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大动荡促成了文学的大发展

自魏至两晋近400年间（公元190——公元589），中国社会一直处于大动荡、大纷乱、大分裂状态，从社会制度上说，可以说是进入了封建王朝的最黑暗时期，但这个时期又是文学史上最值得商碓的时期，因为此时的大动荡促成了文学的大发展。

那是一个怎样的时代呢？一方面是连年战乱，一方面是文学艺术的高涨。在政治上，那是个有钱人有地位的人的主宰时代。很多有志之士已无法变革社会，内心非常痛苦焦灼，他们饱受离乱之苦，面对频繁更迭的政权一片茫然，面对严酷的社会现实更是无法找到正确的解决办法。他们倍觉人生无常，深感生命何其脆弱，也难免会思考一个沉重的哲学命题：生命存在的意义是什么，生命的价值又是什么。

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就是“三曹”、阮籍、嵇康。他们掀起了新的文学高潮。以“三曹”为首的邺下文人集团，都或先或后或深或浅地经受了时代的灾难，但他们却掀起了文人创作诗歌的第一个高潮，吹起了强健的“建安风力”，这不能不说是动荡离乱的的社会现实促成的。他们在诗歌中敢于反映社会动乱和人民的疾苦，对于政治，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他们的根子是积极进取的，是奋发向上的，虽然诗中难免有悲凉哀怨的慷慨之音，但这却是一次文学的大解放，也是一次文学的大进步。此时的曹操，意气风发，他写诗明志，大有帝王之豪放，有人说他的诗如幽远老将，表现出一种“沉雄”的风格，他在《蒿里行》中深深地体察到了人民的痛苦，又在《短歌行》表达了渴望贤才一统天下的愿望。作为疑似帝王的文人，曹操难能可贵的是，他写的诗形式质朴，内容充实，一扫往日帝王诗的奢靡浮华的景象。而曹丕之诗则文人气浓厚，既有年命之悲的叙述，也不乏思妇离人之苦的描写。他的《典论.论文》更是开创了文学品评的新时代，“文学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把文学上升到如此高度，这不能不说有帝王的大气。然其弟曹植更是才华横溢，《白马篇》与其说是写游侠还不如说是写他自己，更让人叹为观止的是他写了传诵千古的《洛神赋》。

到了阮籍、嵇康主宰文坛的时代，儒家思想濒临崩溃，传统道德渐渐行不通，老庄思想也渐渐流行起来，佛道思想更大行其道，甚至各种没落的人生观也盛行起来。阮籍表面上佯狂纵酒，实际上内心痛苦，他写的《咏怀诗》，既有一种孤寂之情，又有一种忧谗畏祸之心，更有一种消极出世的态度，他的诗叙述得更含蓄，旨意隐藏得更深。而嵇康则是“越名教而任自然”，作为“竹林七贤”领袖,却遭受司马氏集团的迫害,才至不惑之年,就被司马集团迫害至死。他临刑前，奏下了回肠荡气的琴曲“广陵散”,成为天下绝唱。阮籍、嵇康离我们远去了，但他们所代表的“魏晋风度”却永存人间，“人的主题，文的自觉”，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文人，他们的“好酒狂饮”也深入文人的内心，自此，文人与酒都很密切。“放情山水，喜欢清谈”更是影响到当代青年。

西晋作家以士族为多，他们大兴形式主义文风，强调典雅用典，讲究字词功夫，其诗更具华美风格，作品内容比较贫弱，辞藻华丽，工整绮丽。但有一个名叫左思的诗人却别具一格，他写的《咏史》，先咏史后议论，让人耳目一新。

时至东晋，有一个具有划时代的诗人，他就是陶渊明，他既吸收了儒家思想，又兼收了道家精髓。由于家庭的影响，他青年时热衷于读书，到了壮年时代，却时仕时隐，对官场有了一点认识，更有了一点不适应。中年之后，他彻底与官场决裂，回归了平淡宁静的田园，写作了一组组优美的田园诗。他的诗，写出了人间的烟火味，描绘了最有价值的田园风光。可以说，他是一个带有田园色彩的士大夫。

魏晋南北朝，大动荡促成了文学的大发展，那是一个开创文坛新局面的时代，更是一个文学自觉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