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天赐
编者按天赐，青云桥青石板街一个老财主的大少爷的二少爷，有点智障，说起话来结结巴巴，且吐字不清，爱发出尖叫声，最忌别人捏他的鼻子。在物质匮乏的年代，发生在他身上的故事既让我们诅咒时代的荒唐，也欣赏他的憨态可掬。本文给人笑中有泪，乐中有哀之感。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居住的青云桥公社是个小集镇。生活在此，你可能不知道公社书记姓甚名谁，但不可能不知道天赐其人。
这天赐究竟乃何路神圣？有如此之高的知名度?
其实，天赐既非神，更非圣，乃是青云桥青石板街一个老财主的大少爷的二少爷。
说起这青石板街，我不免扯几句谈。从明末始，它就是青云桥的主街，也是开店设铺做买卖的好地方，不足五米宽的街面由一色青石板铺成，锃亮滑溜。两边是两层砖木结构的合面店铺，这条不到三百米的街住着镇上所有的富裕户。每逢赶圩，街上人头攒动，水泄不通，买卖吆喝声此落彼起，一浪高过一浪......青石板街的滑溜由来已久且颇具名气。上世纪听老一辈讲，那时，你走在石板街上，却迎面碰掉了青皮后生手里托着鱼缸（或酒瓮），“啪哒”，这东西摔成碎片，水洒了一地，鱼儿们在石板上挣扎、喘气。他们可不管这些，拽住你不放，不高价赔偿，你休想脱身。你扛上一根杉树楠竹之类来赶圩，若被地霸看上，就会戳上“府记”，象征性地给点钱，强买了。不知从何时起，方圆几十里就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青云桥，石板街，滑溜溜，溜溜滑，过往行人小心踩。”此类事情当然发生在共产党坐江山以前。
天赐的祖父清末就在青石板街开起了小集镇上第一家酿酒作坊。他为人忠厚，生意场上以诚为本，童叟无欺，所以，生意越做越红火，作坊越开越大。没几年，就发财了，买了近百亩良田，雇了长工。未到解放，谭老板便撒手归天了。正在南岳念中学的大少爷，也就是天赐的爸，不得不辍学在家继承父业。大少爷生得慈眉善目，皮肤白皙，身材颀长，文质彬彬，毛笔字写漂亮，算盘打得又快又准。在他的悉心经营下，酒坊生意日益兴隆，家产越来越大。可是好景不长，没到三年，小集镇来了穿黄军装的土改工作队。谭大少爷因家产丰厚被工作队划为地主成份。幸好十个月前与匡氏结婚，否则，在他身后，谭家香火就无人续了。大少爷的田地房产绝大部分被人民政府没收了，仅留下两家铺子给他。据说，这是因为谭大少爷为人忠厚，人缘好，农会向工作队说情才留给他家栖身之用。匡氏嫁入谭家一年后才为他生下一个胖小子。可是，这小子生下来哭得比别的孩子凶，几天也不见拉大便。后来人们发现这小子?肛门。由于那时没有外科医师，胖小子不到十天便死了。为此，大少爷成天愁眉不展。因为当地有句咒人的话：“做了缺德事，养崽?屁眼。”对这话，他怎么也想不通：我家世代为人忠厚，诚信为本，怎么会遭这样的报应？老天爷，你就这么不开眼呀！说来也怪，自从大少爷诅咒老天爷后，匡氏的肚子连续几年都是瘪瘪的。后来，大少爷觉得自己不该咒天，偷偷地焚香向老天爷认了错，并在每月初一十五敬天。终于在公元一千六百二十三年初冬，匡氏又生下来一个白胖男孩。有了上次的教训，大少爷让接生的对婴儿做了全面检查。听到“孩子身体正常，完好无缺”时，大少爷心里乐开了花，认为这孩子乃上天所赐，便取名天赐。
这天赐长了十几个月还没有什么不正常之处，可是会说话、能走路时，毛病就表现出来了。天赐说起话来结结巴巴，且吐字不清，爱发出尖叫声，而且最忌别人捏他的鼻子。谁要是碰上了他，只要边做动作边大声说：“牵鼻子!”他便一声尖叫，奋力逃窜。即便无法逃窜，他也会尖叫着，用手双护着头，不停地摇晃.......尽管天赐智商无法达到上学的高度，可大少爷还是将他送进了学校。在学校里，天赐根本不知道读书是怎么回事，即使他知道读，也没法读成。因为有不少同学总爱作弄他，把他当做寻乐开心的料。每逢课余时，总有人奔过去牵他的鼻子。于是，每天校园里要上演无数幕“要牵与不准牵”的闹剧。由于天赐的存在严重影响了教学秩序，不到一个月学校就劝退了他。
那个年代，物质匮乏，人们一日三餐都成问题，更何况谭家的天赐了。处于半饥饿状态的天赐成天在街上机关单位的食堂游荡，一有机会就抓食饭粒、油渣等。一天下午供销社的厨房刚炼完油大铁锅里还有油渣。天赐窜了进去，瞅见炊事员进了里间，他就趴上灶台，伸过头去抓食油渣。突然，侧放的大锅盖仆了下来，将他的头压住，脚离开了地面，不停地伸蹬着......幸亏炊事员赶来救下他，否则，一道世所罕见的菜肴---“黄闷人头”就这么诞生了。那是天赐九岁的事了。
夏天，天赐喜欢去田边土里转悠。因为在那里，饿了可吃瓜果，渴了可喝清泉。吃饱喝足了，天赐就去江里泡澡消暑。他不会游泳，就把整个身子埋进浅水里，只露出脸面，酷似一条泡在池塘里的小水牛，往往一泡就是大半天。
天赐就这样在人们的耍笑和生活作弄下，被父母喂养到了十二三岁。天赐虽然懵懵懂懂，但有着像猴子一样学别人样的嗜好。那个时代，“抓阶级斗争促生产”的做法非常流行。田间地头、露天场地随时都可成为贫下中农批斗“阶级敌人”的场所。每次挨斗自然少不了谭大少爷，自然也少不了陪斗的天赐。用当今流行的词语来说，天赐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陪斗志愿者”。因为他逢斗必陪，陪必到底。
有一天夜晚，大队广场的土台子上灯火通明。台上跪着几个大人和一个少年，几个站着的人指着那些人的鼻子大声斥责。原来，谭大少爷他们又被斗争了，天赐又在认认真真地履行职责---陪斗......
记得，天赐第一次陪斗时，他径自来到台上，“噗”的跪在谭大少爷旁边，低着头，那神态与谭大少爷别无二致。台下的群众见状便哗然大笑，那场面产生的喜剧效果毫不亚于赵本山表演节目。哄笑声盖住了讨伐声，嬉闹驱走了严肃......眼看批斗会无法继续下去了，主持会议的干部急忙叫民兵把天赐拖出会场。可是过了一会，他又爬到台子上，挨着大少爷跪下了，真叫人啼笑皆非。这样的场面多了，大家也就习以为常了。
那年代，交通极不方便，小镇一天只有早晨、下午两趟车去县城。天赐成天在车站游荡，与站长、司机们混得非常熟。哪趟车谁开，什么时候进站，什么时候出站等情况他竟然都能烂熟于胸。每天在车站验票处，乘客候车室、车门旁都有天赐忙碌的身影。因此，人们都戏称他“天赐副站长”。他的名字随着司机、乘客的传播，越传越远，知名度越来越高。
天赐的名字能在全县打响，还得益于这么一件事：他的本家族兄（年纪与天赐父亲差不多，辈份与天赐一样高）在县里当书记。天赐在县城东游西荡了大半天，有点饿了，就来到了县委会大院，正遇上谭与几个干部准备乘车外出。他跑过去，拉住书记的手结结巴巴：“××哥哥，我要吃饭。”旁边的人一听，满脸不解地看看天赐，看看谭书记。谭书记面带微笑，坦然说：“他是天赐，我族叔的儿子，有点智障。”谭书记从口袋里拿出餐票和十元钱吩咐工作人员带天赐去食堂吃饭，再买张车票送天赐回家。自从这次后，天赐的名字在全县传开了，因为县委谭书记是他的族兄，更令人羡慕的是他受到了一向严肃的谭书记的礼遇。天赐以后无论去公社，还是到县里都可以到食堂吃饭了。
十五六岁时，天赐竟然迷上了酒。只要街坊邻居办红白喜事，他就会混入厨房，捧起酒具仰着脖子一阵猛灌，此情此景，连一向狂饮者也望尘莫及。天赐自然是脸色青铁，如一团烂泥瘫在地上。主人见状慌了，急忙差人叫来谭大少爷。谭大少爷一脸凄然，无言无语，俯下身子抱起天赐横架在鸡公车上，推着他“咿咿呀呀”地走过田间小径，走在油亮的石板街上。这单调、重复而枯躁的车轱辘声似乎在替谭大少爷向苍天大地，向人们诉说着什么。此时，谭大少爷表情木然，满脸的沟沟壑壑显得更宽更深了，一头浓霜般的短发冒着腾腾热气，推车的短扁担重重地横扣在铋后......这样的画面，每年不止五次映入街坊邻居的眼帘。
后来，上头政策改变了，再不搞阶级斗争了。天赐一家也摘了帽，个个成了社员，停了十几年的酒坊重新开张了，凭着老字号的名气和信誉，酒坊的生意越来越红火,日子过得比以往舒心多了。不到三年，天赐家的铺子换成了三层红砖楼，后面的酒坊也焕然一新，规模更扩大了。天赐在父母的带领下，整天，做些往天锅舀水、掺水的事，很少有机会在外面游荡。
由于家境的逐渐富裕，天赐也走起挑花运来了。一天，媒人给天赐说媒了。媒人说，女方是山沟沟里的，人挺聪明，但脚是瘸的，母亲早已过世了，除她和父亲外，还有一个半瘫的哥哥，家境极差，愿意对这门亲，但要过两千元彩礼钱，现在只等男方回话了。谭大少爷夫妇听了万分高兴，连忙答应。那神态就像大清早捡了个大金元宝似的。那天订完亲，送女方父亲走时，谭大少爷夫妇说：“老亲，慢点走，以后赶圩进屋。”面对那场合，天赐自然说不出什么新鲜话儿，只好将父母的原话送给老丈人了。天赐的话一出口，谭大少爷的脸色气得青铁，老丈人哭笑不得......
圆房那晚，天赐上了床也不晓得与新娘行鱼水之欢，尽管新娘百般逗挑、诱惑，尽管好事者悉心启发、调教。折腾了大半夜，天赐还是根本无法履行那晚一个男人应该履行的职责......
天赐的女人与他生活半年后，在一个赶圩的日子里悄然无声地不见了。有人说，她与一个打絮被的浙江佬走了；有人说，她和邻乡的一个老光棍去云南了；还有人说......
说来也无法让人置信，自从女人不见了，天赐就像丢魂似的，做事无精打采，心不在焉，该舀水、掺水时，他忘了。为此，没有少挨父亲的揍，消失了较长时间的尖叫声，又时不时在石板街响起来了。后来，天赐干脆在外流浪，不回家了。也在这时候，天赐嗜酒、偷酒的老病复发了，且愈来愈严重了。一九八五年，冬季的一天，镇上一家办丧事，天赐瞅准机会，蹿进厨房捧起酒坛就灌......当人们听到“哐?”的响声，跑进厨房时，只见天赐似一坨烂泥瘫在地上，脸色乌青，大口大口的粗气和着白沫从嘴里喘出，挺吓人的。谭大少爷闻讯赶来，与以往一样，他把天赐横架在鸡公车上，推起就往家里走去。车轱辘刚滚到家门口，天赐就去瑶池赴宴了。
就这样，小镇的一代名人谭天赐永远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
蝶恋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