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夜

1967年冬日的某一天，突然父亲单位捎来一消息，说父亲病了，要家人前去照顾。听到这个消息，母亲就要我前往父亲被发落的那个西片小镇。我是家中老大，那年十五岁，大妹十二岁、二妹十岁、大弟六岁、小弟才三岁，母亲无法脱身，只能由我担当此任。

晚上八点钟左右，我踏上了沪杭线上经过那个小站的最后这班火车。望着车窗外乌黑的一片，我心里沉重的很，仿佛吊着一块铅坠。我不知道父亲究竟得了什么病，连料理自己的生活都办不到了？猜想这病一定不轻。我盯着列车外的黑暗出神，生怕错过了只停两分钟的这个小站。大约一小时后，火车缓缓地靠站了，我赶紧下了车，却发现没第二个人在此小站下车。我没来过这小镇，不知该往哪儿走。我只好向站台上的值班员问讯，才知这车站离小镇还有四五里路。出了站台，四周一片漆黑，路上不见一个行人，我独自在这条陌生的乡村小路上一脚高一脚低地走着，好象是个喝多了酒的醉汉。风很冷，我裹了裹衣服，把领子也竖直了，好挡挡风。走着走着，天下起了小雨，我没带雨具，不想避雨，也无处避雨，四野不见人家，我只能机械地向前迈步，心里却十分焦急。可越焦急越觉得这漫漫黑暗的陌路没有尽头。也不知走了多长时间，我发现前方出现了一盏淡淡红晕的路灯，我知道小镇快要到了。木头电杆孤独地立在路旁，半腰里的那盏灯正放射出黯红色的光，在这寒夜的风雨中，这淡淡的红晕给了我内心一丝暖意。我默默地凝视着这盏昏暗的路灯，眼睛甚至有些潮润起来，好像受到的委屈有了一个倾诉的对象。

小镇到了，但父亲的单位在哪一个角落？我又茫然了。问人吧，路上不见一个人影。在这寒风细雨的冬夜，在这文化大革命搞得人人自危的冬夜，谁还会出现在这小镇街头喝西北风呢？我无计可施，只好采取一个最笨、最原始的办法：挨家挨户地看挂的招牌或写的文字。父亲的单位在这小镇上应该是有招牌的，这我有自信。我沿着小街往前走，路灯下的黑影从矮到长，拉扯成一条无限的暗色，给寂静的小街添上了一丝恐怖。寒风夹着细雨打在我的脸上，我打了个寒噤，钻到边上的屋檐下，这家门前看看，那家门前瞧瞧，发现都不是，心里不免有点害怕。惊恐、无助，甚至有点委屈，我不知如何是好，只能硬起头皮继续往前找。直到街的尽头，才看到了父亲单位门前挂着的招牌，并有灯光从门缝里透露出来。我大着胆子敲了一下门，里面有人问，我自报家门说要找张龙文。有人出来开门了，一位三十多岁的男子，我也不知该如何称呼他，只是按当时的习惯称了他一声同志。他不冷不然地说“张龙文在那儿。”用手往左边的小屋指了指，管自走进了中间的屋子。我走向那间小屋，听到了“嗡嗡嗡”的电流声，看到有灯光射出，我进了屋，见到了父亲，他躺在一张单人竹榻上，并没有睡着。

“爸爸，我来了。”我叫了他一声。

父亲听到了我的叫声，抬起头来，有点吃力地跟我说“病得厉害，发烧有三天了，起不了床”，“外面在下雨吗？”他见到我头发有点湿，示意我用干毛巾擦一擦。

“爸，你要不要喝点水？”我从热水瓶里倒了杯水问。

“好吧。”

“爸，你有没有叫医生看过？”我问。

“没有，我以为熬熬就好了，谁想到病得这么厉害。”父亲欠了欠身子，竹榻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

“我马上去叫医生来给你看一下。”

“这么晚了，哪里去叫医生？明天再说吧。也许明天我就能起床了。你没吃过晚饭吧？”父亲似乎察觉了什么，问。

我说肚子一点也不饿。我看了一下父亲所住的这屋子，约五六个平方，除了父亲所搭的竹榻外，边上还堆了些乱七八糟的旧电线、电料，墙上装着几把大闸刀、一只电灯，好几只电流表在不停地发出嗡嗡声。这是父亲单位的一个电控值班房兼小仓库。因父亲是莫须有地被套上“国民党三青团员”、“资方代理人”等黑帽子发落到这儿来的，让其待在这么一个既响又亮的地方作为栖身之所，并兼带二十四小时的值班员，据说这是对他十二分的“优待”了。

父亲仍在发烧，我挤在父亲这张狭小的单人竹榻上，一夜没能合眼，除了几次给父亲倒水喝外，我实在无法忍受头上方那耀眼的灯光和几只电流表一起发出的强烈的嗡嗡声。我试图用衣服蒙住头，光是暂时遮住了，但在那四周一片寂静的冬夜，这头顶的嗡嗡殷雷却一刻不停地直灌我的耳膜，仿佛是几架战斗机在动人心魄地轰鸣，我怎么睡得着？我不知父亲在这样的一个“优待”环境下是怎么睡觉的？他会睡得好吗？

第二天早上，我头昏脑胀地带上两只搪瓷杯去街西公社食堂买了三两粥和两块腐乳。我给父亲洗过脸，父亲似乎精神了些，支起上身，靠着墙壁，拿起杯子用调羹吃起粥来。这时我也捧起了杯子，不知怎地，一滴眼泪落在杯中，我赶紧转过头，不让父亲看到。

写于2003．4．4．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