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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诗圣:忧虑终生心可安

2013-10-14 20:47 作者:南阳翟传海 阅读量:351 推荐0次 | 我要投稿

很长一个时期以来,稍有闲暇,一位瘦骨嶙峋,贫病交加的老者总在我的脑海和眼前来回,时而渐行渐远,时而愈来愈近。他是谁呢?总是不得而知。直到昨个晚上打开《全唐诗》,再次重温《三吏》、《三别》和《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方才明白过来,时常在我脑海和眼前来回的老者,就是我国历史上有数的几个伟大诗人中的一个——诗圣杜甫。

杜甫的一生是穷困潦倒的一生,是颠沛流离的一生,说其“饿走半九州”是一点不为过的。

唐玄宗先天元年(712年),杜甫生在河南巩县瑶湾的一座土窑洞。这时他的父亲杜闲已经过了三十岁,其母亲在他降生后不久就去世了,年幼的杜甫便寄养在洛阳二姑母的家里。杜甫当时年幼,既不知道自己幼时曾患过一场大病,更不知道姑母是怎样牺牲了自己的儿子救活了他。

杜甫从二十岁到二十九岁,十年中算是他一生中较为悠闲和浪漫的。他曾经“放荡齐赵间,裘马颇轻狂。”做过两次漫游。然而,这种漫游也是为了踏入社会谋求出路。在封建时代,一个读书人参加应试步入社会前,绝大多数都是须要走向社会对自身进行大力自我宣杨的。因为,许多时候考官的取舍,往往都是以投考者的声名为标准的。

开元二十三年(735年)为了参加应试,他从吴越回东都洛阳应举(当时玄宗迁在东都)。进士考试并不是一件容易之事,每次投考的两三千人,录取的往往不及百分之一。杜甫投考的那一年,进士只录取二十七名。其他全部落第,杜甫便是这落第者之一。

天宝五年(746年),三十五岁的杜甫怀抱“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和“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的迫切愿望,专门赶到京城长安再次应试,以便借此踏上封建士人当官为宦的必经之路。然而,以“口蜜腹剑”著称的中书令李林甫唯恐贤良入朝不利于己,便玩弄了一个“野无遗贤”的伎俩,使得杜甫及其他应试者“无一人及第”,使得他美好的意愿成为了泡影。

此后,其父也在奉天(陕西乾县)县令的任上死去了。从此他便在长安开始了“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穷困生活。虽然他曾“今欲东入海,即将西去秦”,可是他却又对长安依依不舍。期间,因其受穷困的压迫和事业心的驱使,万般无奈他先后屡向韦济(左丞)、张?(唐玄宗的女婿)等上诗求荐,但终无下文。

感到走投无路时,杜甫便趁玄宗举行盛典之际写了一封“上访信(三篇《大礼赋》)”阐述了自己的雄才大略,径直投到“延恩匦(像意见箱一类的铜匦)”中。玄宗读后十分赞赏,让其待制集贤院,命宰相考试他的文章。可是这个幸运却一闪而过,由于奸佞作祟而永无下文。可是他仍抱幻想,于天宝九年(750年)把自己写的《封西岳赋》和《雕赋》,连同给皇帝的“表”投进了“延恩匦中”。他苦苦盼望皇上能读到他的“赋”与“表”,可是等到花开花落又一年,也还是音讯全无。由于生活贫困无依,只得去长安城外收些药材到城里来倒卖,所赚几个钱连吃饭都不够,就寄食在朋友家中。

天宝十四年(755年),左丞相韦见素,想到了在长安生活将近十年的杜甫是个“文化人”,就叫他去做个河西县尉(县令下的一个文职人员)。但他却不忍“拜迎长官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于是改就右卫率府胄曹参军,任务是看守兵甲器杖。任职前他回奉先探视一次妻子,但几经坎坷进入家门,却听到了一片嚎啕的哭声——他未满周岁的幼儿饿死了。

他再回长安没多久,安禄山就打到了洛阳,他不得不在沦陷前逃离长安。杜甫从奉先带领着一家人到白水(陕西白水县)。后潼关失守白水沦陷,他在局势急骤的转变中开始了流亡的生活。于是,我们看到的是唐代最伟大的诗人,参杂在流亡的队伍里,承担着一切流亡都应有的命运。

杜甫把家安置在帼州(今陕西富县)的羌村后,听说太子李亨在灵武仓促即位(肃宗)。为了献身恢复事业,他只身逃出长安北上投奔灵武。中途为安史叛军俘获,押到沦陷的长安。七五七年四月,杜甫冒着生命危险,穿过两军对垒的前线,通过无人行走的崎岖小路潜逃到凤翔行在。他到达凤翔,衣袖残破,两肘露在外边,穿着两只麻鞋拜见了肃宗。一个多月后杜甫被任命为左拾遗(从八品上的官职,职务是供奉皇帝,为皇上提意见和举荐贤良)。上任不久,由于忠言直谏,上疏援救宰相房?(房?与叛军战败,肃宗问罪)引起肃宗愤怒被审讯,幸由他人营救才宣告无罪。短短的三个月,他念及两京沦陷、人民痛苦愈加忠于职守,但正是因为如此,肃宗便认为他不是一个令人愉快之人,便在这年八月命他离开凤翔回帼州省亲去了。

七五七年十月,收复长安肃宗还京,杜甫和他的家属才一起回到长安,他回长安后仍做皇帝的供奉官左拾遗。七五八年六月,又因房?事(其任职大夫常结交宾客,称病请假,放肆言论)引起肃宗不满被贬为?州(陕西彬县)刺史,杜甫也因此牵连被贬为华州(今陕西华县)司功参军(管理地方祭祀、学校等文教工作)。

七五九年秋,因其觉得在华州作司功参军实在没有什么意义,加之房?事(其属玄宗一党,杜甫又属房?一党),他不得不主动放弃了司功参军的职位。相州败后河南骚动,他不能回洛阳老家,又没有钱居住生活昂贵的长安,只好全家搬往秦州(甘肃天水。其从侄杜佐在秦州)。不久,吐蕃攻陷秦州。他在秦州觅居不成,衣食无着,居住不满四个月,又奔赴同谷(听说那里出产薯蓣,可以充饥)。但等他到了那里,却依然温饱不济。于是,在同谷仅停留了一个月左右,便又启程入蜀。杜甫一家经赤谷、寒峡、盐关、长道,再南行经今日的西和县城,翻越积草岭、泥功山、抛沙镇而至同谷县。及至去拜访同谷县令时,县令却嫌弃杜甫已弃官且穷困潦倒便避而不见。适逢大雪封山的隆冬季节,杜甫一家饥寒交迫,无奈中长歌当哭,和着血泪写出了《同谷七歌》这组长诗。其生活是“岁拾橡栗随狙公,黄独无苗山雪盛”;其衣不蔽体“短衣数挽不掩胫,手脚冻皴皮肉死”;其住荒凉破败“荒蒿古城云不开,白狐跳梁黄狐立”;其貌衰老不堪“百头乱发垂过耳”;其体态羸弱不堪“身不成名身已老”;其情绪悲观绝望“男呻女吟四壁静,西风为我从天来”;其行踪飘忽无定“三年饥走荒山道”。

杜甫在同谷无法正常生存,乃于当年12月经河池郡之栗亭(今徽县伏镇),向南翻越了木皮岭到达徽县嘉陵镇的白沙渡,在这里杜甫一家乘船沿嘉陵江顺流南下至成都。“季冬携稚子,辛苦赴荆门。南登木皮岭,艰险不易论”描述的就是这一段艰苦的经历。

七五九年末杜甫到达成都,住在西郊外浣花溪寺里。在寺里没住多久,在城西七里浣花溪畔找到一块荒地,在其表弟等人的大力帮助下,经过三个多月的经营,才建起一座简陋的茅屋,这就是《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的茅屋。

“百年已过半,秋至转饥寒。为问彭州牧,何时救急难?——《因崔五侍御寄高彭州一绝》”虽然有了草堂可以暂时安稳,但其生活还是经常靠他人接济。期间他也起了再回长安之念,但由于由于成都少尹兼御史徐知道在成都叛变,蜀中道路阻隔,致使他不得不流亡于东川梓州(四川三台县)、阆州(四川南充)、绵州(四川绵阳)及汉州(四川广汉)等地。这期间他“三年奔走空皮骨”,为了生计他是:“近辞痛饮徒,折节万夫后。昔如纵壑鱼,今如丧家狗。——《留别张使君留后兼幕府诸公》”

七六四年六月,被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严武推荐为节度使府中的参谋、检校工员外郎(节度使府中下属部门的代理副长官)。杜甫在成都节度使幕府中住了几个月,因不惯于“当面输心背面笑”的幕府生活,加之他的身体难以支持(早年就有肺病、疟疾、,这时又新添了风痹),不得不辞官重回草堂。永泰元年(765年)四月,严武忽然死去,杜甫失去凭依,不得不在五月里率领家人离开草堂,乘舟东下。

九月到达云安(四川云阳),因一路上感受潮气,肺病和风痹发作不能前进,直到次年暮春病势减轻,才迁往夔州(重庆奉节)。在夔州山坡上架起简陋的房屋,租得一些公田耕种。居住未满两年(中间几度迁移),他的健康情况越来越坏,疟疾、肺病、风痹、糖尿病等不断缠绕着他。因为夔州气候恶劣,朋友稀少,便在大历三年(768年)正月起程出峡,三月到江陵。他本想北归洛阳,又因河南兵乱,交通阻隔,不能成行。在江陵住了半年,生活一天比一天恶劣,身体一天不胜一天。耳朵聋了,和他人谈话须要写在纸上;右臂偏枯,写信须儿子代书。丑陋衰老的容颜受尽幕府官僚的冷淡,去拜访他们扶杖步行传达不肯通报,雇轿子又有没有钱。

在江陵生活难以为继,晚秋时又移居江陵以南的公安县。没有居住多久公安也发生了变乱,他不得不乘船到了岳州(岳阳)。随后又从岳州乘船到衡阳,投友不成到处碰壁,在陆地上再也没有安身的处所,此后的一年半船就是他的家。大历四年冬天,寒流侵袭长沙,大雪下得家家灶冷,户户衣单。杜甫以船为家停泊在湘江岸边,从秋到冬已经四个多月了。渔民们看着这满头白发、两眼昏花、右臂偏枯的老人,一家人生活无以维持,就建议他到鱼市上摆设药摊,出卖先前在蜀地采得的药物维持生计。

之后,他计划南下郴州(其舅父崔伟在郴州),溯郴水入耒阳县(衡阳盆地南)境,遇江水大涨停泊在方田驿(今湖南省耒阳市),曾五天得不到食物。耒阳县令聂某闻之,曾给他送些酒肉。待水落,聂县令派人寻找杜甫,却再也找不到杜甫的踪迹,他以为杜甫必定是在水涨时被大水淹死了,就在耒阳县北为他建了一座空坟。事实上,杜甫被洪水阻着不能南下郴州,想北上沿汉水回长安,但贫穷与疾病已使他没有走出湘江的能力了。不久,在“乌几重重缚,鹑衣寸寸针”的艰难困境中,在“转蓬忧悄悄,行药病涔涔”的悲惨境况下,死在了长沙与岳阳之间湘江上的小船上。那是大历五年(770年)冬,他年仅59岁。

杜甫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一生写诗一千四百多首。他和李白齐名,世称“李杜”。杜诗深刻而广泛地反映了唐代安史之乱前后的现实生活和时代面貌,被后人称为“史诗”;因为它对朝廷的腐败、社会生活中的黑暗现象都给予了批评和揭露,毛泽东则说杜诗是“政治诗”。

他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他热爱生活,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由于他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写出许多反映与批判现实的、不朽的诗篇。他嫉恶如仇,对朝廷的腐败、社会生活中的黑暗现象都给予批评和揭露。他同情人民,甚至幻想着为解救人民的苦难甘愿自我牺牲。自那时至今,无论世事怎样地变化,这些诗从未停止过光芒的放射。

“安史之乱”爆发前,唐代诗歌普遍呈现出一种“盛唐气象”。但杜甫却看到和感到了人们所未赶到的,“太平盛世”假象背后严重的政治危机: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同诸公登慈恩寺塔》。在思念尧舜贤君而不得的感叹里,对淫乐“瑶池饮”的皇帝寄予了委婉而尖锐的嘲讽。“黄鹄”的“哀鸣”远去,“随阳雁”的“稻粱谋”,暗喻了志士的失意和小人的当权;《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君臣留欢娱,乐动殷??。赐浴皆长缨,与宴非短褐。”更为尖锐指出封建统治集团的穷奢极侈,正是酿成政治危机的祸端;“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指出封建王公大臣挥霍无度的生活,是建筑在残酷地剥削人民的基础之上的。正是这种黑暗和剥削制度,造成了极不合理的社会现象:“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千古不朽的名句,不但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唐代社会的本质特征,而且也是对整个封建社会阶级对立现实的高度概括。与阶级对立现状相联系,他揭露了“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极不公正的历史真实。这是对李林甫、杨国忠之流把持朝政,致使时事恶浊的强烈不满;《丽人行》具体揭露了这样的历史事实:由于玄宗日益昏庸腐朽,极力宠幸杨贵妃,杨氏兄妹便因裙带关系,小人得志不可一世。以此对封建社会上层统治集团的丑恶行径,予以淋漓的讽刺;《兵车行》的“边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和《前出塞》的“君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是对当朝好大喜功,穷兵黩武发动不一战争的无情谴责和质问;“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是对不义之战严重破坏社会生产的痛心疾首;《北征》的“乾坤含疮痍”和“呻吟更流血”,对国家破败不堪的命运痛苦不堪。他对安史叛军极大地义愤,又对朝廷借兵回纥吐露了极大的忧虑;其他如《喜达行在所三首》、《述怀》、《羌村三首》等,无不表达了诗人忧念国事的思想情怀;至于《悲陈陶》、《悲青坂》,更是对安史叛军烧杀掠夺野蛮行径的强烈声讨,和对义军健儿流血牺牲的沉痛哀悼;他在《塞芦子》中为官军“谋划”作战方案,提出扼守芦子关的具体建议;“安得壮士挽天河,尽洗甲兵长不用(洗兵行)”和“焉得铸甲作农器,一寸荒田牛得耕(蚕谷行)”代表动乱时代的广大人民高声疾呼;《闻官军收复河南河北》欣喜欲狂,老泪纵横,这是杜甫生平一首最快乐的高歌,是对祖国和平统一的热烈期盼等等。杜甫的一生虽然穷困潦倒,颠沛流离,但他始终在为祖国的不幸命运牵肠挂肚,忧虑不已,直至他生命最后一刻依然置自己死活于不顾,写出了“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的动人诗句,祖国的统一、和平安定未能实现,他是死不瞑目的。

在自己困居长安十年里,还“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在“入门闻号啕,幼子饥已卒。”之时,依然“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在《三吏》、《三别》中,一方面无情地揭露了毫无人道的兵役制度所强加在人民头上的深重灾难,一方面又竭力鼓舞人民的抗敌热情。热爱祖国和同情人民的主题思想,在这些诗篇中得到了充分的艺术表现;当他自家的茅屋被秋风所破的时候,他却想到了天下的“寒士”。他渴望得到“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而为了实现这一理想他自己却宁可“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不过行俭德,盗贼本王臣”竟然大胆地职责封建朝廷不施仁政、不奉“俭德”,并为官逼民反的“盗贼”鸣冤叫屈,这其实是诗人忧国忧民的高声呐喊!

凡此种种,“穷年忧黎元”是杜甫的中心思想,“济时肯杀身”是杜甫的一贯精神,“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是杜甫的最高理想和主要手段。他拿这些来要求自己,也以此勉励朋友。他表彰元结说“道州忧黎庶,词气浩纵横”,他对严武说“临危莫爱身”,他对裴虬也说“早据要路思捐躯”,正是这些才形成了杜甫那种永不衰退的政治热情、坚忍不拔的顽强性格,和胸怀开阔的乐观精神。杜甫一生写下诗篇无数,为何不是或不写“爱情诗”、“山水诗”、“田园诗”,而独为“史诗”和“政治诗”?忧国忧民使然。正是因为如此,他才成了我国历史上政治性最强的伟大诗人!

杜甫的一生是个不能避免的悲剧,尤其因为当时封建的统治阶级,只把诗人看作是它的清客和点缀,从来不容忍他充作人民的呐喊者。对他的呐喊从来都是无动于衷,甚至在呼喊强烈之时给予冻馁的威胁。

伟大诗人杜甫的悲剧是仰慕他的后人心中的痛。然而,仰慕伟大诗人之后人心中最大的痛则是,后来那些“鸡蛋里头挑骨头”的好事之徒的指手画脚。他们说杜甫的阶级意识有问题,有大大的问题:杜甫出生在“奉儒守官”的官僚知识分子家庭,其出身不正。世上有那一个人的出身能是自己所左右的?倘若“奉儒守官”的官僚知识分子家庭,能给杜甫以半点庇护,其何以终身穷困潦倒、颠沛流离?说杜甫在广德元年(763年)夏,写下的《喜雨》一诗中“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吴越”,是站在统治阶级、地主阶级的立场上,对浙右农民起义的仇视。杜甫是没有分清农民起义和军阀叛乱的本质区别,但任何一个希望和平安定得人,都应该是不喜欢自己的国家出现任何动乱的。而况那时的几多叛乱对那时的国家和人民造成的灾难,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当时的境况下,诗人期盼国家和社会安定的心情难道真的不可以理解?这和诗人《三吏》、《三别》,只为人民叫苦而不去“教唆”他们起来造反,不应该是同样的道理?说“卷我屋上三重茅”是表明这房屋的屋顶加盖过两次,一重约四、五寸厚,三重便是有一尺多厚,杜甫过的是极度奢华的地主生活。“三重”就是盖了三次或三层,那么“一日上树能千回”果真一天就上一千次树?“小城万丈余”真的就有一万丈多高?“万里江山”就只有万里,多余的就不是自己的疆土?这简直是不懂文学的混账逻辑!

还有人说:杜甫当初反复向达官贵人甚至是皇帝上诗求荐,其功名欲望太强。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试问天下谁人不愿登高做大?哪位男儿不愿为国为民效劳?如不是那皇帝老儿昏庸,如不是杨国忠、李林甫之流奸佞当道,七岁“开口咏凤凰”,九岁“有作成一囊”,十四、五岁“出入翰墨场”,二十几岁“放荡齐赵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远大理想,又有“没饭不忘君”,“葵藿倾太阳”极度忠诚的杜甫会如此“下作”?!

说杜甫的诗篇“饮酒”、“醉酒”太多,终生嗜酒如命。简直某明奇妙,岂有此理。“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的李白是诗仙,而颠沛流离,穷困潦倒一生的诗圣就不能以酒当歌?……

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来去无数,为何单是抓着一位千年前颠沛流离、穷困潦倒、忧国忧民一生的诗人而不放呢?好事!妒忌!无聊!但这对杜甫之所以是杜甫又有些什么呢?!

伟大的诗圣安歇吧!

农行南阳市分行翟传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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