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记三爷（春节特刊）

那天驾车回兰考县农村的老家。车子刚进村，就透过前挡风玻璃远远地看到，尘土飞扬的土路上背手走着一位老人，高大魁梧的背影，矫健坚定的步伐，我不禁想到了他，三爷。

车至跟前，果真是三爷。下车问候，握着三爷的手，我激动不已。七十五岁的三爷真的有些老了，以前那厚且黑的浓眉已花白相间，头发已是满头银白，脸上爬满了历经风雨和沧桑的皱纹。我不禁有些心酸，这是那个二十年前带领兰考县人民同抗风沙共治水患、对家忠孝两全、于国克已奉公的县委书记三爷吗？

我们村子不大，仅有500多口人，村中基本都是徐姓。三爷是我们同姓本家，按家族辈份，三爷属“宗”字辈。“宗”字辈的人在村子里不少，是我们这辈的“爷们”辈。三爷大名“徐宗礼”，但我们都喊他的小名，“葵生爷”。

三爷出生在30年代末。听父辈们讲，三爷1959年就考上了北京矿业学院。那时的大学生好象以前的秀才一样受到周围几个村人的尊敬。那个年代，结婚都比较早，三爷也是在上高中时期就和我们现在的三奶结婚了。三奶在家务农，没有上过学，在三爷去北京上学的那几年，她一个人在家拉扯孩子，等三爷大学毕业时，三奶因长期的劳累，患上了风湿性关节炎，不久就瘫痪在床，失去了劳动能力。大学毕业后，三爷就留校任教了。三爷在北京上班期间，就开始给三奶看病了。用架子车拉着三奶徒步三十多里到兰考县火车站，再把三奶背上火车，到北京后再背到学校。但经多处医治，三奶的病始终没有好起来，三奶一直瘫痪在床。为此，三爷多次向上级要求调回兰考县工作，以便照顾在家瘫痪的三奶。后来，在学校往徐州搬迁的时候，三爷终于调到了兰考县工作。

后来，我慢慢长大，有了记忆。1987年，三爷接任兰考县委书记，是焦裕禄后的第六任县委书记。

三爷弟兄四人，还有一个最小的妹妹，即我们喊的姑奶。三爷排行老三，老大和老二都在七十年代因病、因事相继去世，都留下了孤儿寡母，在村子里种地为生。家里的四爷也很有才，能写会算，毛笔字更是方圆几个村的名手，每逢春节，找四爷写对联的人络绎不绝。但三爷的母亲不想让最小的四爷再出去，就留在了身边，留在了村里。本来四爷在村里还是个会计，但三爷一进入县政府，四爷就什么也不干了。后来三爷当县委书记后，乡里的乡长多次提出让四爷做点事，但都被三爷或四爷拒绝了。三爷害怕别人说四爷干事是沾他三爷的光。那个姑奶，三爷家唯一的一个女孩，直到现在还在农村种地。三爷没有给他一娘同胞的几个弟妹安排过任何职务和任何事情做。这让当时村里的人很不理解。

九十年代左右，农村还都靠种庄稼养家。那时候，土地的亩产不是太高，大家在庄稼上都开始使用化肥，如磷肥、尿素等各种肥料。但由于那时候的化工业还不是太发达，整个兰考县城仅一个公办化肥厂，生产出来的化肥供不应求。村子里有头脑灵活的人就想找三爷，从中倒化肥赚钱。后来，碰了一鼻子灰，别说倒化肥了，就连自己上地用买化肥找三爷也是被骂回来。几年中，没有听说村里哪一家哪一户，甚至四爷家，从三爷他手里拿到过一张买化肥的批条。

不仅是买化肥这事，其它的事情，只要涉及找人托关系，三爷是一概不办。1993年，我高考失利，分数仅到中专线，报考了中牟农校。当时害怕不被录取，就和家中的大哥，叫上四爷，拿一篮子自家鸡下的鸡蛋，来找三爷了，想让三爷给找个人，去那个中专上学。那时三爷已从县委书记位置上退下来，担任县人大主任一职。记得那天三爷正在开会，我们在外面等到他出来。我们想，我是我们村自三爷后出的第二个大学生，三爷应该会帮忙的。可等我们说明了来意，三爷的脸就沉了下来，两条浓眉紧蹙，额头紧锁，低声喝斥我们这事不该来找他，要凭分数上学。后来，我还是又复读了一年。那时候，我家人对这事还是有一些看法的，很长时间过不来这个劲，但现在想起来，觉得复习走对了，至少第二年考了个更好的大学。

1989年，河南省开展了一个叫“平坟还耕”活动，号召农村把自家的坟头给平掉，在上面种上庄稼。在那个年代，祖坟可是农民们的上辈香火呀，谁也动不得。活动在兰考县也开展得很不顺利，为了响应号召，三爷就从自家下手了。记得那一天，我们全村人都来到了村南地，阻止三爷把平他父亲的坟头。三爷黑着脸，手里拿把铁锨，不让任何人帮忙，流着泪一锨一锨把坟头铲平。这件事让家里的人们难过了很久，很长时间村里人见了三爷都不说话。

虽然三爷只有两个孩子，但三爷农村家里的弟兄们的孩子多，他不断地接济他们，一个人的工资养活了十几口子。1990年，三爷家的生活更加困难了。三奶的病日益加重，这个时候，三爷家的大儿媳妇又被查出患了癌症，为了给她们看病，三爷家开始借钱了，后来是债台高筑。不得已，三爷家的二儿子从高中辍学回家，三爷就“动用关系”把他安排到当时全县濒临倒闭的酒厂当搬运工。我那个二叔在酒厂里整天拉着架子车进进出出搬运酒瓶子，看着别人家的孩子上大学或进机关，他无法理解做为一县书记的三爷的这种“无父爱无亲情”的做法，更无法承受别人的目光和耻笑，最后，留下了一张纸条离家出走了。

三爷知道后并没有为此动怒，而是宽慰家人：“没有文化只有当工人，没有一技之长他走不了几天的。”可一月之后，三爷那个二独儿子还没有回家。这个时候，村里的四爷坐不住了，就找来村里的本家，几十个人开始寻找那个不争气的侄子。

三爷的二儿子回来后，三爷就告诉大家：“给他安排个好工作不难，但那么多领导们都看着呢，都等着呢，全县那么多人，不都在当老百姓吗？”这话不夸大，这是三爷当时说的原话，可能和官方报道的官场话不一样。多年以后，这些话一直在耳边回响。

1991年2月9日，江泽民总书记来兰考视察。我那时正在县城读高中，记得很清楚，那天在去焦裕禄陵园的建设大道上，两旁都是来观看的人们。听说那次视察，江总书记对三爷的朴素和农民般的形象很称赞，三爷也因此为兰考要来了一些小项目。三爷退后，悄悄地把那次和江总书记的合影收了起来，三爷告诉我们，退休了就是普通百姓一员，不张扬。

三奶的日子不多了。三爷不断地向上级要求从书记的岗位上退下来，终于，1992年2月份，三爷不再任县委书记，但上级要求他必须保留县人大主任职务。1993年，三奶去世了。去世后不久，组织为了照顾三爷的身体，几次动员三爷再婚。后来，三爷和一位年龄相仿的寡居妇女结婚了。记得这个新三奶来我们村三爷的老家时，就呆了：“这哪是一个县人大主任的家呀。”那时候，三爷的母亲，也即我们的老奶，和四爷住在一起，家里的房子是全村最破的，还是土坏房，三爷的母亲就住在养牛的棚子里，棚子还露着大缝。

三爷在任县人大主任期间，三奶和三爷的母亲相继去世了。在办理这两件丧事时，都是在村子里悄然而行，没有一辆小汽车进村，也没有唢呐吹奏，都是我们本家人帮忙处理。

三爷的侄子、侄女、外甥们不少，但三爷一个也没给他们安排工作，就连上面两个哥哥的遗子们三爷也没有例外。三爷在任期间，他的外甥们不和他来往，回到老家时，村里人对他也不是太热情。

1998年，三爷退休了。退休后的三爷住在县城外一个叫石油大院的小区里。在那里，人们经常会看到身材高大的三爷，骑一个三轮车，慢悠悠地去附近市场上买菜，人们亲切地和他打招呼。

现在，社会上的不正之风让人们深恶痛绝，村里的人们都已经能够理解三爷他当时的坚持和公正。三爷每每回到村子里，人们都会亲切地和他打招呼，都会站住脚聊上几句。三爷有时候很满足：“退休了，老百姓见了我还很高兴，村里人见了我还能喊一句小名，好，好。”

这就是那个时代我的书记三爷，这也是非官方报道的生活中真实的三爷。人们只看到在官场中三爷的高大身影，却看不到三爷身后许多的沧桑、艰辛、无奈和舍弃。（三人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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