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后忆父亲
那天，远在老家的大哥打来电话，说想在父亲去世二十周年的时候，办一场体面的周年祭礼，以此告慰多年前因病去世的父亲的在天之灵。
放下电话，我沉思良久。是呀，父亲去世的那个年头，我们弟兄几个还未全部成家，家里条件不是太好，父亲的葬礼办得也不是太体面，现在条件好了，是该为天国的父亲做点什么了。
父亲去世二十年了，现在回想起来，父亲的样子已有些模糊，但父亲那正直的品格、博大的胸怀、对我们无私的爱，却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刻记在我的内心中。站在楼房下面，顶着略有冻人的冬风，握着刚刚挂断的电话，我的眼睛深处，分明又看见父亲向我起来。
父亲出生三十年代，经历了日本人的侵略、饥饿的五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时期，每一个时期，父亲都历经苦难、饥寒和无奈，每一次成长，父亲都让人看到了他的坚强、忍耐和大爱。短短的58年人生路，父亲饱尝世态炎凉、人情冷暖；长长的58年尽责路，父亲问心无愧于村人、亲戚和朋友；和我们这些孩子相处的几十年，父亲更是把严厉的爱、正直的爱、委屈的爱，体现到我们的学习、吃穿、做事等日常的点点滴滴中。
从我记事起，父亲的形象就定格在脑海里：瘦弱的身躯，深陷的脸颊，杂乱的胡须，手指间加着的烟卷，不停的咳嗽声。在上学前的那段记忆中，我努力搜索父亲的影子，脑海中唯有一件事犹在。
那是上小学前的一个晚上，煤油灯照得昏暗的堂屋出现了一片光亮，我和父亲睡在靠北墙的地铺上。天刚黑还没有多久，冬天的农村就已经进入了它的梦乡。年幼的我却睡不着，缠着父亲教我认字。刚挖河劳累一天的父亲就坐在床铺边沿，对着那忽闪忽闪的煤油灯，从一张破旧的桌子下面拿出了一个小本和一截铅笔，在发黄的纸张上写了“少平”两个字，工整而大气。我知道，少平是我家谱里的名字，而且这两个字相对我那时在用的名字而言，既好学又好写。我趴在桌子上，露出半个小脑袋，用稚嫩的小手歪歪斜斜地写出了“少平”两个字，既笨拙又难看。但父亲却高兴极了，他笑着说，这个孩子将来肯定有出息，第一次握笔写字就写得那么好。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那“少平”两个字写得到底好不好，但我却知道我听了父亲的话感觉到了高兴。父亲的那次鼓励一直让我受用至今，现在，在对同事的管教和孩子的教育中，我一直是鼓励居多，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从记事那天起，父亲就是我们村苹果园林场的场长，我也经常在那个地方玩。但那个时候却总是不想和父亲在一起，因为父亲不让年小淘气的我摘树上的苹果，拿林场的东西，甚至在我大了稍微知道一点事理时，父亲更不让我往家带一些从树底下捡拾的因风吹落的坏苹果，也不让我和他在一起吃林场的饭。但是，父亲对别人却是恰恰相反。在果园的南头，我家刚好分得半亩多沙地，种其它庄稼没有太好收成，父亲就在那里种上了各种小甜瓜（在《瓜园忆事》中我提到过），但好客的父亲把各种熟了的小瓜都拿到林场里让大家吃，以至于后来那些林场的职员们经常来瓜地里吃瓜。那个时候，我常常生父亲的气，认为父亲对我们弟兄们没有对别人好。后来，在我长大懂事后，母亲给我讲了在我未出生和还不记事时父亲的一些家事。
父亲在七十年代时，是我们几个队的大队长，掌握着村子里的经济和粮食。在那个饥饿的年代，粮食对每一个家庭来说是件大事，如果多多少少有一些粮食，虽不能裹腹，但也不至于饿死人。我们家弟兄们多，分的口粮根本不够吃，母亲就打起了父亲的主意，让父亲从生产队里拿一些粮食回来，让我们小孩子们吃上一点。可父亲从来没有拿过一丁点粮食回来，母亲也没有办法。那时，我们弟兄中最年长的大哥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饿得跑到村子里杏树下面捡拾坏杏吃，连里面的杏仁也吃个精光，可谁想，那些杏仁没有经过处理，都是有一些毒性的，就这样，我那个15岁的大哥就极早地离开了人世。这件事虽然让父亲很内疚，但他却没有后悔。父亲讲，他是一队之长，全村人都在挨饿，他不能据一已之私，而落下骂名。后来，我也慢慢地懂得了父亲的话，也理解了父亲那时内心的无奈和苦衷，更感到了父亲的无私和伟大。
上学后，父亲对我们的教育和管束更加严厉。他告诫我们，上学就意味着我们有能力思考问题、分辨是非，就意味着我们自己要在人性的善恶美丑中锤炼品格、增长志气，就意味着我们在与人打交道时要恪守道德的最底线，再穷不偷不抢，再饿不要不想，尊老爱幼，与人和善，一旦犯错，严惩不贷。父亲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八十年代中期，我在邻村上小学。那时，学校门口经常有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摆摊卖吃的小零食和玩的小东西，其中一个老人卖的核桃深深吸引了我，记不清是什么原因诱使我有一种非常想吃它的愿望了。核桃是按个卖的，好象1分钱两个。这个时候我想到了我们家堂屋的那个上着锁的抽屉。那时，我们村子里开了个罐头厂，刚从高中毕业的二哥在里面当会计，工作中，经常会有一些硬币，他就把硬币放在我们堂屋里那三斗桌最左边的抽屉里，抽屉是上了锁的，而它旁边中间的抽屉却没有上锁。我在没人的时候就开始琢磨这两个紧挨着的抽屉，最后发现两个抽屉的上面是相通的，从中间这个抽屉，可以把手伸到最左边那个抽屉里，当然也可以拿到那里面的硬币。我为这个发现而高兴，就开始偷偷地拿那里的硬币了，刚开始时仅敢拿1分、2分的买几个核桃吃，而且还担惊受怕。后来发现二哥并没有看出来，慢慢地胆大了，发展到拿几个5分的买玩具了。
记不清是哪一天了，回到家里还未吃饭，就看到黑着脸的父亲站在院子里，母亲看着我，一个劲地使眼色让我快跑。还未弄清楚怎么回事，我就被父亲一把拉了过去，紧接着就是一顿好打，记得刚开始时父亲用他脚上的鞋子（我们那叫量泼鞋）打我的屁股，不知道打了多少下，反正我是疼得哇哇乱哭。周围来了许多邻居，都在劝父亲住手，可父亲根本听不进去，后来好象又换了一个棍子，边打父亲还边说，从小没规矩，长大必祸事。那件事情过后，我再也不敢偷拿家里的任何东西了，包括以后在社会上，我都是恪守着父亲的教诲，不是自己的东西万不能碰，天上不会掉馅饼，自食其力才是王道。
八十年代，土地分到了农户手里。我们那时家里弟兄们多，而且都小。父亲不象其他的家长那样，早早地让孩子们退学在家劳动，而是让我们都到学校里上学，我觉得这是上过几年学的父亲的远见。可这样一来，我们家的生活就有些艰难了，就这样，早已不当队长的父亲开始谋求生计了。慢慢地，我们几个弟兄都长了起来，由于那时的条件和中国历史的原因，我上面的大姐和两个哥哥高中毕业后都没能参加高考，而不得已在家劳动了，这个时候，父亲就开始带领他们种棉花致富了。可就是这样，家里的生活还是没有好转起来。
后来，结了婚的姐姐就让父亲在我们村子里开了个小卖店，卖一些村里人的日常用品什么的，赚一点小钱补贴家用。小店就开在我们家门口，一间自己盖的小房子，由那时身体已不好的五十多岁的父亲看管着。这个时候，我刚上初中，偶尔也替父亲看管一会儿。我毕竟上着学，在算帐、记帐方面还是比父亲要快，就这样，只要我有空，父亲就让我和他一起看管小店。后来，才知道，在父亲眼里，我是唯一可能实现父亲愿望的人，父亲心疼我，为了不让我劳累，就找个理由，免得上面的哥嫂们让我去田地里干活。但是晚上，父亲又害怕我们睡在外面的小店里冷，就一个人睡在小店里，晚上和村子里很多老头们说说笑笑到很晚才关门睡觉。
有一天深夜，在后面院子里睡觉的我们突然听到前面小店里父亲的叫喊声：“抓贼呀，抓贼呀！”等我们和周围的人们赶过来时，才知道原来是两个不认识的年轻人，在半夜时敲小店的门，说是路过这儿，饿得不行了，想买点东西吃。善良的父亲就没有多想，穿上衣服就打开了小店的门。可谁料，两个人却拿出了刀子，抢走了很多烟酒。我们很多人追也没有追上，就不了了之。这件事虽然让父亲有一些伤心，但他只是给我们讲，那两个人一定有困难，没有人会冒着危险干这事的，以后多小心就行了。我觉得，这是父亲待人的宽容和对生活的大度，这件事让我也明白了，对待哪怕一件不好的事情，也要看到它的另一面。
我在小店里卖东西的时间越来越多，慢慢地我竟然喜欢这个行当了。有一天我和父亲聊天时提到了这件事，我对父亲讲，没有必要费那个劲考大学，这个小店赚的钱够两个人吃饭了，将来再开一个大一点的店，可能还会更好。我记得当时父亲没有说话，我也没有多想。可第二天，父亲就让姐姐把小店里所有的东西都拉走了，关闭了小店。在我们全家人的惊讶中，父亲说了一句话，饱暖思淫欲，自满无大志，断了你们的念想，好好上学去。这么多年想来，父亲当时那种“断腕壮志”的气概还真让我们佩服，这种气概也促使我努力学习，得以完成父亲的心愿。
听我母亲讲，我们家在爷爷时代是一个中农之家，以前家里是很富裕的，整个村子里的果树大都是我们家的。但我们家不象有些富人那样对村民很坏，我们家象对待自家人一样和村里人相处，把果树让他们养让他们收，后来在打倒地主时，我们家的果树也分给了村里人，但我们家人却没有受到村里人的批斗，而且父亲还当上了队长。父亲在当队长和林场场长的时候，对方圆几个村里的人一样的好，得到了很多人的尊敬。父亲带我一起出去的时候，如果在路上遇见熟悉的人，对方肯定先下自行车或马车，大老远就和父亲打招呼，寒喧几句后方才离开。我想，这是父亲在人们心中的形象和地位，只有无私的奉献和博大的胸怀，才会得到人们心底真正的尊敬和爱戴。
不开小店了，父亲就开始走街串巷收废品了。那时候没有车，父亲就用一辆架子车，家里买了一头小毛驴拉着，就这样，父亲开始了长达几年的收废品营生。周围几个村的人都认识父亲，见父亲过来，他们就把准备好的废品拿出来，让我父亲随便点数随便给钱。他们一是相信父亲，另一个则是可怜父亲。每每这时，父亲也不觉得有什么难为情，就当着他们的面把废品一一点清楚，把零钱给够他们，一分钱的便宜也不会占。在收废品的过程中，最令父亲高兴的，莫过于听到别人在他面前夸奖我的学习了。有时候，父亲收废品刚好经过我们的的学校，他就会等到我放学，让我坐到他的毛驴板车上，一路吆喝着小毛驴快步往家赶去。
那时的我还小，并不懂得什么，只记得坐在毛驴板车上，感受着车子一颠一颠飞快地向前跑着，幸福极了。车上装载着各样的废品，前面是折叠得整整齐齐的旧纸箱，后面是排得齐刷刷的玻璃瓶子，父亲爬满皱纹的脸庞在太阳底下显得更加苍老，清瘦的身躯在板车上拉下一个长长的影子，嘴里抽着的烟卷冒出的烟气随风飘荡。父亲曾经给我们说，人，干哪一行都不丢人，只要自食其力，别人都会尊重你。
1991年夏天，我顺利考入县城高中。这一年，我家的经济更加困难了，上面的大姐和三个哥哥在同一年都生了男孩，父亲在高兴得合不拢嘴的同时，也为我上学的学费发愁。后来，父亲只好去借村子里月息3分钱的高利贷（父亲是不愿向别人借钱的），借了200元，等到秋后要还260元的。高中是要住校的，每个人要往学校里缴一定的粮食。家里大人多，又逢收成不好，家里的小麦很快就见了底，大冬天的，父亲又去邻居家借来了麦子。那天一说借麦子，几家的人都把麦子扛到了我家门口，争着让我们用。父亲用无言的行动支持着我的学业，让我在以后的求学中更加努力。
但是，父亲的身体越来越差。父亲不喝酒，但他抽烟特别厉害，一天就要两包左右。母亲劝过他多次，但父亲说，家里的生活需要他打理，这烟是他强打精神支撑家庭的一剂良药。父亲从不抽好烟，一直到他去世，他抽的最贵的烟是九分钱一盒的“佛手”牌香烟。抽烟对父亲的身体影响很大，父亲经常咳嗽，吐痰，但他却似没事一样，经常安慰我们，并经常身体力行地忙这忙那。那时的农村，医疗条件也不是太好，父亲也只是在生个小病时抓点药吃吃，并没有进过大医院检查身体。
上高中的第一个冬天就要过去，我也迎来了高中的第一次期末考试。记得那天上午考最后一门英语前，在学校里碰见了我们家后面二伯的孙子，他告诉我他是来办事的，顺便找我玩，并说等我考完试再找我。当时我没有多想，就安安生生地考完了最后一门。考完后，我们就放寒假了，我就和那个侄子回家了。
在自行车进村没多久，我就听见了唢呐声，心中顿时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拐过弯，就看见了挂在我家大门口的白幡，我的父亲去世了。我一下子懵了，从自行车上摔了下来，跟我来的侄子来不及扶我，我就哭喊着向家里爬去。父亲的病在前天夜里厉害了，叫来了村里的医生，又拉去了县城，但都没有救回父亲的命。听母亲讲，父亲在车上对她们说，不要给我讲，我正在考试。这是父亲的最后一个心愿，家里的人含泪答应了。
父亲就这样在他58岁那年，离开了生他、养他的大地，离开了爱他、敬他的我们的母亲，离开了他热爱的、战斗过的村子，离开了他亲过、爱过、打过、骂过的孩子们。父亲从小至大经历了家庭从富足到贫穷的变故，经历了青年丧子中年丧父的痛苦，更经历了穷得吃草吃树皮的年代，但父亲从没抱怨过，以一种宽容的心态对待生活，一种无私的心态对待村人，一种博大的胸怀对待未来，一种严厉的心态对待孩子。父亲的去世，让我们痛苦万分，让村人唏嘘不已。父亲走后，我们弟兄几个更加努力生活，上大学的上大学，做生意的做生意，生活过在了村里人的前列，都没有辜负父亲的愿望。我们和生前的父亲一样，安静生活，宽容待人，低调做事。这是父亲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
短短二十年过去了，父亲的往事仍历历在目，不知道父亲在那边可安好？（三人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