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捡起撒落的珍珠

父亲手上的玻璃注射器是那般神奇，晶亮晶亮，光透过玻璃管的眼睛连眨也不眨一下，它是有灵性的，我看见了它的眼睛，是那样的闪亮光鲜，对患者的病痛，入木三分。它里面的芯，看上去比骨头还要冷峻。它像一个不折不扣的硬汉，将体内的药液毫不留情地注入那些洁白的臀部。而后，蹲在地上的父亲站起身来，如释重负般长叹一口气，便坐在患者家破旧的木板凳上。记得村里的患者，一般都叫伯娘、叔娘、??、大公二叔三哥什么的，无论是白天黑夜，父亲只要接到信，说某家某人病了，请你去看一下。父亲便毫不犹豫的背着紫黑色的红十字药箱，有时顺便带上我，便匆匆出门。如果听说对方很急，病情严重，父亲就不会顾及我小了跑不快，他回头说一声你跑快点，便飞快的消失在森林丛中的小路上。等我跑到之后，多半是见到父亲手中端着热鸡蛋汤，大口大口的吃，我一到，主人又会把早已准备好的鸡蛋汤给我。并且夸奖我：“今后一定会像你父亲一样医术高明！”

每逢农忙，我家的地里就会涌来许多壮汉，他们都是家属或者自己患了重病，被父亲救过来主动上门帮我家干活的感恩的人。父亲体力差，却坚持与他们一道干活，像朋友一样，谈笑风生。过年了，还有人不停的上门送肉。要么就是前来请我们全家去吃刨锅汤。从小就沐浴在人们的感恩的温暖里，领略到行医救人带来的成就感和幸福感。认为，为人民服务高于一切，为人民服务不求回报，为人民服务，就是幸福的父亲，经常对我说，今后你长大了，给别人治病，无论人家有没有钱，都要治，无论与别人有没有仇，都要治……只有融于劳苦大众之中，你才会觉得幸福。这些话，与前些天央视调查你幸福吗被访者的回答背道而驰，似乎已经过时了。但想起父亲的这些话，我总是感觉到热血沸腾。

长大后，大约是1992年。我的确接过父亲肩上的出诊箱，走在父亲多年行走过的土地上，为乡亲们治病。我仍然坚持父亲的路线，以治病救人为第一责任，结果，负债累累。但是，每救治一例患者，看着他们全家那么幸福，满口感激之言，同样打来热气腾腾的蛋花汤时，我的心又很释然而温暖。我穷到没有钱割肉吃，没有钱买菜吃的地步，但乡亲们也看在眼里，送油送菜，如同对待亲人。他们多半都比我穷，但是，不收他们的“礼”，他们就会生气，说我嫌弃他们。因此，我总是悄悄的在一个本子上记着，哪家送的什么，在今后条件许可时，一定要还这份礼。

渐渐地，我发现我们的注射器已经变成塑料的了，再也看不见开水煮沸时，玻璃注射器在水中欢快地弹动，细细的水泡从银亮的针头尖上串串吐出的景象了。后来，打工潮席卷村庄，公路四通八达，楼房高耸。新人们不断成长，医疗法律日渐增多。记者报道的医疗纠纷铺天盖地。甚至有不少不法分子，以苦肉计诈骗医生。当地被坑的医生不下十家。一时人心惶惶。我行医也越发小心谨慎。患者的姿态也突然转身。认为自己花了钱，医生就应该治好病，不再感激，不再感恩。他们一边请医生治病，另一边，却谈论着怎样找医生的麻烦。医患关系日益紧张。医生给病人看病，首先想到的不是怎么把病治好，而是先要筛选一下，有没有危险，风险有多大，而是想到要怎么样留下证据，怎么样不被找麻烦。医生与患者之间相互信赖的关系被打破了，彼此之间，有了很大的隔膜。患者防着医生会出错，医生防着患者找麻烦。医患成了一种空前对立的关系。我真不知这样下去如何坚守医道。然而，我仍然努力着，希望用自己的医疗技术和真诚的心打破这个僵面，然而，误会和不快之事时有发生。法不容情，势不择人。我也只有明哲保身了。有时，真为自己当初选择当一名乡村医生而感到懊悔。

然而，适者生存。要继续当医生，首先得学会保护自己，维护自己的信誉和尊严。

许多乡村医生聚在一起时，谈起这个问题，都只能长叹一口气。年轻的纷纷改行，只有中老年医生还在坚守。乡村医生福利几乎为零，地位最低，工作上压力最大。上面各部门都把责任推到乡村医生头上，层层签订责任状，个个都有垫背的。只有乡村医生，背着一块厚土，独对苍茫。弓着身子，像蚂蚁一样小心地，匍匐于社会最下层，还得手举医德，深怕自己玷污了医道。把对职业的热爱深藏于骨子里，把金钱的欲望和自尊的要求降到最低。但仍然无法摆脱患者找麻烦的干扰和打击，随时都有崩溃的危险。

既然是法制，其实就不应该一边倒。保护患者的利益是重要，但保护医生的合法权益也应该同步到位，天秤过度倾斜了，托盘的东西自然流失。最后将是空。

目前的现状正是如此，天秤里的珍珠正在流失。而人们全然不知。这是多么可悲的事啊。社会正在变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人们的人格里、灵魂里撒落的珍珠，谁来捡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