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割资本主义尾巴”

1975年的春天，我们百官大队第五生产队根据文革形势的需要，也是为了贯彻执行上级的指示，成立了“理论学习小组”。

组长由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兼党小组长赵百均担任，我也被通知参加了。这个小组的成员在我的印象中好象没有几个人，我现在还能够记起的还有赵岳标、朱友龙等人。

哪年头，政治挂帅，农村的革命也是抓得很紧的，隔三差五地经常要举办学习政治的社员大会或召开批判斗争的群众大会。

但我们这个小组却每星期都要组织几个晚上学习政治文件和报刊文章，有时遇到天下雨就会整天坐在办公室里学习。

我是刚从春晖中学高中毕业回队务农的新农民新社员，书生气十足，思想也比较单纯，对学习一点也不马虎含糊。

当然，下雨天别人在家休息，而自己则能坐在办公室轻松地学习学习，还能挣到工分，觉得这是一件大好事；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直至毛主席逝世的那些年头里，农村革命的主要任务除了“批林、批孔”之外，就是“割资本主义尾巴”的一件大事。当然，所有这些都属于“阶级斗争”的范畴。

1973年8月24日至28日，中共十大虽然召开，可还是继续了九大“左”的路线，号召全党“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而一代伟人毛泽东在1974年10月至12月的几次谈话中，又相继提出了若干有关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问题。

在十大“左”的路线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指导下，全国各地在经济领域掀起了反对“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斗争。

当时，中共的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等刊物和地方党报连篇累牍地刊登了列宁关于“小生产”是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以及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评论文章。

文章认为在中国的社会里虽然资产阶级消灭了，但还有不少资产阶级思想和资本主义的痕迹还存在，这些遗留的痕迹就是没有被彻底消灭、留下来的尾巴，就是“小生产”。

这“小生产”是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条件或土壤，所以要彻底地铲除干尽。

按照当时报纸上的说法，“剩余生产会产生资本主义，家庭不能有剩余生产。”“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次群众性的运动叫做“割资本主义尾巴”。

那么我们第五生产队“理论学习小组”学习了这么多“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之后是如何“割资本主义尾巴”的。

现在回顾头来再看看，简直太滑稽了也很搞笑！

当时是这么理解的，只要不是生产队分配给社员家的房前屋后空闲之地，那怕野岭荒山，宁愿让地闲着，也不能偷偷地种植自己吃的蔬菜；更不要说种植是拿到市场去卖的蔬菜。

总之，不许社员有计划外的家庭副业，不许社员私自搞养殖和种植。这些都要被禁止的。也是非割不可的“资本主义尾巴”。

如果社员家里是生产队分配的私有地上种植的蔬菜，自己吃不完而拿到集市去卖的，就没事，不属于要割的“资本主义尾巴”。

理论联系实际，终于行动了！

有一天下午，赵百均书记组织了我们“理论学习小组”的所有成员出动，亲自带队，让我们肩扛“括子”手拎镰刀等农具，去“割资本主义尾巴”。

我们一路行走一路扫荡，赵百均书记凡是看到社员私自种植在开荒地里的作物，什么南瓜呀，什么青菜呀，什么什么蔬菜，就会下命令让我们统统都削掉，拔掉，现场是一片狼藉。

这使我很惋惜也很惊讶，我真懵了！

原来所谓的“割资本主义尾巴”，就是把本队社员起早摸黑、辛辛苦苦栽种的作物连根拔掉。

我也是农民，农民种些东西养家糊口是多么地不容易！

尽管我的心里想不通，也不乐意做这种缺德的事，可我不敢讲，更不敢流露在脸上。这毕竟是领导的指示，我不敢公开反对。

我环顾左右，看看同去的人，大家的表情都不太自然，颇为尴尬。

事有奏巧，我们走到了百沥河(在如今汇龙山庄河边)的岸边，碰到了不知谁家放养的许多鸭子在公家水稻田里寻食。

于是，赵百均书记一声令下，大家蜂涌而上争相抓鸭子，抓住就高高举起用力甩死。

我从小不吃二只脚，抓鸭，我不行。

我师兄朱友龙最内行，他抓鸭子很有经验。但见他手到擒来，一会功夫，就大获全胜，所有下田的鸭子全部抓住，然后一一摔死。

抓鸭子，我看大家一改前颜，兴高彩烈，毕竞鸭子偷食在先，还有点理由。

可惜鸭子的主人家倒霉了！

鸭子处理完了，赵百均书记也让我们打道回府了，回队部去学习，终于结束了这次“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行动。

从此以后，“理论学习小组”还是继续学习，但再也没人提什么“割资本主义尾巴”。

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割资本主义尾巴”，尽管有冠面堂堂的理论根据，但我们的这些刀斧手行为一定是荒唐的，损害了农民的切身利益，领导也只是迫于当时的政治形势所为。

不管怎样，我们也是社员，我们也是农民……