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眼镜

两块厚厚的镜片遮住了一双眼睛，那是十四五岁少男少女的眼睛吗？那里面却没有一点的清纯与快乐。混沌得如一潭死水，呆滞无神的眼神里贮满少年老成的愁苦，就那样被迫无奈地把所有光都聚在那一堆堆的习题中，连同所有的思想、所有属于青春的朝气和快乐，无休无止的习题剥夺吞噬了属于他们的笑容。

在这里镜片厚度的增长永远都超过了长高的年龄，视力的减退永远与增高的年级成反比。如果说小学生带眼镜是实属罕见，那么高中生不带眼镜会让人觉得奇怪。我曾经清楚地数过，50多学生的班级，初一戴眼镜的有十五人，初三有二十八人，高三不带眼镜的仅七人。尽管这些抽样的数字带有偶然性，但这中间的必然性会让我们重新来审视我们精心耕耘的教育的效果、我们所有的教育者呕心沥血绞尽脑汁披星戴月的付出的价值。

十四五岁是五彩斑斓的年龄。所有的个性却被形形色色的纪律规则约束着，张扬的个性被压抑着，永远是清一色的校服，鲜艳的颜色、新颖的款式都是可望而不可求的奢侈，偶尔闪现的念头也会被学生的头衔扼杀。一尘不变的是齐耳的短发，马尾辫似乎不属于她们，面对琳琅满目的发卡只能把留恋的目光遗失在遥远的幼儿园时代，克制。压抑。遵规守矩。父母、老师不厌其烦喋喋不休的说教足以让她们的耳朵起茧，早已如肌肉般粘贴在骨髓上，不敢轻易触摸。

十四五岁是活蹦乱跳的年龄。课间十分钟被敬业的老师所谓善意的剥夺掉二到三分钟，甚至更多。学生匆匆地奔向厕所，那预先设置的铃声不会因学生的特殊情况或人多排队而推后一秒钟。等匆匆一路小跑地推开教室门时，老师已经滔滔不绝口若悬河地开始了不厌其烦的讲解，众目睽睽的扫射下校服都按捺不住那颗活蹦乱跳的心。只能把等待的目光伸向四十分钟的活动时间，但也会被徒有虚名的“活动”罩上失望的色彩，气还未来得及出顺畅就被召唤回教室，那颗机械的头颅被那深奥抽象难缠的习题迷宫般地牵制，被那今日记住明日就忘记的英语单词苦苦地折磨，那厚厚的镜片下便又多了一双聚精会神心无旁骛的眼睛。那就把希望的蓓蕾植在双休日吧，可哪里还有双休日？初中生的双休日早已换了名词，叫补课日抑或叫作业日；高三的学生只能在半休日中喘口气了。

有位作家曾说过：我们演算过的一切，上帝已经演算过了，我们的存在仅仅是为了无数次的验证。起初我是持怀疑态度的，这不是对整个教育的全盘否定吗？既然已验证过了，又何必再搭上整个青春做这些无聊的验证呢？但今天看来，这话不无道理。随意强奸学生的休息活动时间，换来的是眼镜厚度的增加，还有被枯燥无味的生活折磨、被升学压力摧残的失去快乐的脸。他们被无情的现实拉入这千军万马浩浩荡荡过独木桥的行列，来自桥那头的诱惑力深深地把那镜片后面的眼睛吸引，哪怕是为它“衣带渐宽终不悔”，哪怕是“为伊消得人憔悴”。可狭窄的桥面怎能容得下如蚂蚁般的他们呢？掉下来的不甘心，又继续复读，积攒浑身力量重复着那噙着苦水的日月，为的是金榜题名时的欢欣，尽管不能象范进中举那般喜极而疯，那掩饰不住的笑容也终于难得地挂在本属于他们的脸上，黯然神伤的眼中久违的光芒也会透过镜片发射出太阳般的灿烂。那些大部分的过不去的只能把羡慕的目光留在深深的叹息里，在漫长的求学路上，有多少真正的快乐属于他们？他们身上的闪光点谁帮助他们发出耀眼的光辉？他们还未来得及显现的潜力又是被谁扼杀了呢？

沉重的书包压着了他们孱弱的身体，摧毁着他们的精神。书包塞得不留缝隙，书桌里堆着如山般的资料，习题、草稿纸的数量恐怕得用吨来计算，重复的是不变的姿态，变革的是增多的课本和下降的视力。每天单调地复制着，家、学校两点一线的距离上也顾不得驻足欣赏一下路边的风景，甚至连阳光的味道也来不及品尝。满眼的习题，满脑的思索，也许会有经历过艰难之后突然的灵光闪现，也许会有从复杂迷宫里挣脱的快意，但随即就又会陷入新的艰难和迷宫，在那片沼泽地里努力地挣扎，因为前方的那盏灯正睁着蛊惑的眼睛。

然而，站在灯下的他们，俯身回望他们所做的一切又有多大的意义？那些枯燥的演算对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又有多大的帮助？仅仅是为了获得一份看似体面的工作？那么骨子里的那种潜在的创造力又遗失在哪里了呢？成堆的重复，机械的演算把方的早已磨成了圆的。这使我想到了有关发明创造的一组数据，纵观整个中国的历史，古代遥遥领先引以自豪的发明却随着清政府的无能急剧下降，尽管如今有上升的趋势，但与古代比相差万里，问题的根源在哪里？我想这应该是教育的导向性的问题吧。这么多的框框条条象那副厚厚的眼睛一样罩住了那些思维的灵感，还来不及檫出火花就已被成堆的作业淹没。

看着这满教室闪亮的镜片，我的思维不由被拽回到我们的青春年代，眼镜根本不属于我们那个时代，偶尔有佩戴的便觉稀奇。书包里能数得见的几本课本便是我们所有的“家当”，太阳还没落山我们早已扔下书包挎上菜篮去做我们永远喜欢的作业，在大自然这个神奇无比的课堂里挥洒着我们的青春，肆意着我们的快乐。我们获得的书本知识不及他们，但能力未见得就比他们弱，关键是我们的快乐他们怎能比及？

作为教育工作者，有时我真的觉得我是扼杀他们创造力的协助者或者叫实施者，我也只能把我的意识化作微弱的声音呼吁所有的教育者，透过那厚厚的镜片去看看那些呆滞的目光，去触摸一下他们的灵魂，问问他们真正需要什么，这个社会又真正需要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