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岁那年我做了农民

上个世纪的1975年1月30日，我与同学们相拥登上了夏盖山，尽兴地游玩了一天，然后回到了白马湖畔的春晖校园。

在黄昏，这是一个冬天的黄昏，太阳早已下山隐落在地平线了，沿着驿亭西陡门的铁路旁边一条乡间小道上，一位十七岁瘦削赢弱的少年，斜挎着皱褶褪色的军绿书包，跟着一个挑着行李的中年男子走着。

只见他一步三回头，时而回头望望渐行渐远愈来愈模糊的学校，时而又停下脚步，凝视灰朦朦的天空，环顾空旷的田野，满眼迷惘、满腹惆怅，似乎极不情愿地走向百官，走回家中。

走在前面的是我叔叔，走在后面的是我俞坚。

毕业了，二年的高中生活结束了。在当时的中国，一个普通人家的少年，能够读完高中已经不错了，毕业就是学生时代的终结。

文革中高考已经取消，按照当时规定的政策“那里来回那里去”，就业别无选择，农村户口只能回生产队参加农村劳动。

那个时候的大学虽然也招生，但招收的是工农兵学员，每年在每个乡镇，每个公社或许会有几个名额，但这属于相当职务的干部子女和上山下乡的优秀知识青年。

对我来说，那怕是开后门也轮不到自己上大学。想进工厂当个吃国家粮的普通工人也是不可奢求的，除非等到我父亲从工厂退休。

回家了，这次回家，不仅意味着我终结了学业不再是一个学生，还意味着我的农民身份从此开始，我将面临的是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修地球”的生活。

真的放下了本书，离开了熟悉的校园生活，我一下子变得有点无所适从。我虽然知道自己要“扎根农村干革命”了，但对“修地球”的前途将会如何，人生的目标又是什么，我的心中一点也没数。

我有点伤感，也有些忧虑。

其实我做学生并没有象古人书中所说的那样“苦读十年寒窗”，从小学到高中“一塌刮子”(总共)才读了九年半的书。而且也没有好好地坐在课堂上念书，而是经常去参加社会上的政治运动，还有什么学工、学农、学军活动。

当年与我一起从春晖校园高中毕业，回到“百官大队”做农民的同班同学还有二个。

一个是我们第五生产队的沈悦来，一个浓眉大眼标准的帅哥，可惜英年早逝。

另一个是居住在横街的第四生产队的王炳耀，后来在百官建筑公司混得不错。

那个年代农村的政治形势是全国“农业学大寨”。

当年我们百官大队第五生产队的党小组长是赵伯均，生产队长是朱善德。

我们第五生产队的规模比较大，有三个操作组，一个手车组。

操作组是按照自然村座落的地域划分的，横山弄(今青春路)一带属于第一操作组，组长叫“荣夫白眼”。党校(今广电大厦后面)一带属于第二操作组，组长叫“佳剥树”。下庙前高胖墩(今卧龙山庄)到一号桥一带属于第三操作组，组长叫“维生驼背”。

这三个组是农业组，相当于生产队。

而手车组则是副业组，专门用手拉车搞运输赚钱的。人员是从各个操作组抽调的精兵强将，都是一些膀粗力大的壮年男人。

因为有补贴的外快，据说要想参加手车组还得挑挑拣拣开后门才能进去。

当年第五生产队有规定：初中毕业生回队参加劳动的工分评定2分，高中毕业生回队参加劳动的工分评定3分。按照“农业学大寨”标准：男人最高工分是10分，称为全劳动力；女人最高工分是6.5分，称为半劳动力，每年评定一次。

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自己的工分在第一年被评定为3.2分，到了年底折合人民币仅为3角8分。

考究农村的“工分”制度，源于新中国成立后农村建立的农业生产互助组，后来在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农村人民公社中被普遍采用。

这种方式主要有底分死记，底分活评，定额记工，联产计算劳动报酬等等。由于操作上流于形式，致使平均主义和大锅饭普遍存在，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根本无法体现，干多干少，干好干坏，工分都是一样的。我们百官大队的“工分”制度和这种“评工记分”的方法一直流行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而被废止。

我家原本生活在上海市杨浦区，我父亲在一家机械厂工作，我母亲在一家玻璃厂工作，我和一个妹妹也出生在上海。

1962年我父亲这个当年的青工劳模为了响应国家精简城市人口的号召，竟带头从上海举家迁移，回到了祖藉地百官。

我父亲先后在上虞百官大队纸巾厂、上虞动力机械厂、上虞广播站工作过。

1964年初，党中央做出了“三线建设”的决策，福州军区和华东局作出了在江西建设能独立装备团以下武器的小三线和为空防海防提供装备的大三线部署。

1965年，我父亲被抽调到了新余以南22公里的大山深处良山镇，投身到了“大三线”，他是当年上海市委紧急动员的14000名人员中的之一。

据我父亲说，当年越南战场上打下美国飞机的五七高射炮就产自他们工厂，出自他的手。

我父亲离开了百官，而把我们全家留了下来，并做了农民，我们家也因此成了一户半工半农的家庭。

讲老实话，在那个年代人们的生活并不富裕，农村中社员们的口袋里很少有钱，谁家要是有一个“铁饭碗”在外面挣工资，这种在家既有粮食分配，外面又有“活水铜钱”的家庭还是很被人羡幕的。

而我在我们俞家是长房长孙，一直集爷爷、娘娘和爸爸、妈妈的宠爱于一身，从小被娇生惯养，过惯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再加上平时没有好好地干过农活，又缺乏锻炼。

如今才十七岁的年纪就要开始做农民参加农业生产劳动，要使用那可能是几辈子都没有多少改进的原始工具，过着那种重复地、简单地、枯燥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对我来说还真是一种严峻的自我挑战，也是人生的最大考验。

在我的记忆中，印象很深，我当农民做“生活”(干活)是在过完了春节之后。

第一天，我这个高中毕业的新农民，跟着别人屁股后面来到了第五生产队第二操作组的队屋门口。

那个时候第五生产队的队部房屋座落在今天广电大厦后面停车场的位置，前面是三间二楼，里面还有一个很大的天井，这是过去百官下市头大户人家俞家台门。几经世间沧桑，房屋已相当陈旧破败。

那个时候，每当早晨有线广播喇叭响起，社员同志们吃过早饭便会“懒洋洋”地从各自家中出门，陆陆续续地聚集在队屋大门口，等待操作组长也就是生产小队长分配农活。

队里的农活安排，一般小队长在昨晚已同记工员和几个“炮头社员”(骨干)早就商量策划好的，具体劳力由队长支派。

因此，在门口聚聚也只是一个形式罢了，男男女女、老老小小的社员们在队屋大门口嘻嘻哈哈地打闹了一会儿。

终于，我们第二操作组人称“佳剥树”的一位姓糜的组长，心急火燎地走了过来，对我们大声吆呼，分派农活，他“三下五除二”一下子就会布置完毕。

于是大家渐渐散去，各自回家去拿干活的农具。

然后，大家按照“佳剥树”组长的吩咐三五成群地各奔地头去干活了。

在那个“农业学大寨”的年代，一年四季都不会闲着，人们也不能在家呆着，从春忙到冬，从早忙到晚。虽然说刚过了春节还是天寒地冻农闲的季节，但是每天也是一定要出工的，每天也都有干不完的活；糊糊破田塍，掸掸田塍草；清清田秧沟，麦田里浇浇反青肥；油菜田里削削草……

每天的农活是由“佳剥树”组长按排的，但每样不同的农活都会有“炮头社员”领头干的，并管理着。

象我二爹俞小羊、我妹夫俞阿明这种身强力壮，“手里样样生活都捞得起”，虽然没有读过多少书，但平时喉咙“蹦蹦响”的人，才有资格称得上“炮头社员”。

在田间劳动中，男女老少几十个人在一起，大家可以一边干边一边说话，讲讲“朝事”，说说“大头天话”。东家长、西家短，冷笑话、晕段子，什么好话坏话都能说、都能讲。

青年男女打情骂俏，老年汉子天南海北。

因而干活气氛并不沉闷，日子也还好打发。

当年，社员家里还很少有钟表，更不要说有人戴着手表了。生产队的劳动基本上是不按钟点上下工的。主要是看太阳凭时感，还有就是听广播喇叭。每到正午或太阳快要落山时收工回家。

有一天，下农田干活是耘田。大家都要穿着“牛头短裤”，手梗上的袖头卷得“老老高”；一个个排着队依次跪下大田去。

然后双膝跪着爬在水稻田里，一只手撑着，一只手不停地捋着水稻拔草松土；“顺手”（右手）耘三株，再调“家手”（左手）耘三株；“乱泡”（跨下）下一株也要顺手带过。

每株水稻都要两边耘到，根部挖一挖，把草挖掉，把苗扶正，耘下来的草不能让它们浮在水里，一定要捂到泥土下面，然后慢慢地向前爬行。

讨厌的蚂蟥还常常来叮人，不但叮在脚丫缝里、脚背上、小腿上；就是大腿上也照叮不误，拉掉蚂蟥就血流不止，在半山脚边的“冷水田”蚂蟥更多。

一畈田耘下来爬上田塍，第一件事连忙弯腰用水把两条腿洗一洗，看看有没有蚂蟥叮在身上。

最让人恶心的是耘“料（粪）田”，前面的人刚刚把粪便泼下去，后面的人就得跟下去耘田。

这时的粪便还沾在水稻叶子上，发出难受、刺鼻的气味，水田里到处漂着一段段成型的粪便和死老鼠死猫什么的，这时候耘田在火热太阳底下，你就这样一直泡在滚烫的水田里，脚上叮着蚂蟥，头上飞着一群群响丝虫，围着脑袋嗡嗡作响，也要叮人，有时水稻叶子如锯齿还会割破内腿，让人非常痛苦非常难受。

但这种传统的耘田方式，能使水稻根部加快空气流通，促进根系发达，又能起到除草，匀肥作用。

多年之后，我无意中曾经看到过一篇报道：讲的是在农村劳动有多么多么好，什么既可以增加收成，又可以锻炼身体和呼吸新鲜空气，还能领略一下大自然的美丽风景。在我看来，这简直是在放屁！

这是没有做过农民的人才会说这种屁话！

有多少人能够理解，在炎热的夏天就是野外坐一天，恐怕让你也受不，不是“发痧”(中暑)，就是要被风吹干，更何况是在这种恶劣环境下不停地田间劳动。

虽然时间已过去了三十多年，但至今我仍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第一次长途挑“料”（粪）担，更是对我的人生意志是一种磨炼。

记得在今天的半山路党校后面“糜家大池”旁边，当年有一口很大的石板砌成的粪便储存池。

有一天，我与“男劳力”（男社员）们一起在那里排着队伍挑粪。当我们用长柄撩勺把池中粪便装满粪桶之后，便出发了。

我们头顶烈日，赤着双脚，踏着“火火泡”的石板地和碎石子公路，肩上压着百多斤沉重的担子，嘴上“哼哼、哼哼”地喊着，一担接着一担长途跋涉。

从糜家大弄（今党校东侧半山路）出发，沿人民中路（当年“百官河”边的一条石板小路）至水港桥（一号桥）向北转弯，再沿着凤山路（当年用碎石子铺就的杭甬公路）到今天的上虞汽车东站后面车胎桥（二号桥）西侧大田(当年叫“大场畈”如今是恒利东四区居民区)。

那个时候我是人矮个小力薄，一付“皮桶”（粪桶）担在肩上三个人一样长。

我双肩高耸，摇摇晃晃，力不从心，咬着牙一路上不停地调换双肩，从左肩换到右肩，又从右肩调到左肩，有时扁担又横在肩膀上走，双肩被磨破了皮肤火辣辣地红肿着，两肩红肿得简直像发糕馒头。

我双腿发抖象弹琴，但还是坚持着。

当时，我真的是一路挑着粪担走，心里那个眼泪是一路“哗哗”地流淌着。

我虽然刚参加劳动，也只拿了3.2的工分，但挑粪的担数与10分工分的全劳动力是一样的，并没有减少。看来人的力气和胆量都是在艰苦的环境里被逼出来的。

如今十七岁的年令的人还正当少年，肯定是坐在明亮的教室里朗朗读书呢，想一想，比一比，有多么幸福啊！

做农民参加生产劳动真的很艰苦。特别是在“落月里”（夏天）的农村“双抢”，烈日下干活是很苦很苦的。

百官人的所谓“双抢”，指的就是抢收抢种。江南的农村大多种植早晚双季水稻，在七月份要把田里成熟的早稻抢收入库，再把下季的晚稻抢插下去。

那个时候是每日天还“墨墨暗”（天未亮）就要起床出畈，晚上得天“墨墨黑”看不清人影了才能回家，一般是晚上19点到20点才能吃到晚饭。

那些天可以讲是男女老少齐出动，天天早出晚归，到了中午也不能回家休息，而要在田间集体吃饭，饭后稍微休歇一下便接着再干，直干到天黑，有时还要加晚班。

简直就象是打仗。

我在这种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从来不叫苦不叫累也不抱怨，硬是咬牙坚持着，终于挺了过来。

不过下午最热的辰光还是有个短暂的休息时间让人歇息，离家近的就可以回到家去，远的就只能聚到“树蓬下底”去说说笑笑，打情骂俏或翘腿抽烟，云里雾里。

各人家里还会准备几碗解暑的酸黄瓜，萝卜等，或喝上一碗绿豆汤。有时百官供销社的人也会挑着点心担来卖，当时这叫“支农”活动。

我们百官这里的水田大多是“烂水田”有些沼泽性质，在这样的田间劳动，双脚经常要陷到很深的泥里，身上脸上全是泥水混着汗水。

天上烈日高悬，受到太阳的烘烤，人却泡在水中，闷声不响弯腰割稻子那种滋味真是很难受。

有时还有蛇出现，总是引来女人的一声惊叫。

割稻子的“生活”，有时还会割伤手指。当“割子刀”（镰刀）一旦割破了手指，当场也只能简单的用布头和针线包扎一下，还得接着干活。

“双抢”的下半场是拔秧苗和插秧。基本上都要弯着腰，那是对腰的绝对的挑战。

还有“蚂蝗”不时会爬到腿脚上叮咬，弄得血流不止。还有各种叫不出名的飞虫叮咬。这真是这够苦够累的活了吧！

“双抢”的劳动强度真的很大很大。

打谷时，手握一捧稻谷，脚踏打稻机，脱完一把，又接一把，不停地机械地重复着同一个动作，连续几个小时，搞完一块田又要把打稻机拖到另外一块田。

打完了稻谷还要把满满的稻谷一担担挑回仓库。一般一担湿稻谷有一百几十斤重。

而割稻和插秧，割稻要弯着腰，手握镰刀，把一蔸蔸稻谷割断后再团成一捆捆，放在稻田里以便打谷。插秧同样要弯着腰，手握秧苗，用大拇指和食指把一把把秧苗均匀分细后插入田里，插完一排，双脚往后退一步。手脚不停动作，连续弯腰几个小时，腰酸背胀实难忍受。

人们割的割、运的运、打的打、耕的耕、种的种，任何工序上都在马不停蹄地争分夺秒。汗水湿透了衣衫，似乎就是在与老天爷赛跑抢时间。

其实大家都知道，你别看眼前头上焦阳似火，如果一旦变天下雨，弄不好一年的劳动成果就毁会在旦夕。还有假如耽误了农时，也会影响下季的收获。

时值盛夏酷暑，高温三十多度，天上是火辣辣的太阳，地上是几十度的热汤，还有蚂蝗蚊虫的叮咬，稻壳草叶掉进衣里的蛰痛，皮肤上布满红红划痕，衣服随时能拧出水滴。

我由于当时年龄才十七岁，发育迟缓，身高才1米6多，体重不过百来斤，加之又刚从学校毕业不久，还算不上一个正劳力，有时割稻，有时打稻，有时又插秧，整天累得直不起腰，只盼望着早点收工。

但就在这种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我从来不叫苦叫累也不抱怨，硬是咬牙坚持着，终于挺了过来。

“双抢”结束以后，每个人都会被太阳晒得“墨墨黑”，要几个月以后才能回复。

我的肤色本来就深，不是“小白脸”，“双抢”过后就更深了。

还有，我刚开始劳动时，手上经常会起泡，后来等到一个泡接着一个泡变成老茧了，手掌上也就再也不打泡了。

盛夏烈日之下干农活真的是让人终身难忘的，到如今我还能清楚地记起烈日下的蒸汽将农作物的视线扭曲变形的模样，特别是每到收工回到家中人已给晒得黑黑黝黝的，衣衫上的汗渍成白色一圈圈地画满成地图。“双抢”是人最累的时候，也是牛出力最多最辛苦的时候。收完早稻后，在晚稻插秧的水田里，都是全靠水牛，黄牛出力的活，耕田、耥田、耙田那一样都离不开它。在烈日下，经常看到牛儿累倒在水田里，喘着粗气。牛是农民的宝贝，农村待过的人多半对牛是有感情的。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通过这样强度的劳动，才让我真正懂得了诗意，也让我明白了我们的吃到嘴上的饭粒粒都是辛苦得来的，都是来之不易的，我要珍惜。

做农民割麦子也是件苦活，每个人守住一垄麦子弯腰向前割，割好后还要一抱顺势打个捆，放到在麦地上，接着再向前割。

大家一字排开一起向前割。当听到旁边的老社员刷刷地向前割，我们这些新手就更是忙得连直一直腰，擦一把汗的功夫都没有。

割麦的快慢，既取决于人的力气大小，还有镰刀是否锋利，又取决于手抓的技巧和弯腰的方法。如果不能掌握正确的方法和技巧，那么割到两个小时之后腰就会酸痛起来，并且越来越跟不上。

一天的麦子割下来，我的腰往往像要断了一样。

那个年代在农村化肥是很少的，一个生产队的土地施肥靠那点计划化肥是远远不够用的，于是便产生了大粪池，粪池的原料自然是各种易腐烂的青草和人畜的粪便。

我的记忆中，曾经记得生产队还有交多少数量的青草任务。于是放工以后我还得拿了镰刀、挑起箩筐到田野、山

脚、小溪、河边去割青草。

有一次，我在暮色苍茫夜色迷离中割了很多青草连挑带拖地弄回家里，全身已衣衫湿透喘气如牛。

当我放下担子还来不及擦上一把汗，便盛起了大碗稀饭一顿狼吞虎咽，那次我很清楚地感觉到母亲流了眼泪，她看着我吃饭狼吞虎咽的样子，便转身用手抹了眼睛，当我再次面对母亲时明显地看到了她突然微红的眼眶。

如今在自己已做了父亲的时候去回想起那件事才知道母亲为什么流泪。

冬天寒风刺骨，气温降到了零下几度了，天寒地冻，冰天雪地本应是农闲的日子。但在当年“农业学大寨”的口号下，全国的农村到处都在修大寨田，红旗渠，我们百官大队的农民也不可能闲着。

每年到了冬天，筑堤挖河、兴修水利，大搞农田基本建设，这几乎成了农民必做的工程，这个时候大队或生产队都要抽调一些强壮劳动力搭棚扎营大干一场，有时还会按照县政府的要求派出很多人到海涂围垦造田工地上去。

海涂围垦挑烂泥，上浦筑堰挑沙泥，我都曾经去过。

面对日复一日繁重的体力劳动，头顶烈日，伴着蚊叮虫咬，在广袤的田野里“锄禾日当午”，我真的感到农活件件都很累，渐渐地感到了吃不消。

常常是半天下来手腕子酸麻，胳膊抬不起来，腰骨也伸直不了。大半天干下来就盼着太阳早一点下山可以收工回家，而那太阳就好像被钉在了天上，一动也不动。

一天下来人会劳累得精疲力竭，不但腰酸背痛，甚至连骨头架子都要散了。还有手上、肩上也磨出了血泡，握农具时真是刺骨揪心地痛。

还有早上喝下去的那点能当镜子照的稀饭，随着几泡尿就跑光了，未到中午就饥肠辘辘肚子饿得“咕咕”直叫，饿肚子的滋味实在不好受，肠胃它是一阵一阵地紧缩，肚子一阵一阵地疼痛，就象被一条麻绳在肚里拉着一样难受。

每天下工后累得步履歪斜地回到家里，吃饱饭倒头便睡。即便白天的田间休息，累得也是不管田里有多脏，东倒西歪地躺在地上，争取休息片刻。

就这样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经历了春夏秋冬四季轮回，在百官大队第五生产队这片土地上背朝天、面朝地，“修理地球”做着农民。

人是最能适合环境的。

一年下来后我的皮肤被晒得墨黑，手掌也起了老茧，身体倒也结实了许多。

那个时候我们百官大队实行的是集体经济，农民是挣工分的，然后凭工分领取那点少得可怜的粮食、食用油等，当然“柴草”也在分配之列。

在那物质匮乏的年代，“柴草”也弥足珍贵。百官农民的“柴草”一般有稻草、麦秆、油菜梗、绿麻秆，还有山上的树枝。

我的记忆中总是出现我们第二操作组的记工员俞炳纪，因为腿有残疾人称“跷脚炳纪”，他老是拿着一册脏兮兮的笔记本，按照每户工分和家庭人口的多少，叫人称斤论堆分“柴草”，然后插上一张写有户主姓名的小纸条。

待到收工之后各家各户的人就会忙着去把自己分到的“柴草”肩挑手扛弄回家中。

分到的“柴草”一般都是湿淋淋的，大家都会认真地晒好这些“柴草”，然后或跺或码在自家院内或家旁路边，并用绳缚好盖好，防止风吹雨淋。

其认真程度不亚于现在的收藏家的收藏。

生产队分来的“柴草”总是不够用，最多只够烧大半年，有时还青黄不接。

这个时候我就会和别人一道在晚上爬上半山或龙山，去割点茅草或检拾像被风吹断的树枝。

割茅草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收割茅草大都是夏末成熟干枯以后的事，成熟了的茅草长满了茅针，而茅针一但刺进衣服便与主杆脱离，留下针尖大小的针头扎在衣服里，便会使我的全身有被针扎的痛苦。

我们有时也会去砍割矮小的丛树，而那些长着长腿长脚的野蜂大都在这些小树上筑窝建巢，所以也就常免不了要被螫得鼻青脸肿。

那时的农村家中不可能象现在常备有药品，被螫后只有使用土办法，便捂着满身伤痕四处寻找哪家生了小孩而寻求一点新鲜奶水进行擦洗。

如今细想起来那种钻心入肺的疼痛还让人心有余悸。

有时候辛辛苦苦背了一捆木柴回家，运气不好，还会被百官大队林场的管山员查住没收。

我记得当时还有那些被风吹散的农作物枝叶，以及秋天的落叶我们都会捡拾回家当作“柴草”。

我还记得有一次与母亲拉着手拉车长途拔跋跑到虞南山区张溪大勤去买柴。

当时，车上装有几百公斤木柴，我拉了数十公里路之后，车子是越拉越重，速度是越走越慢，到最后是全身发软，而两条腿却像灌了铅似的沉重得走不动路了，半天也挪不了一步。

毕竟我的年纪还小，力气也不大。

特别是过上沙岭的坡度时，我是咬着牙，弓着腰，顶着烈日手拉、脚蹬、肩用力地向前顶，炎热的骄阳烤在背上，汗水像断线的珍珠直往下掉，而那麻制的纤绳更是深深地勒进了我稚嫩的肉里，磨得肩头火辣辣地痛。真恨不得能停下来，找个有树影的地方歇一下，可我绝对不敢停下，因为一旦停下，再启动手拉车更要使出吃奶的劲来。

中途休息的时候，我跑到公路两边的水沟里，尽管溪沟里边生满了孑孓和一些不知道名字的小虫子，但挥汗如雨之后身体大量脱水的我，口渴得嗓子冒火，便什么也顾不得了，管它清爽不清爽，俯下身去就“咕咚咕咚”地喝了起来，直喝得肚皮胀胀的，才感到解渴。

说也奇怪，一路上不知喝了多少次这样那样不卫生的水，回来竟然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也没有生毛病。哈哈……

在农村居家生活，为了解决全家人大部份日子的菜蔬，我与母亲俩个人每天收工后，晚上还要去私有地里劳动，种些蔬菜。

当时我家的私有地在“糜家大池”西侧，土地面积有一分二厘。主要栽种一些青菜、茄子、长缸豆、刀豆、南瓜等蔬菜。

到了阳春3－4月份，我还会到田野四角寻找野菜，地里有不少鲜嫩的荠菜、马兰头和野苋(读：喊)菜，最容易得到的是一种大田里做肥料用的草子脑。

我带上镰刀和竹篮，每每出去总有不少收获。

拿回家之后，母亲就把这些野菜进行加工处理，然后炒着当菜吃。

我与母亲在田间地头忙完农活，回来后还得侍候家里饲养的牲畜家禽，除了养了几只下蛋的鸡外，还养了一头猪。

为了喂好猪我时常到田畈去割猪草，也到池塘割花生草捞浮萍，还到上堰头的人民医院去捡西瓜皮。

使用的工具是一根细细长长的木棍，未端钉上二只铁钉。用它来扎西瓜皮，不用弯腰，非常方便。

当年搭建猪棚的建材，大多都是上山去破无主坟，挖来石板和坟砖搭建猪圈的。

当时我家里没有全劳力，是请生产队手拉车组的人帮忙的。在那个贫穷的年代乡邻乡亲帮忙是不用花工钱的，只要请人吃一顿饭就行了；当然饭桌上也有酒和烟，酒是“抢毙烧”，烟是“白壳子”的经济牌。

过去帮忙的人名字我已叫不出了，现在只记得一个叫俞炳校的人，是我们俞家屋里自族里人。

家里养了猪，每天清晨当我起床时，母亲已经把猪饲料煮好了，“踏猪食”使用的是那种直径一米的大铁锅。当母亲拎起盛满饲料的铅桶，有时会招呼我一起去猪厩。我喜欢看猪们津津有味的吃相，因为那也是家里的一种希望。

有一次我在切猪草的时候，一不小心一刀下去，方向掌握不准，刀的方向发生了偏移，把左手食指的指甲连肉都切破了，当时鲜血直流，疼我呼天喊。

人们常说十指连心，说得一点都不错。当时我就疼得脸色发白，难以忍受，母亲被眼前这一幕吓呆了，赶忙把我护送到了医院作了包扎。

在那个物质贫乏的年代，我们百官大队的农民家里除了养几只鸡鸭下蛋换些油盐钱外，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养猪，虽然致不了富，却是家庭的一项重要副业。

基本上每户每年总要养那么1－2头猪，多的人家甚至养4－5头猪，有的人家甚至养了10几头猪。象我们生产队长朱善德家就养了很多猪，否则也养不起十个女儿。

当年农民养猪都是卖给食品公司的，以换取并不多的100－200元人民币。这是大部分农村人，一年到头最大的一笔收入了。因为成整，一般都得用来派大用场。

卖猪时特热闹，人们兴高采烈地捆绑着猪，抬着、扛着、拉着，什么方式都有，运到渡江路的曹娥食品收购站出售。

在那里卖猪还要排起了长长的队伍。

那时的食品公司验收员权力可大了，他能根据猪的不同情况，决定具体的级别与价钱，有些不及格的，国家还不收购，需要重新抬回家中养到及格之后再出售。

我还记得卖猪时曹娥食品收购站的那个全海师傅嘴上吸着烟，耳朵夹着烟，胸前围布口袋里装满了烟，简直是个大红人！而卖猪的人则唯唯诺诺，卑躬屈膝，满脸堆着笑，不停地递着香烟。

做农民虽然农活繁忙，但在农村从文革开始直到70年代末，农村的批判斗争会也一直没有间断过，农忙少一些，农闲会多一些。

批斗的对象不一样的，刚开始是斗走资派，后来是地富反坏，那时候生产队常常有上面派下来的工作组，大部分会议也都是工作组布置并传达上级精神。

当“一打三反”、“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这些政治运动来到时，要联系实际时就往往会把几个老牌地主富农让他们在主席台前一站，脖子上挂个牌子，大家跟着喊喊口号，再有人照本宣科地念念批判稿。这些事现在的年轻人看来简直有点搞笑！

讲老实话，过去的农民大多数人过着紧巴巴的日子，对生活要求并不高，所谓过上好日子，也就是能够吃饱肚皮，过年再穿上一套新衣裳。

要想过上好日子，除了勤劳之外，主要还得靠老天爷开眼，多下几场雪，也多下几场雨，并能风调雨顺。这样，地里的庄稼长得茂实了，大家就能有个丰收年。

要是赶上那干旱多雨的气候，只能艰难地度过那收成不好的年景了。

听天由命是过去农民最大的悲哀和痛楚，与现在的农民是无法比拟了。

岁月如水已东流，人生一世不回头，喜怒哀乐甜酸苦，尝遍百味复何求。

我在百官大队真正做农民的日子并不长很短暂，充其量大约只有二年吧！但它是我人生中一段难忘的青春岁月，艰苦的农村劳动，锻炼了我的体力，也磨炼了我的意志。

时间虽然已过去了三十多年，但许多细节至今依然鲜活如昨天。

我的这一生过得太快了！

闲暇时蓦然回首，往事有如泉涌一般在眼前跳动。

其中有迷人的浪花，有渍眼的水雾，也有??中的恍惚，但更多的是回忆、思念和感慨。

在我的记忆中，做农民的那段日子是我的人生中最苦、最累、也是最美好、最珍贵的。

以后我的人生之路所以走得那么坚定，也与它的历练和滋育是分不开的。

如今我再次回忆过去做农民的往事，感悟那段农村务农的时光，就能品味出苦的甘甜和甜的苦涩，更能觉出土地的芬芳和醇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