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的《书信集》
陈寅恪的《书信集》，即是近代学者陈寅恪写给亲友的书信的集录。其中写给傅斯年的最多，有七十七通。这是因为陈寅恪供职于当时的历史语言研究所，而傅斯年任该研究所的所长；并且，陈寅恪的表妹即嫁与傅斯年为妻，两人是郎舅关系，信任非常。无论公事家事，陈寅恪都可以无所顾忌地与傅斯年商议。
比之其他文体，书信更能体现一个学者的人格、思想和爱憎。因为学术著作注重严谨求实，不可掺杂过多的个人见解；散文议论则往往就事论事，内容集中于一点，而将作者生活中琐碎的经历略去了。只有书信，虽然文采稍逊，但所说的完全是作者真实的意见，无所顾忌，同时涉及他个人的平凡的生活，反映出他在生活中的快乐或者烦恼，因此可以从中看出他未加掩饰的性格和情感。
陈寅恪是个典型书呆子式的学者，满腹学识，对待人事却有点迂腐；注重操守，严于律己，然而生活常常陷入窘境。最窘迫的时候，他与夫人同时生病，而家中缺钱，只好一人医治，一人静养，轮换进行。
但他的出身却很显赫。他一八九?年出生，是湖南巡抚陈宝箴之孙，正是一位公子，从小在父亲兴办的新式学堂中，蒙受大师指导。由于家境优裕，能够往德国、瑞士、法国、日本、美国辗转留学，积累了丰富的学识。他兼通二十二种语言，与此亦有关系。三十五岁时才游学完毕，回国从事研究与任教。课堂讲学，对于名著词句，烂熟于心，信手拈来，获得很高的评价，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合称“清华四大国学大师”。由于专心治学，生活带点封闭性，三十八岁才经人介绍，与唐菏（音：云）结婚。唐菏是台湾巡抚唐景菘的孙女，同样是名门之后。抗战爆发之后，一家人辗转奔波在昆明、香港、桂林等地。这时物价飞涨，陈寅恪入不敷出，加上夫妻身体患病，生活十分艰苦，甚而至于卖衣度日，刚才所说的最窘迫的时候，就在此时。抗战结束后，他因病双目失明，学术活动渐渐减少。直至文革，家中藏书遭人洗劫，一九六九年便含恨而逝了。
学者的第一大特点若不是爱读书，那就是爱买书了。陈寅恪的生活离不开书，几天没有读到书，就向傅斯年说，“其中别有一种精神上不愉快之感觉，即无人可谈，无书可读。”这样嗜书如命的人，书与粮食的性质是相同的，没有书的生活即难以忍受。抢去文人的书，比抢去他的钱对之是更大的打击。当初陈寅恪留学刚要回国之际，即已虑及这一方面，预先向家人交代：
我前见中国报纸告曰，商务印书馆重印日本刻大藏经出售，其价约券价四五百元。他日恐不易得，即有，恐价亦更贵。不知何处能代我筹借一笔款，为购此书。因我现必需之书甚多，总价约万金。最要者即西藏文正续藏两部，及日本印中文正续大藏，其他零星字典及西洋书类百种而已。若不得之，则不能求学，我之久在外国，一半因外国图书馆藏有此项书籍，一归中国，非但不能再研究，并将初着手之学亦并弃之矣。我现在甚欲求得一宗巨款购书，购就即归国。此款此时何能得，只可空想，岂不可怜。
在历史语言研究所任职时，听说清朝旧官员李木斋藏有明清历史档案，他便写信请求傅斯年购买，周全之思，急切之情，溢于纸上：
购买档案事，则因有燕京大学竞争故，李木斋欲得三万元，玄伯意若以政府之力强迫购买，恐李木斋怀恨在心，暗中扣留或毁损，且须在国府通过一条议案，极麻烦费事。因大学院已批准二万元，再与李木斋磋商减价，大约二万余数千元即可买得。此二万元由大学院原案所批准款项内拨付，所余之数千元由历史语言研究所出；如一时财力不及，则与之磋商分期交付。弟以为此物如落入燕京之手，殊不佳妙，且闻有八千麻袋之多，将来整理明清史料必不可少之资料，尊意如何？
凡是痴心的学者，饱受诗书的熏陶，性格之中耿直刚介的成分很浓，也就是世俗之人眼中的老实和迂腐。我们从书上看到的陈寅恪是博学多识的，由此而生敬佩，但若在生活中见到他，或者会发现其人沉默寡言，孤僻怪诞，不很讨人喜欢吧。因为这种“迂腐”，他在生活中也有不顺利的地方：
七月二十四日下午四点钟，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陈寅恪、赵万里身挂该院徽章至景山故宫博物院分院，将欲入内，该门第二队第十七号守护警察大声呵止，形色狞恶。陈、赵君（吾等）示以徽章，彼仍不许。陈君（鄙人）诘以本院专门委员，佩有本院徽章，何以不能入内？该警谓系假冒，陈委员（鄙人）即示以名片及徽章号数，令其查检是否假冒，该兵掷片不视，势欲打人。方争持间，该分院门口站立之职员出面调处。陈委员（鄙人）即跨进院门，该警大呼“那个委员回来！徽章给我！”陈委员（鄙人）即回至院门该警站立之处，该兵用力将陈委员（鄙人）所佩徽章扯断，即持扯断之一段于手中，陈委员（鄙人）诘问以何理由扯去徽章？该兵亦无理由可答。……陈委员即将扯断之徽章送至故宫博物院秘书长及总务长处存档备案，以为物证，赵万里君及同时目睹诸君为人证。
这明明白白是封告状信了，为了显得公平，他特意用第三人称叙述。此事经研究所出面协调才得以解决。也有很有趣的地方：
此次九死一生，携家返国，其艰苦不可一言尽也，可略述一二，便能推想，即有二个月之久未脱鞋睡觉，因日兵叩门索“花姑娘”之故，又被兵迫迁四次；
这里所说的“返国”，是指一九四二年陈寅恪由香港经广州移居桂林，其时香港是英国属地，故曰“返国”。当时日兵在广州势力很猖獗，大肆搜索“花姑娘”之外，还设立伪政府与伪机构，搜索知识分子。文人之中，梁实秋是拥汪主和的，周作人担任过日伪机构的职务，而陈寅恪作为深明大义的学者，则表现了良好的操守。
弟当时实已食粥不饱，卧床难起，此仅病贫而已；更有可危者，即广州伪组织之诱迫。陈璧君之凶妄，尚不足甚为害，不意北平之伪“北京大学”亦来诱招，香港倭督及汉奸复欲以军票二十万交弟办东亚文化协会及审定中小教科书之事，弟虽拒绝但无旅费离港，其苦闷之情不言可知。
日本侵华，口头上不说侵略，而说共荣，这是文化掩饰的办法。信中提到的“东亚文化协会”便是一例。
耿直的性格在民族大义上是操守，而到了治学教学上，则成为严格的律己原则：
别有一点，弟存于心中尚未告人者，即前年弟发见清华理工学院之教员，全年无请假一点钟者，而文法学院则大不然。彼时弟即觉得此虽小事，无怪乎学生及社会对于文法学印象之劣，故弟去学年全年未请假一点钟，今年至今亦尚未请一点钟假。其实多上一点钟与少上一点钟毫无关系，不过为当时心中默自誓约（不敢公然言之以示矫激，且开罪他人，此次初以告公也），非有特别缘故必不请假，故常有带病而上课之时也。
读到这里，或者有人会想，以清华四大国学大师之一之身份，又何必如此辛苦，带病上课呢？但是或者不带病上课的陈寅恪，也就不会成为国学大师了。陈寅恪体质很弱，有脚气病，心脏病，神经衰弱，后来还有眼疾。这大都是些跟勤苦治学有关的病。
弟此次之病甚不轻，即心悸心跳，所谓怔忡者是也。其苦在将要睡时，忽然一阵心跳，使人吃一惊，甚至出汗发抖，故不吃安眠药不能睡。
又
近在港大代教历史课四门，共每周八点钟，异常劳倦，上课回家，心跳不能安眠。
又
前月因女工解去，本欲减省，邀家人全体劳作。弟亦躬亲提水劈柴，内子则终日作菜煮饭，小孩子不入学而作丫头。但不到数日，弟与内子心脏病俱发，结果服药打针用去千余元。
《书信集》中最有文人雅趣，最值得玩味的地方，应当是陈寅恪写给刘叔雅的，讨论国文试题的那封信信末的附记。如下：
三十余年前，叔雅先生任?华大学国文系主任。一日过寅恪曰，大学入学考期甚近，请代拟试题。时寅恪已定次日赴北戴河休养，遂匆匆草就普通国文试题，题为“梦游?华园记”。盖曾游?华园者，可以写实。未游?华园者，可以想象。此即赵彦卫《云麓漫钞九》所谓行卷可以观史才诗笔议论之意。若应试者不被录取，则成一游园惊梦也。一笑！其对子之题为“孙行者”，因苏东坡诗有“前生恐是卢行者，后学过呼韩退之。”一联。“韩卢”为犬名。“行”与“退”皆步履进退之动词，“者”与“之”俱为虚字。东坡此联可称极中国对仗文学之能事。冯应榴《苏文忠诗注肆伍》未知“韩卢”为犬名，岂偶失检耶？抑更有可言者，寅恪所以以“孙行者”为对子之题者，实欲应试者以“胡适之”对“孙行者”。盖猢狲乃猿猴，而“行者”与“适之”意义音韵皆可相对，此不过一时故作狡猾耳。又正反合之说，当时惟冯友兰君一人能通解者。盖冯君熟研西洋哲学，复新游苏联返国故也。今日冯君尚健在，而刘胡并登鬼录，思之不禁惘然！是更一游园惊梦矣。一九六五年岁次乙巳五月七十六叟陈寅恪识
信中的韩卢是战国时名犬，《史记》及《战国策》均有言及。卢行者是唐时僧人，也就是禅宗六祖。“适之”的“适”有去往、造访之意；行者之“者”可做语气词，意思大约为“这就走吧”，与“适之”相近。这么一封信，涉及知识很多，但明白之后，即深有韵味。
信末的刘指刘叔雅，胡指胡适之，冯则冯友兰。因为这是写给刘的信，信中援引了只有冯能通解的辩证法，而所论的国文试题对子的正解又是“胡适之”，所以由此一信，思及三人，恍然如梦。
而今我们再读这则附记，不但冯友兰陈寅恪都已成古人，当时那些博学笃行甚至迂腐顽固的鸿儒君子，独立自由而厚重典雅的学术风气，亦都已随历史而消散，更是恍然如梦。
2012年10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