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选刊）那些懵懂叛逆的青春年月
题记：写下这个名字，有些踌躇，不知道十几岁的年龄能否称得上“青春”二字。但从网上搜索“枉少年”的说法，出来的尽是些不太褒义的句子，最终还是觉得“青春”比之“少年”听起来有些许成熟感和厚重感。于是乎，就冒充青春年少，回忆当年那些懵懂无知性格叛逆的孩子们度过的几年时光吧！
一
我是薛春绵，上中学后他们都叫我“催眠”，出生在饥饿的七十年代。
八十年代中期，我们终于从小学毕业进入了初中学习。那时的初中叫联中，一个乡（当时是刚从公社改为乡的）就两个。我所入学的那个联中是在一个叫刘集的村子里，和该村小学部在一起，紧邻村子里最大的一条街。这条街每逢农历的五、十集会（隔五天一次），集会这天，整条街道人头攒动，拥挤不堪，推车的、牵羊的、抱鸡的、修锅的以及形形色色的人充斥着整条街道。小贩的叫卖声、讨价还价的吵闹声、牛羊的哞咩声、箍桶磨锅的敲打声，唢呐铙钹的奏乐声，再加杂着炸油条、丸子汤的香味，从糊着塑料膜的窗户直窜教室里，让本就不安份的学生们蠢蠢欲动。
这时候，张夏丰开始出动了。张夏丰的名字很好听，我们都喊他“吓疯”，后来才知道他出生在夏天，父母希望能带来丰收。只见他猫着腰，趁教师转身在黑板上写字的时候一下子窜出教室，在外面学我们定好的猫叫信号。紧接着，我们几个就找准机会，陆陆续续在学校大门口集结。一出校门融入集会就是孔秋令打头阵了。孔秋岭的“岭”原来是“玲”，他家里女孩子多，父母希望要个男娃，生下他后就顺着他的姐姐们叫下去了，但我们都喊他“丘陵”。他这个人孬点子多，是我们的军师，而且又是本村的，即使被别人喝斥上几句，有他在也不至于打屁股和被告家长。我们几个人在人群里钻窜来窜去，专找热闹的地方钻，看看耍艺的、听听说快板的，往瞎子要饭的盆里扔砖头，用木棒打拴在桩子上的狗，逗弄挂在树下笼子里的小鸟。最后等放学时间一到就集结在集市最北头一个小卖铺那儿，等我们里面一个叫李栋官（我们都喊他“冬瓜”）的爷爷从小铺子柜台上的一个塑料桶里拿出糖块给我们每个人发着吃。到吃饭的时候，该“吓疯”出手了，他家里比较富裕，手里的零花钱多。就这样，我们都会在他的带领下到丸子汤小摊那儿蹭一顿。这样的日子一个月有好几回，但并不是每次都会很顺利。有一次刚在校门口集齐就被校长抓个正着，拉回去一个个被罚写检查，而且大门每天上课时开始上锁了。不过，这难不倒英勇的我们，不几天，我们就找到了逃出学校的地方，北墙比较矮，我们可以跳墙而过，就这样我们的身影又开始在集会上窜动了。
二
上初中后的第一个冬天来临了，整个冬天特别寒冷，而且一直下雪。雪花伴随着北风呼呼飘落，到处白茫茫一片，地面冻得比石头还硬，人们缩在屋子里门都懒得出。我们这些离学校有五里多路的孩子们，天还不亮就要出发赶往学校。借着雪光，一行几人，顶着肆虐的北风和打脸的雪花，一会儿倒着走，一会儿载着头走，常常是赶到学校时第二节课已基本结束了。这时候，“吓疯”又出点子了，他让我住在他们家。“吓疯”的村子和学校所在的刘集村仅一条水沟相隔，步行也就几分钟的路程。经得家人同意后，我卷起铺盖就在他家住下了。他家的房子很多，进院门后坐北朝南一排五间的瓦房，我们就住在最西边的一间。
晚上不用回去就更加自由了。在这冬天，我们“春夏秋冬”几个死党上窜下跳，学校周围到处留下了我们恶作剧的身影。放学早了就在门前冻透的臭水沟上溜冰，天气好了就架个梯子爬到别家屋山头上掏麻雀蛋，晚上则一人一个弹弓打村里人家的窗户。一天晚上我们几个人窜到了村南头的一条公路上，这条公路是乡级公路，晚上过往的人比较多。“点子大王”我们的“军师”“丘陵”又想到了一个点子。按照他的计划安排，我们分头行动，找来了细绳子，一人拉一头，两头的人都分别躲在公路两边的深沟里，一个人在路边放哨指挥。看到有骑自行车的人过来了，负责放哨指挥的人就用我们事先商量好的暗号“吹口哨”传递信息，沟两边的人就猛拉绳子，这时候骑自行车的人就被绳子绊倒在地，而我们趁摔倒的人还未站起来时就早已顺着沟沿逃之夭夭了。
这样折腾了一段时间，觉得没意思的时候，我们又开始在另一条小路上动脑筋了。这条小路过往的人不多，主要是一些赶马车的人在白天经过。我们就在小路上挖了一个很大的坑，足以让马车轮掉进去一会半会出不来。我们在坑上用细木棍支起来，上面铺些杂草，再用沙土盖在上面，和古代的陷马坑差不多。但很让人奇怪的是被别人发现了，没有捉弄住人。这件事一直是“军师”的一个结，后来，包括现在在一起聚会时，还在耿耿于怀：那个坑弄那么好，为什么被看出来了呢？
三
尽管我们淘得令老师们头疼，但我们的学习一直是班里的前几名（“军师”除外），老师对我们的偏爱是我们少了很多次教训和不断恶作剧的原因之一。而对我最偏爱的当属我们的语文老师肖，那时候我的语文最好，尤其是作文，但这种偏爱却被我们给毁了。在初中一年级的下半学期，新来了一个姓马的英语老师，矮矮的个子，圆圆的脸蛋，黑黑的皮肤，据说刚刚高中毕业。在农村，初中一年级才有英语课，从ABC二十六个字母开始学起。刚刚调走的那位英语男老师，人高马大，帅气极了，而且对我们特别好，从不强求我们学习英语，而这个新老师刚来急于要做出一些成绩，对我们要求极严，而且男孩子本来就不喜欢学英语，这样我们这一群男孩子开始对这位其貌不扬大家都不太喜欢的英语老师发难了。
还好，我们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肖特别关照英语老师马，多次对我们的行为批评。有一次，正在上英语课，肖突然走进教室，直接到后面把最后一排角落里的那个学生拉出去了，在外面打了几个耳光，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回事，都呆呆地。半年后，在一次参加全县作文比赛回宾馆后，才从肖口中得知，原来那个学生在后面手淫。再后来，我们听说肖和马好上了，这对于我们这帮孩子来说可是个好消息，因为我们只要抓住把柄就不怕肖了。
我们商议好后不顾晚上天冷蹲在学校里，盯着肖的办公室。那个年代，老师的办公条件不是太好，很多老师都是挤在一个办公室内办公，但肖是一个比较有能耐的人，他不但书教得好，而且还是个业余作者，经常在报纸上发表一些文章，他写的长篇小说《墙头记》在当时还产生了不小的轰动，被当地豫剧团改编为戏曲，因为有时候他要创作，学校里想办法给了他一间办公室。可能是文人多风流吧，还真让我们给抓了个正着。当时我们真是年少无知，不懂此中风情，更不知道这事会对他们造成多大的伤害，只记得当时我们都很兴奋，用土块往他们窗户上扔，直到被他们发现。不知道是不是我们里面哪个人将此事走漏了风声，还是又有人发现了什么，后来肖的妻子来学校闹了几次，再后来肖就离开学校不再教书了。多年以后，我们再遇见他，感觉心理很是愧疚，尤其是我。肖和我大哥是高中同学，在我上初中一年级时，肖对我是真的很好，让我当班长，参加作文比赛，他的长篇小说写成后第一个让我读，还带我去他家吃过几次饭。自从离开初中后，不断地从我家大哥那儿听到他的消息，一段时间在家赋闲种地，一段时间开店经营，而写作却没再坚持，人也在不断地衰老。但每次遇见我大哥，他都会问我的情况，知道我考上大学，他喃喃地对我大哥说：“我没看走眼，值了！”
四
初中二年级下学期，我们的联中终于和小学分离，由热闹的集市旁边搬迁至一个叫王庄的村子北头，独立为一所学校，名字也由联中改为初中了。刚刚搬迁至这儿，什么东西都是新的，教室、食堂、桌椅，就连上课敲打的铁铃也是新的。我们几个也是热血沸腾，准备在这干一番“事业”了。但毕竟新环境，我们也不敢太快胡闹，老实了一段时间，摸清了这周围的环境，也和新更换的教课老师们混得蛮熟。这半学期的老实，也使我们几个人的学习成绩突飞猛进。新学校第一年，校长很在乎明年高中的升学情况，所以我们几个被视为打开新学校声誉的钥匙，在一些事情上很多人会为我们开绿灯。
初中三年级很快来临了，尤其是初中的最后一个冬天很快到来了。农村学校在当时均没有住校条件，只是有一个食堂，在中午主要给外村来不及回家的学生准备午饭，一些有钱的就用钱买食堂做好的饭菜，家里条件不好的就从家里带些，中午在食堂热一下。为了让我们好好学习，来年为学校争光，减少每天早晚来回上学路上浪费的时间，学校特安排我们三个人住在老师办公室里（冬瓜家是本村的）。这是三间大房子，所有的老师都在这里办公，最里面一个角落里并排放了两张木床，我们三个每天晚上就在这里睡觉，早上还要早早起来，不能够睡懒觉。谁承想，上下学是方便了，但我们的野性却又回来了。
中秋节刚刚过去，寒露之后的天气愈发显得凉气袭人，离霜降还有几天，但学校后面庄稼地里的红薯叶子已都耷拉下了脑袋。我们几个早已瞄好了一块地里的红薯，伺机等待机会。这个时节，农民的小麦基本已种完了，只留一些红薯、白菜等晚秋的作物未收获。深秋的农村天黑得特别早，各家各户都已没有多少活计，早早地关上门睡觉了。我们四个人摸黑一起窜进地里，刨了十几块细长的红薯，找个地方放了起来。第二天是周六，当时还是一天半休息，下午大家放学都回家了，我们开始找地方烧烤红薯。在教室的最后边靠后墙的地方用几块砖头垒了一个烧烤用的锅圈，捡些柴禾，就开始烤起红薯来。红薯烤好了，我们就开始抢着吃起来。正当我们吃得津津有味时，不知谁叫了一声，大家顺着声音和一个手指的方向顺墙往一看，都瞪眼了，只见整个教室的后墙从底部到房顶都被黑烟熏烤得一塌糊涂。我们这些平时在家不做饭的人，光顾点火烤了，把柴火冒烟给忘了。这下我们慌了，大家东奔西跑地找大扫帚和水，先用扫帚扫墙，能扫多高扫多高，真是急得个个一头汗，最后再用水洗，无论如何弄，上面太高无法办，下面弄得似猫洗的小花脸一样。就这样我们惶惶不可终日地挨到星期一。但是，老师们只是象征性地说了我们几句，并没有太多地责怪我们。不知道这是老师们对我们的宽容，还是对我们的纵容，在那个年纪我们还分不清这个。
五
在后来的日子里，我们并没有因升学在即而停止恶作剧。学校食堂做饭的厨师是一个老师傅，姓王，是附近村的，他儿子也在我们班，平时和我们很熟，对我们也很照顾。天气冷的时候，王师傅开始炸丸子做丸子汤，丸子是绿豆面略掺一点菜那种，对于八十年代末的我们来说那已经是奢侈品了，有钱的人还可以多吃点，家里条件不好的也就一星期吃上一次而已。我们里面几个轮流着买，每次买的时候王师傅总要在稀汤里面多给我们舀一两个丸子。也许是我们吃惯了这个丸子的味道，以至于我们开始打它的主意了。一天晚上，我们出去活动回来，都觉得很饿，然后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王师傅的丸子。我们来到食堂（其实就是两间房子而已）门口，个子瘦小的“吓疯”就准备通过门缝钻进去，我们几个使劲推两扇破木门，门上面有弹性的链子锁也张开了口，使得“吓疯”一下子钻了进去。但是很快他就折回来说里面的食品柜有一把大锁。但这难不倒我们这群孩子，“点子王”一会儿就找来了一个铁棍，从门缝递进去。不一会儿我们就吃上了香喷喷的炸丸子，直吃得个个打饱嗝。第二天王师傅大骂，我们是打死不承认。
当时上学的学费一年也就20元左右，练习本什么的都是自己购买，而家长给的买学习用品的费用都被我们用来买玩的东西了，没有本子用是不行的。我们的目光瞄上了存放全校学习用品的小仓库（一个仅有5平方米左右的小房子），这个房子后面有一个半平方米的小木窗户，栅栏都是木头做的。我们就在一天放学后开始行动了。先是找来一个高凳子，个子高的“冬瓜”站到上面，上半身趴在小窗户边，用一个小木棍挑成捆的练习本，挑半天也挑不出来，累了就换另外一个人，折腾了很长时间，总算弄出来了几小捆，有三四十本。这次没人感觉害怕，都觉得这是小事，而且也不会有人发现。
慢慢地进入了初三期中考试，我们开始害怕了。平时我们在老师眼里都是学习好的学生，如果这次考不好那我们不但丢人，而且老师对我们的格外照顾也会随之而去。我们开始想办法要考出好成绩了。那个年代考试的卷子都是油印出来的，先刻好蜡纸，然后用油印机印出来。蜡纸很难刻，任课老师往往要刻上一两天，这中间需要把蜡纸放在他们的抽屉里。我们晚上睡觉的地方是和所有的老师办公在一起的，这为我们偷看试卷提供了机会。我们先把一个抽屉的锁撬开，发现没有蜡纸，就用手通过撬开的抽屉往隔壁的抽屉里摸，摸出蜡纸，我们都看了一遍，然后再复原。但是，这次我们没有兴奋，也没有讨论，大家都没有说话，静悄悄地睡下了。第二天，我们几个不约而同地找到老师，承认了我们偷看卷子的错误，并要求老师重新出题。后来怎么发展记不清了，只知道从那后我们都努力学习了，而且在来年的升学中，我们没有辜负老师们的期望，如愿进入了我们的理想高中。
六
初中的年纪正处于青春期，对异性已经有了一点想接近的冲动，但是又不敢。我们几个由于天天在一起胡混，没有时间也没有人往这方面想，但是捉弄女生的步伐地没停止过。往女生书包里放小青蛙，看女生被吓得哇哇乱叫花容失色；在女生凳子的一条腿下面放置摔炮，看女生坐下时摔炮“嘭”一声响捂耳朵的惨相。
那时的农村冬天人们都没事可做，看电影成为了唯一的娱乐和消遣方式。一个乡一部电影放映机，轮流在各村放映。我们就到处打听放电影的村子和时间，只要不远我们一般都结伴而去。轮到学校所在的村子放电影时，我们的队伍更加庞大。当时我们班有一个女生，由于家里父母是乡里的职工，当时叫“吃商品粮”的，条件在当时算比较好的，平时穿的衣服都是干净光鲜的，还经常擦一些能让人闻到味的化妆品，但她的学习不好，还经常听说和别的男孩子打打闹闹，这在当时是很开放的了。我们决定出出她的丑。在一次村子里放电影的时候，我们提前以班里一个学习好长相不错的男生的名字给她写了个纸条，约她电影放映后在村北头的柳条地里见面。电影放映时，我们都悄悄地跟着她，看她的去向。一会儿，她还真离开了放映电影的地方，向村北头走去，我们远远地跟着。此时的月光柔柔地照着大地，农村冬天的夜空繁星满天，到处静得怕人。远远地我们看到她已到了那里，单薄的身影在月光下婀娜多姿，脖子里的丝巾随风飘动。我们有点后悔了。但是不知谁喊了一声“捉拿”，我们就一路小跑过去了，看到我们这么多人围上去，里面还有给她写条子的那个男生，她什么都明白了，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把一张纸扔到了地上就跑掉了，只留下呆呆地我们。
后来，我们回去读了她扔在地上的纸条，并不是我们想像的情书，而是劝那个男生要以学业为重的话语等等。原来她们这些“城里”的学生，性格是比较开放和随和的，我们这些农村的孩子是少见多怪。这下我们这些人更加的自惭了，从这以后我们再也没有损过女生们。
想想这些往事，我们对人情事故懵懂无知，我们处处表现着叛逆，我们自认为很潇洒地特立独行，吹着并不中听的口哨，看着别人诧异的目光，开心地张口大笑，满不在乎地听着家长或是老师的批评，青春岁月就这样悄悄溜走，就这样被我们给浪费在上学的路上，浪费在往窗户飞去的石子上，浪费在忘情摸鱼的小河里。这些都是我们的青春，是那个年代我们这一代人的烙印。（三人禾）
QQ：4603888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