人殷勤地招徕你：“最新枪战武打片、巨星联袂艳情片、超级精品巨制片、惊险恐怖神鬼片，应有尽有。票价一元伍角，全天不清场。”
揭开薄薄的门帘儿，小小的一间录像厅挤着五六十个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各色人等都有。录像带是一盘接着一盘连联播放，屏幕上的画面忽明忽暗地变幻着，斑斓的光亮闪动在每一张聚精会神的脸上。“武打”，打得头破血流、昏天黑地；“枪战”，杀得人仰马翻、尸横遍野；“言情”，言得缠绵绯恻、藕断丝连；“艳情”，艳得人神魂颠倒、筋骨酥软。
国产的“好”镜头多用暗示处理，或炉火熊熊红灯高挂，或清风劲吹山泉涌动；台湾、东南亚、新加坡的常止于拥抱和接吻，绝不轻易迈步“纵深”；香港的喜欢“大胆惊艳”、“激情演出”，也不过是虚张声势，要么欲藏还露，要么一闪而过；只有金发碧眼的美国演员喜欢较真，镜头中的“写真”能让人心惊肉跳吓昏过去。顿时，整个录像厅内鸦雀无声，只有荧屏上在颠鸾倒凤，扬声器里在呻吟和喘息。此时，环顾芸芸众人，大多是瞪直的眸子、发亮的面孔、拢缩的坐姿、张开的嘴……很多人沉迷于这里播放的港台片和好莱坞盗版片。那个时候的录像厅都是比较简陋的，装备的基本上也差不多，都是大屏幕电视机加录像机。坐在光线暗淡、味道十足的录像厅中，曾经让人有过多少无限的遐想。
录像厅，一度成为了我们那个年代的人能够欣赏外来影视的地方，更多的人则是为了寻求新鲜和刺激。录像厅风行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和九十年代初期，那个时候DVD还没有出现，电影院则是萎缩衰败一片萧条，录像厅就在这个时期应运而生，无数港产片滚滚而来席卷整个大陆，荧屏上尽情闪耀着“双周一成”的身影。虽然录像厅的兴衰不过是昙花一现，可也是很多人青春年华的见证，更是一个时代的见证。
当年在我们上虞正而八经地开设录像厅是要办理派司的，一定要挂靠文广系统的单位才有可能拿到一张“文化经营许可证”。
我是一个喜欢与时俱进的人，这是我们春晖中学的校训嘛！
大概是在1996年，我也想起要开一家录像厅，于是经朋友俞志明介绍，认识了当时的上虞越剧团副团长老培产，和他老婆郑亚萍。现在的郑亚萍已是国家一级演员、上虞越剧团副团长了。
有一天我们在新建路老中医院弄堂口的“白天鹅”酒店喝酒，这家酒店当年是我的邻居刘志良，刘大老板开的。为了办事方便，我以老培产的名义请客，宴请了在相关职能部门正好管着这摊事的几个朋友。
得到了他们的鼎力支持之后，我办妥了文化许可证、治安许可证、工商执照，并租赁了录像厅的场地，还花了2万多元钱买了29寸彩电，VCD、以及高保真的大音箱等全套设备。
就这样，挂名上虞越剧团的录像室开张营业了。
当年我开录像室的目的与众不同，只是为了能让录像室播映的节目串联在有线电视上，使得四季春旅馆的每个房间内也能同时接收到录像节目，以吸引更多的旅客来到我的旅馆住宿。
当年我开的旅馆电视节目是比较丰富的，除了有线电视台有12个频道，我还安装了卫星电视可以收到8个频道，再加上录像室内播映的录像。
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年的四季春旅馆的文化生活这方面我做的比上虞宾馆还要好、还超前！当年我开办的上虞越剧团录像室，是租用了大通商城后面立新弄内的一间民房，门口也是用一块毯子遮挡。面积大约有40平方，容得下50个人吧。每天从上午八点开始放映直到深夜十一、十二点钟，循环放映，不清场。看录像的人，三教九流，什么样的人都有。上至六、七十多岁的老太公下至七、八岁的小官人；有城里的人、也有乡下的人；有帅哥、也有美女；大家来自五湖四海不同的地方，都聚集到了这么一间小小的黑屋里。大家看录像，其实说穿了，这是一种劳累后消遣，紧张后的放松，饱暖之余的娱乐或压抑之后的渲泄。录像厅是我们在那个时代的人消磨时间的最好去处。
我的录像室里面的座位是我整批买回来崭新的高背黑色钢椅，不过这种椅子要伸直腰坐着，坐久了，坐长了，人会很吃力。我经常看见坐在里面观看录像的人不时侧动一下身子，以缓解屁股的压力，想必不是很舒服。可见当时的人看录像是不顾一切的，是疯狂的，如此简陋的条件大家都能长时间地咬牙坚持。
不过投宿在我的旅馆那帮旅客就舒服多了，他们在房间躺在床上，打开电视机就能看到我的录像室在播的录像片，不用待在烟雾缭绕臭气熏天的录像室。
当年我的录像室售票点设在青春路口子，我专门制作了一个铁皮亭子，帮我卖票的是王慧，票价是每人一元钱。当然我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开录像室是举一反三，最终还是为了多拉几个旅客住宿。
因为我们这条弄内有三家旅馆，在地理位置上我居中不占优势，前后头尾都被另二家旅馆拦截了客源。好在我开旅馆时间长人脉广生意一直兴隆。
当年我们的主管是社会文化办公室，头头是於百明和老姚，当年的上虞音像发行站在龙山路老人委内，头是王建龙，现在他是广电大厦物业公司老总。
开了录像室天天要去租借录像带调换片子，在那里我经常碰到一个叫张国兴的人，他妈妈也在新建路菜市场北首弄内开着一家录像室；一来二去我们就熟悉了，就这样我不但认识了张国兴的，后来还成为了酒肉朋友。在我开录像室的期间还发生了一个小小插曲。当年我们百官的居民家里用电还没有推行一表一户，而是一个总电表要拖着十多户人家的分电表。因为用电负荷超重，总电表经常要烧断保险丝。
由于我开着一家四季春旅馆是用电大户，每次修换保险丝之类的小事，变成了我的一户人家之事。每每碰到这种事，所有邻居都会有点等待思想，等待着我去做。因为我是营业场所，一刻也不能停电的。虽然我感到应该做，也是份内事。当然也不是我亲自动手去做，我长期备有一个叫王建明的人做兼职电工，我们的接头暗号是：BB机一次传呼表示已停电，需要上门服务。二次传呼表示紧急，需要尽快过来。三次传呼表示刻不容缓，需要迅速赶到。
自从开了录像室，这录像室的电源是另一户总电表的，于是我叫电工设计了一下串联，一旦旅馆跳闸就关住电流闸刀，从录像室的另一只总电表进电，这样更能保障我的正常用电。
有几次我也调皮捣蛋，当旅馆相联的那只总电表跳闸了，我故意不叫电工去修理，而是放下闸刀关住电源，然后再启动录像室电源的闸刀。这样四邻八舍的人家漆黑一片，而我们旅馆却依然灯火通明。这事让大家瞠目结舌，一时弄不明白这倒底是怎么一回事？他们在认真地等待着我派电工去修理的同时，而我却躲在一边偷着笑呢！哈哈……
如今，录像厅遍地狼烟的岁月已经过去了，我只能把往日对录像厅的这份美好的记忆永远保留在心底里。讲实话，录像厅在如今并未完全消失，还有零星的散落着，主要存在于火车站、汽车站附近，看录像以候车或过夜的外地人为主。可惜现在的录像厅名声不太好！
有一年我去河南信阳出差，在火车站附近的旅馆里呆了好几天闷的慌，于是就近去了一家录像厅重温旧梦。就在我慢慢地寻找着过去的感觉之时，录像厅里突然闯进了一大帮人，高声喊叫着：“把灯打开，都站好了别动！”然后，让我们男人依次在外面的空地排成一行，逐个检查身份证。
原来是派出所的警察在追捕一个逃犯，有位警察把我拽到一边询问情况，幸好那天我随身带着证件。那个警察最后还好心地对我说：“这大半夜的跑到这里干嘛？”
“不知道这里的人员复杂吗？”
我连连点头称是，赶紧带上行李离开了这是非之地。
在那个信息交流闭塞，电视节目匮乏，娱乐形式单调的年代，由于有了录像厅的存在，我们可以挤在一间又黑又小的屋里，从窄小的屏幕上去欣赏外面那精彩绝伦的风土人情，在烟雾缭绕的光线中体会那江湖豪情的感动。录像厅真真实实地曾经风行一时，随着录像机、影碟机的普及，VCD的流行，互联网的发展，人们可以足不出户在家里舒舒服服地观看和欣赏，就没有必要再去录像厅，录像厅渐渐地淡出了历史舞台。
曾经的“上虞越剧团录像室”也永远地留在了我的记忆深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