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赐式对外贸易与鸦片走私
“红彝（夷）大炮破浪来，狮子洋外声如雷。兵单乞援援不至，南国男儿空洒泪。挥刀赴难在炮台，一死无地招忠魂”。
这是《爱国主义丛书》关天培篇中的一首描绘鸦片战争中清军将士保卫虎门的诗篇片段。诗里歌颂的那位丹心报国、挥刀赴难的爱国将领叫关天培，是当时广东水师提督。
关天培是在1841年鸦片战争中殉国的，而且这场战争是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对这场战争的原因进行追寻。大量历史史实告诉我们，引起这场战争的直接原因是因为中国官方阻止英国商人进行鸦片走私，而英国人则要通过武力打开中国之门。如果要从中方考虑避免这场战争的话，除非中国早已抛弃闭关锁国政策，并有充足力量胁迫英国人不敢贸然动武。
明清的开海与禁海
在漫长的以农业文明为主导的历史进程里，中国在世界上为引导时代潮流的国家。唐、宋时中国的航海和对外贸易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但明洪武四年（1371）朱元璋“寸板不许下海”的禁令和洪武七年(1374)，废止了原来设置管理广东对外贸易的广东市舶司，使延续了1500多年的民间航海和自由贸易趋于窒息。明成祖朱棣出于解决经济用度的问题，违祖制，开海禁，派郑和下西洋，与多国进行贸易。这一举措确为明朝廷带来大量财政收入。但朱棣死于征伐蒙古的归途后，就在国丧期间，朝野上下诟病议论就开始了。当然，下西洋这个海上开拓行动也在议论之列。1433年4月，郑和病逝于远洋途中。郑和在临终时说：“国家欲富强，不可置海洋于不顾，财富取自于海，危险也来自海上。”从此，世界上海洋霸主的辉煌渐渐逝去，继之实行海禁政策，使大明王朝像死一般的静寂。
清初，首任两广总督和广东巡抚佟养甲以“广东内外，货物流通，番舶、巨商、富贾争相贸易，民获资生，商获倍利”，“通商因以裕国，而通番国之商尤以充广省之饷”为理由上疏，向皇帝提出“许濠镜澳商人上省，商人出洋”的请求。顺治四年(1647)户部议复，同意他的请求，准许广东商人去澳门和葡萄牙等西方国家商人贸易，亦允准外国商人来广州贸易。顺治九年(1652)，荷兰第一艘船进人虎门时，广东巡视海道“以全体广州官员的名义表示接待和欢迎”。顺治十二年(1655)，清政府实行海禁，停止了澳门到广州的陆路贸易，但由于葡萄牙派商人玛讷·撒尔达聂哈(ManuelSmdanha)、本多·白勒拉(BentoPereyradeFada)两次到北京向清政府请求，得以于十八年(1661)恢复贸易，而且成为当时中国与西方国家贸易的唯一通道。顺治十七年(1660)，清政府颁布了“迁海令”，?于康熙元年(1662年)在广东沿海实施迁界。之后，清政府第三次颁布迁海令，让东南沿海五省的滨海15公里的边民全部迁出。而迁海目的是为防止明朝遗臣郑成功在台湾的郑氏王朝的攻击。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朝收复台湾，针对台湾郑氏集团禁海政策的社会背景发生重大转变，福建、两广总督纷纷上疏请开海禁，而西方诸国亦纷纷来华“叩关问市”。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朝废除禁海政策，次年在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设立粤、闽、浙、江四海关作为对外贸易和征收关税的机构，开启了中外贸易的新阶段。但乾隆时，出于政治需要改四口通商为广东一口通商。直到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中国在战场的连连失败，被迫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这一格局才被打破。此后，中国逐渐门户大开，列强涌入，中国进入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开始近代100余年的屈辱岁月。
恩赐式贸易
1757年，一道圣旨由京城传向中国的沿海各地，明令除广州一地之外，停止厦门、宁波等港口的对外开放。这便是通常所说的“一口通商”政策。
乾隆为什么把原来已经开放过的，像上海、宁波那种口岸不开放？
据说，此事发生在乾隆二次南巡之后，那年他游历到苏州，亲眼看到江浙一带的海面上洋船如蚁，樯桅如林。地方官员向他汇报说，每年云集苏州港口进行贸易的外国商船多达上千条，而且商船大多都带有武器。乾隆皇帝对这不得不引起警觉。因为这些地方本来就是清朝入关时抗清强有力的一个地方，也是中国经济发达、文化发达的地方。乾隆比马克思早懂得这样一条规律：“与外界完全隔绝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马克思语）。不能让外国人与中国人接触，哪怕官员。满族统治者对汉族人民防范甚严，他们惧怕外国人支持汉人反抗清朝的活动。乾隆帝曾说：“民俗易嚣，洋商杂处，必致滋事”。汉人与外国人接触以后，能不出现像两百多年以前的那种矛盾？乾隆的“一口通商”，隔绝中国人与外国人的任何交往，是从经济角度来考虑政治文化问题。
当然，乾隆这样做，还出于这样的思考：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原本不需要跟洋人贸易，只因为天朝的茶叶、瓷器、丝巾是你们的生活必需品，所以这才开恩，允许你们进行贸易。……也就是说，即便一口通商，也是大清国对外夷的恩赐。
为有效管理“一口通商”的对外贸易事宜，清朝廷实行了“以官治商，以商治夷”的管理体制。作为对外贸易的管理机构，粤海关直属户部，海关监督一般由两广总督兼任，或委派有过担任榷关监督经历内务府包衣担任，实际上是皇帝的直接代表，牢牢控制了粤海关的关税征收大权，主要职能为管理领海、对外贸易、征收关税以及对行商的管理。
而入“十三行”的行商要求也极为严格，他们由粤海关选择，必须是实力雄厚、信誉良好、富有外贸经验的商人。行商制度多有变化，但其原则必须按乾隆圣旨“官府不得与洋人直接交往，有关涉及外商的一切事宜交由广州的‘十三行’办理”的规定：外国商船抵粤须在行商中选择一人为“保商”，保商对于该外商船只及其船舶水手之一切行动负完全责任，“承销外商进口商品；代表外商缴纳关税；代表政府管束外国商人，传达政令，办理一切与外商交涉事宜，外商只能将货物卖给行商，外商欲购入茶、丝及其他商品亦须委托行商代办，而外商因经营不善破产等损失，行商须连带赔偿。
无疑，“十三行”区成为当时中国唯一合法的“外贸特区”，“十三行”则成了既防止中国人跟外国人打交道，又防止外国人进入中国的唯一可以同洋人打交道的准对外机构。
行商聚集区被称为十三行，实际上商行的数额也是在不断变化的。十三行早期的贸易对象，除了英国，还有荷兰、丹麦、西班牙等西欧国家。之后，贸易的对象就多了。据史料介绍，几乎所有亚洲、欧洲、美洲的主要国家和地区都与广州十三行发生过直接的贸易关系。这里拥有通往世界各主要港口的环球贸易航线。从世界商贸的角度看，一口通商是贸易上的一种束缚，但客观上却造就了一个时期里著名的中西贸易中心和广州历史上令世人瞩目的经济文化的辉煌时代。
与十三行商的营业所相适应的，还有十三“夷馆”（即商馆）。它是由行商专设的接待外商住宿、储货和交易场所（每所租金，乾隆年间每年约六百两银），实际上是洋行的一部分。“夷馆”是“夷人寓馆”的简称，设在十三行街附近，即今广州十三行路以南、人民南路以西、珠江河以北的地方，也即现在广州文化公园一带。这些商馆被许多街巷分隔开。
▲广州十三行商馆一角（选自《鸦片战争》资料）
对外国商人使用的楼堂称夷馆，而对外国商人则称之为夷商。“夷”是野蛮人的意思。
那时，对夷人是歧视的，施加了种种的限制。比如：
一、夷人居住在夷馆，禁止随意外出。准许每月的初八、十八、二十八三天到附近的花地海憧寺散步、运动，但一次不能超过十人。
二、夷人不得带番妇(外国妇女)来广州。
三、夷人不得乘轿。
四、夷人不得雇中国人使役。
五、夷人不得在广州过冬。
当时是帆船时代，欧洲的船只都是乘五、六月的西南风来广州，利用十月前后的西北风返航。禁止过冬的意思是，做完买卖就不得耽搁，立即回去。
不过，这些禁令实际上似乎并没有严格遵守。如规定装卸货物也不得雇用苦力，这一条如果严格遵守的话，那就无法做生意了。现在香港一带仍把中国的女仆称作“阿妈”，当时的夷馆里就已经有“阿妈”在劳动。在夷馆里干杂役的少年或男人称作“沙文”，沙文就是英语仆佣SerVant的译音。
不准过冬的禁令也没有得到遵守。中国的官吏受了贿赂，一般的事情都会睁一眼闭一眼的。
广州的外国人虽然受到许多限制，但他们可以到葡萄牙人获得特殊居住权的澳门去。不准夷妇进入广州，但可以把妻室儿女放在澳门。
道光十年(1830)澳门外国侨民的人口调查记录现在还保存下来。根据这个记录：
白人：男一千二百零一名，女二千一百四十九名；
奴隶：男三百五十名，女七百七十九名。
殖民地一般不可能出现女人比男人多的现象。其实这女人多是由于男人们大多在广州工作，因此才出现的数字。
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出，清朝政府奉行的是不平等的恩赐贸易。不平等的恩赐贸易相对于海禁来讲，是一种进步。但是，与当时的时代潮流是格格不入的。首先，这一政策的长期推行阻碍了中外联系，影响了中国吸收先进文化和科学技术，致使中国与世界隔绝，严重地阻碍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发展。其二，违背了平等贸易的原则。不仅将外商，即便是外国政府官员，都被低看一等，故不可避免的会发生矛盾和冲突。第三，商办官督必然会带来官商勾结的问题。官商勾结，腐败不可避免。
导致鸦片走私的直接原因
鸦片战争虽然是以鸦片命名，但追根溯源，推动这场战争的却是茶叶。1664年，茶叶输入英国只有两磅两盎司，约一公斤，是当做药材用天平称售的。过了不到100年，即公元1757年，乾隆下令只限广州一口通商的时候，英伦三岛上已是无人不知茶，无人不饮茶，年输入的数量已超过500万公斤！甚至连当时的英国贵族也无奈地感叹：想不到还有什么东西，能像中国茶叶这样快地征服了英国人！尤其是他们的上流社会、贵族阶层，都养成了饮茶的习惯，所以整个英国社会对于产自中国的茶的需求日益增大，以至于1793年英国使者马嘎尔尼访问中国的时候，还特地向乾隆皇帝提出，把扩大茶叶的贸易作为他们一项非常重要的要求。
客观地分析英国商人，他们也是想通过正常贸易解决问题，即希望用英国的工业品换取中国的茶叶、丝绸等商品。据英国报纸报道，英国有人希望中国四亿人每人衬衣下摆都加长一英寸，以增加英国工厂一年的生产量。但当时中国人的消费观，以及服装生产能力决定英人希望是空的。所以，这条路被封闭的大清贸易体制堵死了。于是，英国人只能用白银来换取他们所需要的商品。然而，巨大的贸易额决定用白银支付是难以为继的。最终，英国人采取什么办法来解决贸易逆差的问题的呢？他们选择了鸦片。据统计，1767年，英国输入中国的鸦片是200箱，而到1837年已经增长到3.9万多箱。
据广东鸦片战争博物馆资料介绍：英国向中国走私鸦片的原因是：在鸦片战争前中英贸易中，中国处于顺差地位，英国处于逆差地位。表面原因是闭关锁国，根源是自然经济的抵制。他所产生的影响首先是阻碍中国的正常发展，当然也不符合英国人的贸易需求，核心是经济政治利益。所以，英国人想通过鸦片走私扭转贸易逆差，这由其资产阶级的扩张性及剥削性决定的，但从根本上来说，是想武力征服中国，打开中国的大门。
历史学家发现，早在公元八世纪的唐朝，鸦片已经由穆斯林商人带入中国。只是那个时候是药品。而到了十七世纪，在荷兰人和英国人的操控下，鸦片由药品衍变成毒品，才引起官方的注意。1729年，雍正皇帝就曾下令禁止分销鸦片，可是，鸦片进口的数量一直在稳步上升。到了1820年，清政府方察觉禁令根本没用，吸食鸦片的风气正在从普通人蔓延到精英阶层，从南方扩展到京城，皇宫里也不例外。
1800年至1838年鸦片走私数目：
1800年(嘉庆五年)输入鸦片4570箱
1811年5091箱
1821年(道光元年)5959箱
1822年7773箱
1824年12434箱
1830年19956箱
1832年21985箱
1835年30202箱
1838年40200箱
(引自《鸦片战争》一书)
这组数字，不得不提醒我们思考：到底是鸦片导致了中国的衰弱与腐败，还是中国的腐败与衰弱给了鸦片泛滥的机会？
附：
鸦片屡禁不止。原因很简单，天朝的官员欺上瞒下，边禁毒边吸毒边贩毒，历次禁烟运动都成为“贼喊捉贼”的官场游戏。嘉庆皇帝禁烟，这是那些靠鸦片发财的皇亲国戚和大官僚不能接受的。他们阳奉阴违，举着禁烟的旗子，一方面继续秘密种植加工罂粟，一方面大肆走私。对于他们，走私更合算，税都不用交。1800年，事实上中国西南各省自产的鸦片就已经超过了进口。到1830年代，走私和自己的种植加工已使鸦片生产大大增加，皇帝的禁烟令成为一张废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