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愁前路

想心平气和、恬淡安静地活着真不容易，各种纷扰总是接连而来，人早已经不堪其扰，而那些纷扰却像是早有预谋。

今天遇到的纷扰是一个话题，也是一个很老旧的话题。一位作者在中国散文家网的论坛上发了一个帖子，题目是《文明将走向何方》。浏览论坛新作的时候，这个题目引起了我的注意，我以为是一篇关于人类文明未来走向的探讨性文章，就欣然拜读。读罢，方知不是，只是一篇带着愤然之情的呐喊之作，其中的“文明”也不是人类文化历史意义上的那个“文明”，而是指人的社会道德或者人的社会道德规范。

虽说有些出乎意料并让我有些失望，但也为文中提到的一些社会现象所吸引。于是，就将该文设置为“置顶”，旨在引起更多文友的注意，希望就此引发一次讨论的热潮——但又觉得所望或许有些偏高，因为一个话题的“热”与“不热”很难预料，而问题的症结又很清楚：要回答“文明”最终到什么地方去，首先必须回答“什么是文明”，以及“有没有文明”、“有多少文明”，甚至还要先回答“要不要文明”。如果这些连锁问题的回答都是否定的，那么，“到哪里去”的问题也就没有继续讨论的必要。

作者的担忧是当下“文明”已经在社会生活中严重缺失。该文关于“文明”的内涵仅限于是“人的社会道德”。作者认为，当下有太多的人不讲究公共道德了，冷漠，自私，麻木，猥亵，狠毒，怪异，甚至个别人还表现得有些“异端”和“另类”。这是不能不让人关注的，因为人人都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现在这么多人的内心变得如此可怕，确实有必要来一次“振聋发聩”、“惊世骇俗”的大举动了。

针对曾经贫弱、麻木、冷漠的国民民性，鲁迅先生曾经用“黑屋子”来做过比方，他以为，同处在精神的“黑屋子”里，要么，大家都浑然无觉，都醉生梦死，集体死去，大家谁都没有浑浑噩噩地活着的痛苦，也没有毫无价值地死去的恐惧；要么，被关在整间“黑屋子”里的人，至少有一个人忽然发现了大家的危险处境，便高声疾呼所有人都行动起来把这“黑屋子”冲破，冲破了当然更好，大家还有活路，并且是有些尊严的活路。如果冲不破，虽然最终大家都悲惨地死去，也是恐惧地死去，但是，在未死的时候，人的灵魂还能勇敢地站到人性的前台，还能在死去的那一刻知道自己怎样死去，在那一刻还能无所畏惧地面对死亡，死得壮烈，死得更加“有灵魂”一些。

关于“文明”的道理，与之大同小异。

说近一些，从前某个时期，人与人之间，友爱而和谐，“衣冠简朴古风存”，凡事相互关照，相互提携。大家在物质方面的确活得很穷，但在精神上却活得很富裕，至少大家都能感受到来自人的温暖和关顾。若再说到千百年前，人们的生活水平很低，人的生存能力也很有限，没有掌握多少先进的技术，人与世界与自然之间的距离很近。为了更安全地生更安全地活，人们必须依靠自己和群体的力量，人与人之间必须建立全面而稳固的协作关系。这种协作关系本身并不完全是技术性的，主要表现为人的群体意识，是精神性的。人们依赖于超越一般动物意义上的本能的人性，依赖于每一个具体时代的公共契约的合理性和普遍性。若再上升一个层次，就是依靠人的道德准则。在这种模式之下，一个人违背规则、践踏契约的直接后果将是失去社会归属和生存的权利。再回到数十万年前，人们择穴而居，茹毛饮血，每天都要赤手空拳地跟野兽搏斗厮杀，因为那时的人自己还没有脱离野兽的习性，但在求得生存的过程中，单个的人的力量极其有限，个体的人很难存活，不拉帮结伙就绝对不行，不发展血缘群落也绝对不行。这样，人类社会就艰难地发展壮大起来，直到今天。

现在的情况却有所不同。人类日渐发达的智力从自然中得到启示，发现了知识，也整合了各种知识，知识又促进了技术的产生和发展。直到现在，技术的越来越先进已经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存方式。从生存安全的角度来说，随着人类生存技术的发展和装备的完善，人对群体性环境的依赖正在明显减弱。在许多方面，人所采用的先进技术扩展了人的能力，使个体的人离开群体相对独立地生存逐渐成为可能（比如《鲁滨孙漂流记》和《老人与海》）。凭借先进的技术和完善的装备，个体的人逐渐从群体中分离出来，并以相对个体的形式同样有效地存活。基本生存无需继续依赖于群体的保障和制约，公共安全堡垒失去意义，个体靠自己的力量完成了以前在群体社会中才能完成的生存形式，也实现了自身价值，群体依赖心理开始涣散，群体合构形式开始瓦解，公共道德契约名存实亡，因而，自私、封闭的个体存在也可以衣食无忧，从此，个别人依仗过度集中的权力通过精神压迫以徇私枉法的方式更好地活，权利和技术的共同体把人的精神性生存逼上绝路。人类社会的共同约束机制只是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决定生存质量和生存权利的法律，而没有实质性意义上的道德方面的约束，也没有办法约束。道德本身是具体的，是有可操作性的，但关于道德的约束和监督机制却是空洞的，是随意性的，是人的意志化了的，是有看不见的巨大变数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就是最好的例证，当道德不成其为道德的时候，当道德不再为大多数人所尊奉的时候，当道德只是少数人用来约束多数人的时候，或者说当道德只是少数人用以作为蒙蔽多数人的心灵的诈术的时候，道德是不具有实质性客观约束力度和利害关系平衡机制的。这些就是造成后来甚至当下社会道德、道德意识、以及道德精神严重缺失的主要原因。

从群体依赖走向个体自律，从群体协作变成了相对独立，从依赖道德契约到依靠知识和技术乃至经济协约，从表面上看这些好像是社会的进步，但从本质上看，整个过程中，开始明显消失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人自己——这个面孔怎么这么熟悉呢？想来想去，原来它就是上个世纪初出现在西方社会中的人的旧的价值观体系的崩溃和新的价值关系体系的建立的社会现象，这些现象还成功衍生了风行于西方社会的“现代主义”文艺思潮。

知识和科技迅猛发展，人的个体力量的集约变成了知识与技术的集约，人的作用或功能在技术面前开始显得无足轻重，并开始悄然隐退到社会经济活动的后台，人类社会也由道德的结合体变成了经济以及经济规则的结合体，人在提升自身功能与作用的同时，在计划同步地提升自身价值和意义的同时，却始料未及地失去了“自我”。降低了人的精神的自由度，也减弱了人的行为的主动性和生存状态的主观能动作用，人在技术的约束和经济规则的严厉统治之中开始异化，人们不再信任的不仅仅是道德，还有法律，甚至宗教。在尼采惊呼“上帝死了”的两百多年以后，人们发现，“人”自己也将“不复存在”了。人类从关注群体幸福转而变成关注个体价值追求个体意义，与这些现象应用而生，西方社会和西方学界一度出现了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尼采的权力意志论，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说，以及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令人惊讶的是，人在开始扩大自己的认识领域增强自己的认识能力的同时，也感到正在失去自己。

更有甚者，还有后来的追求荒诞、追求黑色幽默，以及追求魔幻现实主义的“后现代主义”。

早在一百年前，曾在人类社会中肆虐的人类精神病痛，今天是否开始“东渐”了呢？

深刻的思考是痛苦的，指向本源的思考是悲壮的。

“西学东渐”到底有没有意义？若把这个问题放到一百年前，讨论可能极为热烈。但现在几乎很少有人能够对其给出明确的否定答案了。

人的物质性生存是第一位的，精神性生存是第二位的。国人，以及全人类已经明显得到了技术性社会生活带来的种种好处，不再愿意接受物质的严重匮乏和生产力极端低下的严酷现实，可以说，人的物质性生存已经得到有效保障甚至正在快速提升保障层次。然而，与此同时，人的精神性生存面临的诸多问题又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新的困惑：物质性生存肯定是处于首要地位的，精神性生存当然要位居其次，但绝不是可以没有。很明显，当人们物质性的生存达到相对稳定状态的时候，精神性生存的重要性就突出地表现出来了。人类的生存状态好比一架天平，现在，这架天平上物质性生存的一端严重超重，天平严重倾斜，精神性生存的一端必须加装砝码使其尽快实现新的平衡。那么，明显失重的精神性生存的一端到底应该加装什么样的砝码才好呢？

西方学界没有对这个问题给出后续答案。现在，不光是中国，整个人类社会都在面临新的生存危机，不是战争，不是海啸地震，不是瘟疫等，但很有可能是军国主义复活，法西斯主义复活，人为强化的某种观念形成精神黑幕，变态的权力使人类社会失去整体发展坐标，而这一切又都仅仅是现象，现象后面的本质却是人类的精神性生存的质量自身。

东方、西方都没有现成的“平衡药方”。那么，国人要不要重新翻出自己的家底呢？老、庄？孔儒？耶稣？佛？或者其他？这个问题好像比天都要大，关于答案，关于道德的答案，关于文明的走向，世人，只好拭目以待只好洗耳恭听吧。

2012-9-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