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日的饥饿

我的童年及至少年发生过很多记忆尤深的事情。其中有捉迷藏、凫水、穿新衣裳、上学得奖状等欢乐的，也有发烧、肚疼、蛇咬、蜂蜇、镰刀砍着手腕儿，乃至疯跑时磕掉门牙、踢掉整个脚趾甲盖儿等痛苦的。但那些都是“转眼烟云”，时间久了就一如写在宣纸上的文字，都慢慢地模糊甚或完全褪去了。而从我记事一直到上中学期间，有一样事就如同家门口老槐树的阴影，虽然时淡时浓，时左时右，但总是难以挥去。那就是——狗日的饥饿。

一

烟锅与肌肉接着的一刹那，仿佛间就有一股青烟腾空而起。我是否惨声大叫已经不记得了，但我清楚地记得我以此赢得了一个半发面蒸馍，而且是很好看的花白狐狸头（白面和黑面混合的黑白馒头）。

那是一个炎热的正午。家里的晌午饭还没有做好，四五岁的我，饥肠辘辘地半躺半卧在上院过屋墙根处，横放着的弯曲的干树干的一端。紧挨着我而坐的是一直在吸旱烟的近门大爷，好像他已经一连吸了三烟袋锅子了。而树干的另一端坐着的则是我的近门光成汉（单身）二叔，他正往嘴里塞着刚刚出锅的热馍——当然是又好看又好吃的花白狐狸头。

饿不饿？想吃不？

我摇晃的小脑袋头还没有停下，就鸡叨米似地点了两下。

想吃是吧？那就用这个烫一下中不中？

我望着光成汉二叔顺手拎起大爷的烟锅，又看了看他手里已经吃去一半的花白狐狸头，就犹犹豫豫地点了点头。

虽然，那金黄金黄的铜烟锅看不出一点烫热，但它还是在我稚嫩的右腿膝盖上烫出了一块醒目的烙印。那烙印，到现在我一闭眼还能清晰地看见。

光成汉二叔可能一时突发奇想，也可能仅仅是狂贱而已。但他最终还是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不仅把正吃的半拉蒸馍塞到了我的手里，还连同饭碗里待吃的一个整馍塞到了我的怀里——那是一个大男人一整顿的午饭。

当我连哭带笑地把一个半狐狸头举到我妈脸前时，我妈先是惊喜、诧异，后是惊慌、惶恐，进而失声痛哭。

我的哥哥获知此事什么也没多说，只从牙缝里挤出一句：狗日的饥饿！

二

“打死那坏蛋，打死那坏蛋！”一声喊叫，男女老少忽地站起一大片。

“打死那坏蛋，打死那坏蛋！”愤怒的人群潮水般涌向了吊在半空中的几个大兵。有的拽绳子，有的投石块，有的把椅子、板凳也投了上去。顷刻间，动着的大兵、不动的废墟，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而骚动的男女老少却使劲拥着、挤着、叫着、喊着、哭着，踩、踏、挤伤了老人小孩无数，推、砸、摔毁坏财物许多。

这是我六七岁时亲眼看见的惊心的一幕：人民公社市管会（市场管理委员会）大门前，露天放映黑白电影《奇袭》。电影刚放到一位朝鲜阿妈妮，在房屋被烧毁的废墟里，就地为志愿军侦察兵做了一小锅米饭。米饭还没有做好被几个朝鲜伪军大兵发现了，其中一个大兵抬脚一踢，一小锅白亮亮的大米饭忽地撒了一地。于是人群愤怒了。

事后，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为此专门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经过认真分析大家一致认为：骚乱不是因为放的电影好坏，也不是因为朝鲜伪军大兵欺负年迈的阿妈妮，而是因为那撒了一地的白米饭！

狗日的饥饿！会议结束前，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主任提出几条处理意见之后，恼恨恨地嘟囔了一句。

三

我整个就学阶段遇到，也仅仅遇到过一次“学潮”——“红薯风波。”

一九八零年秋我跨进了高中校门。当时学校规定：学生除了拿粮食兑换饭票之外，学生可以自带红薯送学校食堂加工——蒸熟。由于人多和每个学生所带的红薯好坏不一，食堂不负责分散收集、集中储存、统一淘洗和零星分卖。而是每顿由每个学生提前把各自要蒸的红薯用网兜装好，并在网兜上绑上写着各自名字的布条儿送交食堂。

食堂收到学生们送交的红薯，不分好坏、多少和是否淘洗，只管把学生们送交的红薯兜，胡乱地放到蒸笼里一顿海蒸。饭时，食堂师傅按每个网兜上的名字分发，也有干脆把蒸笼抬到食堂门外空地上，由每个学生自己挑拿的。

学校蒸红薯并非免费，而是每蒸一斤要收取一分钱的燃料费。因此，很多学生在送交红薯时，趁乱哄哄过称之机就把红薯兜通过门、窗的缝隙抛进食堂，有眼尖的师傅会随即捡起来抛到食堂外面。所以，校园里食堂门前常常会有抛出抛进的红薯大战发生。

深秋一个中午开饭时，学生们一窝蜂地涌向食堂，争抢自己的红薯兜。最后，蒸笼里的红薯分光了，有六七位学生叫喊着：我的红薯哩，我的红薯哩？

经过查找，有四兜是做饭师傅认定没交钱偷扔进食堂的，被挂在食堂门口的大树上。还有三兜不知去向，怀疑被人冒领或者吃空头。

挂在树上的一口咬定自己的红薯过了秤、付了费，丢失的几位矢口否认吃空头，六七位学生吵着闹着立逼着要自己的红薯：还我红薯，还我红薯！

口号由低到高，由弱变强，群起响应，一浪高过一浪。于是，学校的食堂的门窗被砸毁了，食堂里的锅碗瓢勺狼藉了。

这一性质严重、影响恶劣的事件，不仅引起了县教委的高度重视，也在全县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人们议论中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狗日的饥饿！

二?一二年六月二十五日

农行南阳市分行翟传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